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东旭
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刘震云这样,将目光如此深切地专注于“前现代”中国“底层”的精神世界,他似乎用很“传统”①的笔墨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幅朴实的中原乡土生活图景,交代了一个又一个的零零碎碎的事件。在这一幅幅琐碎的画面里,一颗颗孤独的灵魂和为摆脱这孤独而奔波找寻的心呈现在我们面前。
小说分为上篇《出延津记》和下篇《回延津记》,上篇是以杨百顺的人生成长经历为主线,通过他为生计问题的奔波,叙述了他与“底层”各式各样职业(剃头的、杀猪的、破竹的、挑水的)人的交往过程,展示了他个人在谋生过程中的人生困惑和“底层”世界里一个群体的精神困境。下篇叙述了杨百顺的后人牛爱国在自己婚姻上遇见问题时,与三个“说得着”的朋友交互往来的经历,展示了个人人生摆脱孤独困境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徒劳。“《一句顶一万句》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像出版宣传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比《百年孤独》还‘孤独’十倍,而且在于它表达了中国人的寻找。”②“一句顶一万句”,这种对“言说”本身的偏执般的在意和注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心理上的孤独感,又承担了“拯救”人们摆脱孤独的大任,对于那些没有言说权利和言说习惯的人,寻找“说得着”的人成了他们毕生的追求。
小说一开始,刘震云就从两个“言说者”关系入手,探讨人的孤独性存在问题。卖豆腐的老杨跟赶车的老马是好朋友,老杨有什么事都找老马说,但老马却从心里看不起老杨,什么事从不跟老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