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庭兰
(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冯煦曾说:“剑南屏除纤艳,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提要》以为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是也。”[1]357此番论断虽不无过誉之处,但却相当准确地指出了放翁词的诗化创作倾向。无独有偶,王士祯在《倚声前集序》中也说,宋词“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尽其变,陈、刘其余波也”。尽管这一论断是专门针对豪放词派的发展演变而得出的结论,但在某种程度上亦表明,陆游词作当属于“变体词”的一种,而非词之“本色”,即陆游顺应了“诗词合流”的文学发展大潮,以诗法、诗句入词,融铸剑南情韵,拓展了词的表现手法,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艺术境界。因此,若要深入探讨宋词的发展演变,就必须重视放翁词的文学研究。
一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330这表明,任何一种文体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会随着社会时代以及文学风气的改变而变化,词也不例外。“词的体式具有一体多式和一调多能的‘弹性’,这又为词人的自由抒情和创制‘变体’提供了宽广的文学舞台和宽松的艺术空间。”[3]360据于此,笔者以为,放翁词的诗化创作倾向,既与词人的文学观念有关,也与宋代的文学环境以及苏轼词风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文学环境看,伴随着诗词合流的文学大潮以及时代的剧变,宋代词坛始终存在着一股与时俱变的文学变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