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海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1]“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乃是当地的习惯法。汉王朝攻灭卫满朝鲜(前194-前109)后,在其旧地设立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承认以“犯禁八条”为主要内容的当地习惯法继续有效,这是中国历史上惯用的因俗而治做法在当时的一种具体实践。
之后,随着以商人、官吏为主的内地人的涌入,四郡地区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原有的习惯法已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当地官府陆续发布了一些单行的成文法令,最后积累到了六十余条的规模*[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中华书局,1973年,第2817页。。从制定这些法律的基本背景乃是内地人盗窃行为的增多,及古朝鲜本来就特重“盗”法的情况看,惩治盗窃犯罪的法律当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既然在“犯禁八条”中已有制盗之法,当地官府为什么还要另立新法呢?我们认为原因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