王 益
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主权信用风险与银行信用风险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
Adrian Alter,Yves S.Schüler(2012)[1]阐 述 了 银行业援助计划对主权信用风险和银行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在该文中对两者关系的变动做出了假设并以有关数据进行检验。他们假设在实施银行业援助计划以前违约风险主要来自于金融部门。在援助计划开始实施后,由于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的风险转移(the private-public risk transfer),主权违约风险对于金融部门波动的敏感性开始增加。此外,他们认为在救助计划实施后各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信用的影响,并根据各国不同的银行业救助计划呈现出相应的特点。
Wolfgang Lahmann(2012)[2]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反应检验的方法,对2005年10月至2011年4月的数据进行了四阶段测试,分析了主权信用息差和银行部门息差(credit spreads)之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s)。该研究表明,在主权债务危机开始之前,在银行违约风险和主权违约风险之间很少具有区域间的传染效应。然而在主权债务危机开始之后,他们观察到在主权信用违约掉期(sovereign CDS)和银行信用违约掉期(bank CDS)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传染效应,而且这一传染效应在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尤为突出。同时发现,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银行违约风险对于主权违约风险的影响不断增强。这也反映出金融危机中国家为其金融部门的负债不断增多。这一发现在很多为其银行业部门提供大量财政支持的国家中得以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