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春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
《新青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乃至新闻传播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学术界也从文学史、思想史、传播史等不同视角对《新青年》杂志做了大量的充分的研究。其中张宝明教授的《“主撰”对<新青年>文化方向的引领》(以下称《引领》)一文,通过大量的史料与分析详细地阐明了作为主撰的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转折与发展的精神历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可谓是目前学术界从编辑社会学角度对 《新青年》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不过,该文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有几处提法与事实有所出入,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者对《新青年》编撰问题的相关看法与判断。因关乎到“五四”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史实问题,特此指出并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敬请张教授以及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引领》一文在论述陈独秀对刊物的“引领”时认为:在《新青年》“由一人主撰到轮流编辑、由个人领唱到多重唱、由一人导航到齐头并进的短暂过程中”,在“诸如思想争鸣、文化选择、贞节问题等等讨论都可以让轮流主持者各领风骚、独占鳌头”的“放”得最开的时段,陈独秀“对其情有独钟的定位却一刻也没有让步过、退缩过”。为证明这一观点,作者在下文写道:
割舍不断的政治情怀既使陈独秀一直保持着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也同时埋下了群体分裂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