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祖平论杜甫与杜诗辑佚

熊飞宇

作者:熊飞宇(1974－)，男，重庆图书馆馆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重庆抗战文化，400037。

因人废言，是学界无可奈何的积弊。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邵祖平因曾遭受鲁迅先生批评，在建国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其成就与贡献，长期以来鲜有论及。现将其履历简述如下。邵祖平(1898－1969)，江西南昌人。字潭秋，别号中陵老隐、培风老人，室名无尽藏斋、培风楼。早年肄业于江西高等学堂，为章太炎高足。1922年后历任《学衡》杂志编辑，东南、之江、浙江大学教授，章氏国学会讲席，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书，朝阳法学院、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建国后，又任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青海民族学院教授。由此观之，邵祖平与四川结缘甚深，也曾游历杜甫草堂。

对于杜甫及杜诗，邵祖平有精到的见解。其相关论述，主要见诸《唐诗通论》、《读杜劄记》和《杜甫诗法十讲》。1922年，邵祖平在《学衡》第12期发表《唐诗通论》。文章前半部分，后以《全唐诗说》为名，重刊于《东方杂志》1947年第43卷17期。另一部分，则以《全唐诗评》为题，载《东方杂志》1948年第44卷第2期。邵祖平曾为《学衡》杂志撰《无尽藏斋诗话》，成读杜数十则，但未尽印布于世。后以课余，于1932年立冬日，约成二十条，题为《读杜劄记》，刊《学艺》1933年第12卷第2期。1945年，《文史杂志》第5卷第1、2期合集刊其《杜甫诗法十讲》，勒为审体裁、明兴寄、探义蕴、究声律、参事实、讨警策、辨沿依、寻派衍、较同异、论善学十端。同年，又在《东方杂志》第41卷第1期发表《杜诗精义》，则仅有述抱负、明兴寄、探义蕴、究声律、参事实、讨警策六目。现就其主要内容，重新疏列排比于后。

杜甫其人。颂其诗，必先知其人。欲读杜诗，必先明杜甫，这是开宗明义第一事。《读杜劄记》将此列为头条。《旧唐书·文苑传》谓:“甫性褊躁，无器度”，《新唐书》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浇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事君、交友二端，实杜甫一生的大节。在邵祖平看来，杜甫为人尚有二端足可称述，一是“情真”。“情真”者，诚爱充盈，遇物固着，忽悲忽喜不知为累，故于其君，于其国，于其友，于其弟，于其妻，于其子，无不一往情深。二是“气豪”。“气豪”者，天姿英迈，不屑软贴，睨傲狎荡，遇事便发①(247)。《杜诗精义》之“述抱负”，针对《唐书》的讥病，认为杜甫实有大抱负，不过“所如不偶”而已②(63)。“劄记”二十进而指出，杜甫初有用世之志，许身稷契，兴忧黎元，是其本色。然自《三大礼赋》一动人主之后，即遇乱离，遭播徙，辛苦拜左拾遗，而终以救房琯之故，不蒙肃宗省录，自是阶进之望绝无，前后依严武，得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卒，欲往依高适，适又亡。于是终为漂泊之人而竟客死耒阳。考其诗篇，有可悲感者。“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虚名但蒙寒温问，泛爱不救沟壑辱”;“独鹤不知何事舞，饥鸟似欲向人啼”;“北归冲雨雪，谁悯敝貂裘”，皆兴悲于不可悲之地。杜甫的遭遇，只能指证肃、代二主的刻薄少恩①(256)。

“诗史”与“诗圣”。老杜之诗，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集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罗景纶以为诗中之经，杨诚斋以为诗中之圣，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各衷一是。对“诗史”一说，邵祖平颇不以为然。《全唐诗评》的“盛唐诗评”指出，人以其善叙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号为“诗史”，实则晚唐文宗时，始有“诗史”之目。盖因“江头宫殿锁千门”记宫室，当时为人主者，欲借诗人成句以兴复土木;为人臣者，则欲拈诗人成句以捷给塞问，并非真正要尊为“诗史”。而宋仁宗问近臣唐时酒价，近臣则告以“急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制铜钱”。《新唐书》于是掎摭细说，尊杜为“诗史”，却不知“诗史”距“诗圣”尊号甚远。诗惟称圣，温柔敦厚，兴观群怨，始有意义与其价值。若只纪事纪言，又何足言贵。至于杨万里《江西宗派图序》尊杜甫为有诗以来第一大诗阀，则更为可笑③(41)。在《杜诗精义》和《杜甫诗法十讲》的“参事实”一项中，邵祖平明确指出，杜甫部分诗篇，确有诗史意味，但有主观判断与文学组织，所以今日尊杜甫，当尊其为“诗圣”，不当尊其为“诗史”。不过，其诗中所叙述的时事，即所谓诗之本事，也可以事实目之。②(67)④(16)正是在此意义上，“十讲”之“较同异”强调说:《杜工部诗集》，不但为唐玄、肃、代三朝的诗史，也是杜甫一生的起居生活史④(25)。

虽不赞同“诗史”这一名号，但邵祖平仍认为杜诗绝似《史记》，读者当具一副眼目对观。《唐诗通论》引叶梦得之语，谓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初不以叙事倾尽为工，至老杜《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乃如太史公纪传者⑤(11)。“劄记”十一对此多有分剖。《北征》、《奉先》诸诗似《高祖项羽本纪》;《八哀》、《诸将》诗似《萧曹世家》、《淮阴黥布列传》;《丽人行》、《哀江头》诸诗，似外戚世家;《马》、《鹰》、《义鶻》诸诗似刺客列传及游侠列传;《堕马》、《赠友》诸俳谐体，似滑稽列传。其他尚多相类，不能一一比合。而老杜的好“奇”，尤与史公相似。其诗喜用“苍兕角鹰”，“骐骥凤麟”，“赤霄玄圃”，“死树鬼妾”等，亦如史公好述“白昼杀人”、“刎首谢客”、“悲歌慷慨”、“箕踞骂坐”诸事，此虽仅就其纤小处推言，然就其一生而言，固无所而不遇①(252)。

李杜优劣论。严羽论诗，认为诗有九品，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惋。其大致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著痛快;极致有一，曰入神，惟李杜得之。对此，邵祖平提出异议，认为严羽虽知之，却言之不详，且以李白对举，易惹起文学中的李杜优劣论，故不足取。但邵祖平论杜，自身并未逃出这一窠臼。《唐诗通论》秉承旧说，认为唐诗分自然、工力两大派。至李杜，天才学力，两臻绝境。李白为“自然派之神而圣者”，杜甫则是“工力派神而圣者”⑤(6)。“盛唐诗评”即展开二者之间的比较，其间自有高下显见。首先是五古。杜甫不似射洪(陈子昂)、曲江(张九龄)，仅有冲劲清夷之致，而是更加恢宏广丽，其抉情指事、顿挫拗宕处，读者莫不得尽其情，虽李白不能望其藩篱。此体自杜甫开唐调，而李白仍停留在摹古的层面，未能自开生面。其次是歌行。杜甫多以古文笔法为之，故其气骨苍劲，造语横绝，同时除太白外，无敢近之者。再则是五七言律诗。此为杜甫绝技，悲壮雄浑，千古一人。即论其绝句，亦惟一独具之面目。他人则悉多平调，此独戛戛独造。惜其源不从乐府出，以此逊太白一筹③(41)。“十讲”之九，则有更详尽的分析。不过此番比较，更着眼于异同而非优劣。太白与杜公有相同处者:一，太白抗心希古，志在述作，以垂辉千春自任。杜公气劘屈贾，目短曹刘，以垂名万年自居。二，两公俱怀壮志，欲扶社稷。杜公稷契自任，李以太公望、管仲、诸葛亮自比;好谈兵，《唐书》并称其高而不切。三，两公胸次宏阔，洒落不群，俱欲突破天网思出宇宙。四，李杜挺起开元间，七言歌行一以古文笔法出之，格势高老，雄跨百代。相异处者:太白诗从国风、离骚、汉魏乐府、鲍谢诸风人出，多得风人之旨。子美诗从二雅、苏武、李陵、十九首、曹氏父子、陶渊明诸人出，多合于诗家之轨。李云:“借问以何日?春风语流莺”。杜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其趣致不同。此其一。太白旷代仙才，人中奇逸，作诗不耐拘束，豪而见率，故其七言、五言律诗均极少。惟五绝七绝，太白为之，飞行绝迹，极合其纵恣之性。子美则受才雄博，侈情铺陈，精言律理，于诗体除五、七言绝句自开一派不为当行外，他体殆无不雄浑，无不精绝。而五言排体，七言律诗，无不超轶绝伦，非太白所可望。此其二。太白长于学，为人颇近战国时的纵横家，又稍有道家神仙黄白之意，故其诗随处可见乘云翔凤、飘风骤雨之致。谈笑却秦，指麾楚汉，是其心志所在，故于安史犯阙之际，不思勤王，不奔行走，反欲事逆王以取功名，殆有琴瑟不调甚者得为更张之意。其弊在于学未沉着，识未稳定，不及子美“麻鞋万里，远趋行在，嫉恶如仇，事主尽年”那般可敬。这并非因为杜甫之才优胜李白，而是子美好义心切，法自儒家得来，诗的修养远过太白，所以子美述古数章，沉博绝丽处，辄凌驾于太白古风五十首之上。子美识力深邃，寓感重大，不像太白惝恍无定，忽说辩士，忽说剑客，忽说神仙，忽说妇人，不知其宗旨所在。此其三。子美诗格所得者古重高老，拙大雄浑;太白诗格所得者，飘逸高旷，清新秀伟。太白不生于唐，则与鲍明远、谢玄晖诸人当并驱于六朝间;子美不生于唐，则有唐诗格，无以产生。此其四④(24－25)。

杜诗源流。所谓“源”，或言“渊源”与“沿依”。《唐诗通论》之五，即“唐诗作者师法渊源之概测”，曾引秦观的说法:杜子美于诗，实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长于豪逸，陶潜、阮籍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长于峻洁，徐陵、庾信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趋，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若非博采众长，杜甫也断不能独至于斯⑤(7)。《杜甫诗法十讲》之七“辨沿依”，称赞秦观灼见杜诗之集大成，最为通识。又胡应麟有言:“王杨之繁富，陈杜之孤高，沈宋之精工，储孟之闲旷，高岑之浑厚，王李之风华，昌龄之神秀，常建之幽玄，云卿之古苍，任华之拙朴，皆所专也。兼之者，杜甫也”。邵祖平认为此语甚是，但惜无诗例证明，故在《读杜劄记》之九剔取杜诗中足可掩盖诸家者，疏列其后。至于方回虚谷《瀛奎律髓》沈佺期诗评云:“学古诗必本苏武、李陵，学律诗必本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此数人者，老杜诗所自出也。”则觉其见稍僻④(20)。

吴沆《环溪诗话》云:“杜甫诗中有风有雅”。此论与山谷称杜诗表里风雅颂者相同。溯源探本，以杜诗分列风雅颂，深得古人意。陈柱撰《十万卷楼说诗文丛》，认为自《三百篇》至唐，诗体不外乎风雅颂三类，而以杜甫入于雅。对此，邵祖平则有所质疑。《读杜劄记》之三认为，杜诗初看本似雅，及加虚心讽咏，则觉雅者其外，风者其内，即令虽为雅诗，亦不能少风诗之描写。如《北征》前幅叙朝野多故，雅矣;后幅叙至尊蒙尘，亦雅矣。惟在中幅，则必叙“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诸语，以膏泽之，足见风雅之相须，如跫跫驱虚之不可或离。杜诗除风雅颂外，犹有骚之一体。诗骚以外，次当更求汉魏乐府六朝诸家诗①(248)。再则是《文选》。唐人重《文选》，杜诗中即有“续儿诵文选，熟精文选理”一语。“劄记”之四对此有所寻绎，举其学选诗者如次:《历下亭》云“修筑不受暑，交流空涌波”，似刘公幹;《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云“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似大谢;《夏日李公见访》云“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似陶公;《园官送菜》云“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轩”，似鲍明远。其他如“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清晖迴群鸥，暝色带远客”，并可乱陶谢集。而《同谷七歌》脱胎于张衡《四愁》，《八哀》祖述于沈约《怀旧》，并不稍爽①(249)。合观上述各例，足知杜诗渊源有自，波澜不二。但杜诗颇多创造性的转化。“劄记”十五云:古诗“荣名以为宝”，老杜反之曰“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虮虱”;曹子建诗“俯身散马蹄”，老杜因之曰“归马散霜蹄”;阴铿诗“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老杜即之曰“月明垂叶露，云逐下山风”;何逊诗“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老杜继之曰“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谢灵运诗“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老杜改之曰“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宋之问诗“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愁一重”，老杜约之曰“一重一掩吾肺腑”;骆宾王诗“诸葛才雄已号龙，公孙跃马轻称帝”，老杜综之曰“卧龙跃马终黄土”①(253－254)。其间虽有工拙不同，而一经点化，便是杜甫自己的作品。

所谓“流”，或言“派衍”。杜诗开派论，初见于孙僅《赠杜工部诗集序》，以为杜甫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虽得其奇偏，尚轩轩然自号一家。《唐诗通论》之五已略有论列⑤(8)。但邵祖平却认为，晚唐诗家学杜者，尚有李商隐其人，孙僅略而未言，故在《杜甫诗法十讲》之八“寻派衍”中加以补叙。义山摹杜，气貌逼真，其集中有《杜工部蜀中离席》七律一首，置于杜集中，可乱楮叶。唐诗开启宋派者，多为白体、昆体、晚唐体，而最著者则是杜甫。其生涩瘦硬，即为宋贤所师。西昆体是杜诗的支裔流派。江西诗派也是。方回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其间山谷得杜之高妙，后山得杜之精炼，简斋得杜之宏放。盖杜诗如长江大河，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一变而为郊岛，则无寒潭止水，清澈而无洪浪。再变而为义山、西昆，则如清涟縠纹，绮美而少实用。三变而为江西，则如盘涡急湍，能者操舟，仅无倾覆而已④(23)。“劄记”之十，更有细绎。如《戏简郑广文》云“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山谷诗即每挹此风趣。《万丈潭》云“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后山亦每喜此句法。《水阁朝霁》云“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范石湖平丽处似之。《岳阳楼》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剑南感愤国事诸作，大抵类此。《送辛员外》云“细草流连侵坐软，残花怅望近人开”，半山“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取此而更为工致，惟句中之“因”字、“得”字，终是宋人语，不及杜甫气象之浑融无迹①(251－252)。唐宋之判，也可由此见出。

杜诗残膏剩馥，沾溉百代，学者敝精殚神，心摹手追，不乏其人。然如东坡句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学之不善者，多袭其皮毛，遗其神髓。仇沧柱云:杜诗句法，后人用之而工拙不同。统观工部全集，学之无病者，十得七八;学之不善徒增疵纇者，亦十得一二。子美诗朴而近俚，故欧阳修不喜其“老夫清晨梳白头”，“垢腻脚不袜”。王士祯则直讥为村夫子。若无惊才劲气、丽思翰藻以副，不过徒见其粗拙可笑。因此，《杜甫诗法十讲》又别列“论善学”一节④(27－28)。其得失，则见诸《读杜劄记》十九。学杜者，得其雄浑固难，得其简丽亦不易;得其拙厚固难，得其新秀亦不易。而世俗之学杜者，往往于其悲天悯人忧叹内热者求之，而不知老杜逸情野趣，深自媚悦者，固亦有在。读《奉先》、《咏怀》诸诗，苍莽郁结，想见其为人，及其濡笔作《游何将军山林十五首》，又复赤舄几几，雍容闲豫，退食自公，纡徐委蛇，其名贵气象，非盛时人物莫辨。而近世学杜如吴陋轩者，则寒窘逼仄，满纸酸鼻，盖不仅有草野气，亦更兼酸饀气。推究起来，境遇的不同是其一，更主要的还是胸襟学问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古今诗人学杜甫者虽多，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邵祖平以为仅李义山、黄山谷、元遗山三人而已!李学杜得其深，黄学杜得其奇，元学杜得其大(元遗山《论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皆若似杜而非杜，非杜而似杜，既不甘为古人臣仆，亦不忘其初祖，此真善学杜甫者。其他如张籍之古淡，姚合之海切，贾岛之僻涩，嗛嗛之德，不足有。后山、简斋与山谷并学杜，虽号为“三宗”，实则后山学杜失之隘(后山句如“飞萤元失照”、“寒花只自香”等于硬黄褟帖矣)，简斋学杜失之晦(简斋诗典实太多，佛乘道藏，尤贪用)，非山谷之比。陆放翁受诗法于曾茶山，然曾诗局宇不敞，绌于才气，至放翁则声势壮弈，才思烂漫，不仅青蓝寒冰，突过乃师，且遥与浣花异代相视如两雄。盖陆放翁得杜之心气，虽貌不为杜，然较之终日矻矻师杜者，其成就已不可同日而语①(255－256)。

杜诗体裁。诗经立诗教之本，楚骚为词赋之祖，垂为体裁。至后世所谓古今诗，依时期演变，可示为三体，即汉魏体、唐体、宋体。其中唐体为诗中脊干。杜甫为审言之孙，生睿宗末叶，承其家学渊源。诗体灿备后，无须别创新体以骋其才情。然不变之中，有矫变，有恢廓，如五言古诗，穷极笔力，扩张境界，不觉自十韵展为五十韵《自京赴奉先咏怀》，又展为七十韵《北征》巨制。五言排律，更务铺陈终始，排比声韵，故《秋日夔府书怀》，则已展至一百韵。七言古诗歌行体，气格苍老，雄跨百代。如:“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李潮八分小篆歌》)，以古文笔法出之，大矫初唐绮靡纤巧之习。“劄记”之八，以为老杜七言歌行，其雄悍处不可及，其拙厚处亦不可及，关键在其于换韵紧前一联，惯用对语，以厚其势。宋人学老杜七古者，固不乏人，但只学得声势流转，峭拔廉悍，于此处似尚未窥见①(250－251)。五言律诗则有扇对格、四句一气格、八句一气格。七言律诗，则变体尤多，有自第三句起失粘落平仄格，有自第五句起失粘落平仄之折腰体，有颈联腹联均失粘落平仄格，有第五句起不粘第七句后复不粘之落平仄格，有拗体，有吴体。杜诗七律泼辣悲壮，字字威棱逼人，考其谋篇之法，惟在得势。“劄记”十二认为一篇重心，尤在颔联。颔联得势，则后半幅不患无腾坡走阪之致。《有客》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野望》云“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登楼》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秋兴》云“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等，皆各律颔联，而为一篇警策①(252－253)。七言绝句，有律体之绝句格，有拗体之绝句格，有第三句呼应第一句、第四句呼应第二句之口号体。杨仲弘《诗法家数》云:“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若以此说绳少陵绝句，则其所作，几全无主句，不过是对列二联而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究竟有何关涉?此杜甫于绝句本无所解之证(胡应麟语)，无怪人以半律讥之。那么，工部集中难道就没有绝句可诵?曰:五绝得《归雁》，七绝得《赠花卿》。“肠断江城雁，高高正北飞”;“此曲只应天上，人间难得几回闻”，神味既不在王龙标、李青莲之下，也与杨仲弘的矩镬相符。乐府方面，不袭旧制，大创有唐新乐府，如“三吏”、“三别”、《哀江头》、《哀王孙》、《兵车行》、《洗兵马》皆是。更有《曲江三章章五句》学诗经格，《桃竹杖引》学骚体格，《杜鹃》学乐府诗江南曲格，再加上写琐事、纪风土的俳谐体，无不是杜甫炉锤自具、方寸独运的新体变体诗，所以，究杜诗者，对此当首先审认清楚④(7－9)。

杜诗声律。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其精稳惬律处，常得力于改诗，故曰:“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又曰:“新诗改罢自长吟”。杜诗声调，可以“悲壮沉浑”四字概括，却又不能尽赅其能事，也有奇创险急之作，如七绝，子美就曾自创一种拗体，崒嵂不平，错落排奡，最为特殊，不容他人仿效②(66)。杜诗声律，不唯近体中具之。《容斋随笔》载张文潜暮年常喜哦《玉华宫》五言古诗，至三日不绝口，何大圭请问其故?回答说:“此章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盖好其音响节奏至深。对杜之五古，邵祖平最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第三首，每诵之，觉其清幽激越，如闻九溪十八涧之泉声活活，又疑环佩璆然。考其声律，则此诗凡双句第三字悉用平声，其所押为平声韵①(249)。又杜诗七古中最工丽而善焉喜情者，当推《洗兵马》第一，其音节亦极谐美，有丝竹之音，嘹喨悦耳。此外七古如《同谷七歌》，飒沓飘忽，悲凄哀诉，音节几疑神化。《哀王孙》、《哀江头》音悲而肃，《晚晴》音颓而放，《角鹰》音峭而急，读者熟讽，可得其妙。又七律诗中之拗体者，则首推《白帝城最高楼》，音节奇姿，令人不可捉摸，惟有叹此老伎俩之狡狯①(250)。

“神来说”。杜甫有文章通神之论，尝自状其诗，除“吾人诗家秀”、“诗接谢宣城”、“诗名惟我共”、“诗是我家事”、“语不惊人死不休”诸自负语外，其他如“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即自喻其成就之到;“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即自誉其思力之至;“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即自绳其气势之浮;“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即自譬其格律之细。舍“成就”、“思力”、“气势”、“格律”之外，尤有一必具之物，维何?《读杜劄记》之二认为是“神来”，故复补以数语:“诗兴不无神”，“下笔如有神”，“诗应有神助”，“诗成觉有神”，“文章有神交有道”①(248)。《杜诗精义》和《杜甫诗法十讲》有“探义蕴”一条，指出:这正是诗道的极诣，离去畦町踪迹，猝不可求。其中，神即理，理即义蕴。关于杜诗的义蕴，从其《写怀》诗，可略见一斑。“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顺幽独”。此儒家之哲理。又云:“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我不知，负暄候樵牧”。盖已深得印度哲学之髓，法执我执皆已尽忘。再云:“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这则是老庄绝学无忧、为道日损与不益生而达生的情怀。杜甫取精用宏，以儒家哲理，建立民胞物与的兼善思想;同时出入二氏之学，破除妄执，齐同得丧，从而铸成其思想与义理。正是在积学富理的基础上，诗方有神，神完而义蕴自足。在邵祖平看来，杜甫于三家思想之外，又有一种不夷不惠、非周非礼、亦儒亦侠的诗人思想，超然独存于天地之间。这种思想或精神，慈祥恺悌，通于 人 物，洒 落 飞 腾，绝 无凝滞②(65)④(11－12)。

杜诗抉微。自宋人“巩溪”、“岁寒堂”以来，杜诗诗话甚多，惟皆包论大体，鲜及纤细。邵祖平则从小处着眼，发现杜诗精绝处有二。其一，《李崆峒集》曾云:叠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得律诗三昧，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幛泰碑在，荒城鲁殿余”，前景寓目，后景感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诏从三殿去，碑刻百蛮开”，前半阔大，后半工细①(249)。古往今来，诗人虽众，然未有及杜子美者，以工致者少悲壮，排奡者寡妥帖。其中奥秘，在于杜诗阴阳之美毕具而极胜。子美有“马”、“鹰”、“画松”诸诗，后有“风雨落花”之什;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浑脱行》，后有“黄四娘家花满蹊”之作;有“子章髑髅”、“王郎莫哀”之词，复有“牙樯锦缆”、“香雾云鬟”之句，莫不阴阳并美，配置惬当。就其《北征》一篇来看，浑雄庄阔;而“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诸句，则又细熨妥帖，香泽动人。一篇之中，阴阳之配置尚如是，况与他篇相互乎?此杜诗之所以独绝①(254)。其二，少陵各篇起结必争，皆有奇采起句，如《天育骠骑歌》、《慈恩寺塔》、《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简薛华醉歌》、《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短歌行》、《王兵马使二角鹰》等篇，捉笔直写，奇横无匹。用比兴起者虽多，却是各诗家常用的手法，故无需标榜。结句如《章赠韦左丞丈》、《北征》、《洗兵马》、《忆昔》诸巨篇，足握全篇之奇，固不必论。他篇悉用一种开拓法，而常喜用一“何”字，如“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大雨》);“自古有羁旅，我何苦衷伤?”(《成都府》);“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藜?”(《无家别》);“若道巫山女麤醜，何为有此昭君村?”(《负薪行》);“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等等，余不尽书。反观宋之问“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司空图“味外味”，姜夔“有余不尽”，则难及此老后路宽宏①(253)。

“草堂”。草堂祠紧邻浣花夫人祠，杜甫卜筑幽栖之处。对此，邵祖平也有所质疑和考辨。其一，入祠门向左趋入，亭院洒落，有堂一所，中祀诗圣杜甫，左右陆游、黄庭坚配飨。放翁来蜀依范石湖，身世略同杜子美，但世代在山谷后。曾茶山私淑山谷诗，学而传授于放翁，放翁诗名虽在茶山上，但师承次第，不容凌躐，何以配飨诗圣，陆翁反在山谷之上?此邵之所未解。其二，考“草堂”一名，未至成都者，皆以万里桥西一草堂，即杜诗《堂成》一首之“堂”，纯为杜公自筑以幽栖者，而不知浣花溪先已有草堂。杨慎引《文选》注云:“萧齐周颙，昔经为成都令在蜀，至金陵时，以蜀草堂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寺。”可知蜀之草堂，原为一寺，子美不过依其地曲折而卜筑。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杜少陵在成都有两草堂，一在万里桥之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万里桥故迹，湮没不可见，或云房季可园是也”。综观各家记载，草堂寺最古，闻名于齐梁时。草堂自草堂，浣花夫人祠自浣花夫人祠，各不相涉⑥(31－32)。

对邵祖平的《唐诗通论》，杜晓勤认为，此著是20世纪对唐诗较早进行的系统研究，虽未能够完全跳出明清以来唐诗研究界“天分”、“学力”之争的框架，但对唐诗艺术特质的把握和唐诗优缺点的评述，深刻而中肯。其精彩新警的剖析，对当时文坛重宋轻唐的风气，引导学界重视研究唐诗，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⑦(71)。这是总体评价。其实，就其中论杜部分，又何尝不是如此!邵祖平论杜，显然仍未蜕去传统的点评形式，其遣词造句，也多采用古代文论话语，但所论对象与内容，如其所言，已无关乎杜甫本传、世系、年谱和史迹①(103)。就其系统性而言，则初具现代学术品格。遗憾的是，这些论述和批评，迄今为止，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笔者谨以此文，聊作引玉之砖。

注释:

①邵祖平.读杜劄记〔J〕.学艺，1933(2).

②邵祖平.杜诗精义〔J〕.东方杂志，1945(1).

③邵祖平.全唐诗评〔J〕.东方杂志，1948(2).

④邵祖平.杜甫诗法十讲〔J〕.文史杂志，1945(1/2).

⑤邵祖平.唐诗通论〔J〕.学衡，1922(12).

⑥邵祖平.成都名胜访问记〔J〕.旅行杂志，1930(1).

⑦杜晓勤.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