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达兑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晚清西学徂东,借道翻译,而致改造中国之鹄的。制约翻译政治性的主因,一在国族或时代的意识形态,一在译者的诗学取向。〔1〕晚清译者事功之时,其诗学取向往往受意识形态影响,可谓之政治性审美。至若文学翻译一途,诸多译者虽言之在彼,其意仍是念兹在兹于现实。政治焦虑压倒审美取向,因而晚清文学译著呈现出说教的倾向。
识者尝论,翻译策略有归化、异化两途。〔2〕“归化策略指译作迎合本土文化的主导价值标准,对外来文本采取一种保守的同化方法,用以维持本土准则、出版潮流和政治力量组合。异化策略则与之相反,指译作通过利用边缘文本、寻绎被本土准则摒弃的外来文本、重新发现边缘价值、酝酿新的价值(例如新的文化形式)等途径,来抵制、修改本土文化的主导价值。”〔3〕归化、异化之说趋于两极,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本着归化之心的译者,不可避免也有异化的趋向,毕竟是引入一种异质文明。反之,本着异化策略的译者,因使用本土语言和字汇,也不自觉地有归化的可能。再者,在归化异化两说之外,另有一种路向,即为调适的策略——中外无分彼此,共为体用而取其中极。由此三种主要路向出发,晚清翻译有三个主要系统:即归化、异化和调适。恰好这三个系统,各为晚清译业贡献了一部名著《鲁滨孙飘流记》(原著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下简为《鲁滨孙》)。故而,下文以《鲁滨孙》的晚清译本为中心,具体解释三个翻译系统,并对各个译本的翻译政治性细作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