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昕
“月光死了!”二十世纪初,年轻的未来主义者们提出这样的口号,激进主义姿态使他们宣称要毁灭一切旧日的“肮脏”与“腐朽”,追求速度、力量和技术,将所有与之相悖的艺术都贬斥为“过去主义”。这种源自先锋派内在诉求的现代性焦虑,是艺术对体制及其自身的自我批评,在推动当代艺术走向多元的同时,也使规范和标准变得支离破碎。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这股解构的力量从未消遁,2000年前后,一批年轻的写作者以迥异的审美体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景观,也为自身获得了“80后文学”的命名。此后的十余年中,“80后”作家逐渐发力,并在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下占领了市场。想当初,这一略显粗暴草率的代际划分曾经引起很多年轻作家的不满,认为其自身和作品的独特性被抹平;也曾因为“80后”内部的分野而引发“谁能代表80后”的讨论。而今,当这群写作者从“写手”纷纷成长为“青年作家”时,身份认同的困境逐渐消弭,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
“80后”作家们全面否定了上一代作家的影响:“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肯定是受过先锋派的影响,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不一样,但后来却发现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存在的作家们,如今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我们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一批作家”,“上一辈作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