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现象”走向“贵州奇迹”
——本刊记者赴京专访胡鞍钢博士

文Ⅰ本刊记者 喻丹

从“贵州现象”走向“贵州奇迹”
——本刊记者赴京专访胡鞍钢博士

文Ⅰ本刊记者 喻丹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建议权

《当代贵州》：胡教授您好。1995年前后，您提出了一个“贵州现象”。您的这一观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背景吗？

胡鞍钢：其实在1993年7月我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1994年我撰写了《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地区之间绝对差距在扩大的趋势已经构成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严峻挑战。也就在这一年，我一共去了四次贵州搞调研，行程达3千公里。在去贵州之前，我已经拟定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这本书的提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索取了该提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建议权。《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1995年出版至今，仍然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经典读本。

《当代贵州》：历史会记住您的贡献。您还记得当年在贵州调研时的感受吗？

胡鞍钢：当时贵州的落后令我震惊。我在北大荒当过知青，在地质勘探队当过工人，早就感受过农村贫困状况。但是贵州有的地区极端贫困落后的程度还是令我震惊，给我的心灵极大的冲击。当时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搞了45年，改革开放也搞了十多年，却跟这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充分地意识到：地区贫富差距扩大，将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构成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