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陈鲁民

当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几句名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据说是钱钟书说的，这也确实符合他恃才傲物的性格，看看他在《围城》里刻画的那些人物，刻薄形象而又一针见血，就不难想象，这是典型的钱氏语言。后来，杨绛先生出来辟谣，说此论的版权非钱钟书所有。其实这已无关紧要，无论出自谁口，这几句话当时在西南联大的流行看来是不争事实。

叶公超太懒

先说这“叶公超太懒”，也实在算不上冤枉他，他的懒，有目共睹，“铁证”如山，他自己不否认，学生、同事的回忆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教授，他上课极懒。他的学生赵萝蕤回忆叶公超上课：“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学生季羡林回忆说：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学生温梓川回忆说：他“喜欢打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则上课照例不讲书，只叫同学口试，或听同学读一章节。”他上课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所以，学生杨振宁对他印象不佳：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教授的英文极枯燥，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他还是系主任，恐怕是西南联大最懒的系主任。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系主任公超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学生许渊冲记，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吴宓也经常在日记中记，今日“陪（助、偕）超”干某某事，因为叶公超的公事私事、琐事要事，都支使吴宓去干。

懒得动笔，是他的又一特色。他肚子里的货色其实不少，毕竟留学多年，师从不少名家，但他却没有好好总结挖掘，可惜了那么多学问。胡适曾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个字也没有翻，却让英语远不如他的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他也从不记笔记，不爱照相，还常宣传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记日记了。本人虽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写了《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著作，说他懒，是说以他的学问和素养，本可写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来。

他后来弃教从政，当了几年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仍积习难改，以懒著称。他曾一本正经地对部下说：“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外交官考试，他是典试委员，复审时不看考卷，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减一分。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拉大距离，便于取舍。他不喜开会，懒得出席各种应酬，逢年过节也不去走动，为此得罪过不少国民党大佬。他当外交部长那几年，国民党的外交形势江河日下，四面楚歌，这固然是大势所趋，其中也多少与他这个外交部长的懒散不作为有关。

叶公超去世后，好友叶明勋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提起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提起叶公超，除了他的风流丰采，忘不掉他的脾气。这脾气就包括傲、怪、拧、懒。不过他的英语确实好，典雅、纯正、自然、唯美，国内无人可及。上世纪50年代，有人问自视甚高的朱光潜，国人里谁英文最好？朱光潜不假思索说：“叶公超。”能取得这样成就，如非勤奋，那即天才。天才懒一点，即便上帝也会原谅他。

吴宓太笨

说“吴宓太笨”，不妨先看看同是他学生的杨绛笔下的形象吧：“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作为堂堂名牌大学教授，被学生“戏弄”成这个样子，尊严全无，还有比这更笨的吗？

即便钱钟书没说过“吴宓太笨”，但在他眼里的吴宓比笨也强不到哪里去，他这样描述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不遗余力地表演，却被观众讥笑，不是笨又当何解？

“笨”，有时也是老实的代名词。据历史学家钱穆回忆，在南岳时，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每天晚上，吴宓都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而当时有些聪明潇洒的教授，从不备课，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反正肚子里有货，吴宓曾在日记里痛批他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却潦草敷衍，不接见学生，不审阅作业，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像吴宓这样已经是名教授了，又逢战乱，备课还这样下笨功夫的，委实不多。因而吴宓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学术严谨”，“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日常生活中的随意，缺乏算计，接人待物中的不设防，没有城府，也会被人视为笨，吴宓便是此中人物。他经常借钱给人，却往往忘记索还，偶尔记在日记里，也不好意思去要。他心血来潮，在美国花大价钱买了一套《莎士比亚研究文集》，结果发现用处不大，且搬运麻烦，最后几当废品处理。一女教师给她织了一双袜子，他一激动给了100元钱，按市价可买一箱子袜子。“文革”后期，他补发大笔工资，有人眼红，就偷他的书和日记，又反过来高价卖给他，他越买，偷的人就越多，未几，工资便所剩无几。她的妹妹接他回陕西老家时，搜遍全屋，只发现席子下几元钱。

当然，大伙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婚姻恋爱上的笨不可及。他曾狂热地追求时髦女性毛彦文，煞费苦心，痴情不改，闹得全国都知道，但却因为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屡失战机，以至于每每碰壁，是情场上典型的笨伯。最后，33岁的毛彦文宁肯选择66岁高龄的过气政治家熊希龄，也不选择年轻而当龄的教授吴宓，因为她太清楚这位“闯进瓷器店的笨驴”的德性和本事了。毛彦文结婚之日，吴宓深陷绝望悲苦之中，作诗《吴宓先生之烦恼》，以排遣内心的隐痛和惆怅：“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诗文传开，又成世人笑柄。

陈福田太俗

陈福田，外国语言学家、西洋小说史专家。1897年出生于夏威夷，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美国檀香山明伦学校教师，美国波士顿中华青年会干事。1923年起执教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1948年离开中国移居夏威夷，1956年病逝。

“陈福田太俗”，主要表现在著述和讲课上。他的外语很好，是童子功，这没有话说，可是他著作不算多，影响也不大，计有《西洋小说》、《大一英文》几种。其讲课水平也不敢恭维，讲课平铺直叙，照本宣科，中规中矩，用当年他的学生许国璋的话来说：陈福田上课缺乏感染力，而钱钟书虽然年轻，还是副教授，但讲课一点不比叶公超、吴宓、陈福田这些资深教授逊色。的确，钱钟书讲课，绘声绘色，语言幽默，旁征博引，天马行空，很受学生欢迎，因而他说“陈福田太俗”也不是没有道理。

钱钟书瞧不上陈福田，其实早在他读清华大学时就有过“前科”。1933年，钱钟书自清华外文系毕业，当时清华研究院刚成立不久，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也想挽留他，都去做他的工作，但均未成功。后来，陈福田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钟书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几分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过分了。”

“陈福田太俗”的话传到陈福田的耳朵里，他自然很不高兴，也反唇相讥说：“钱的学问还欠火候，只能当副教授”。据吴宓日记载：陈福田还和叶公超一起对校长建议，不聘钱钟书。对后起之秀不够宽容，多少有些嫉贤妒能，也是他“俗”的一面。而吴宓则要豁达、厚道得多，虽然钱钟书对他也颇不恭，但他却对年轻的钱钟书颇为期许，对他的自负盛气也最能原谅。他对钱钟书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说：“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钟书的才华，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大学的现有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

“陈福田太俗”，还有一层意思，在一心钻研学问，几乎没有别的爱好的钱钟书眼里，陈福田的爱好丰富，多才多艺，也是一种俗。陈福田喜欢音乐，常参加校、系的文艺演出。1926年5月10日，在清华大礼堂举行音乐大会，清华教职员歌唱团也参加了演出，他和徐国祥教授等四人的小合唱，就颇见水平，很受欢迎。

他还会拍电影。l946年联大学生复员，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师生们一起乘着几辆大卡车回到清华园，在清华园的牌坊前举行了抗战胜利后的返校仪式，当时的纪录片就是陈福田拍的。

他还是体育爱好者，身体健壮，在国外读书时，他就是校垒球队主力。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他曾担任校男垒、女垒队的教练，多次率队外出比赛，捧过不少奖杯。

可能没人想到，他还会种菜。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和陈岱孙、金岳霖、李继侗等教授，开辟了一个菜园子，陈福田写信给檀香山的美国亲属，从美国邮寄来菜子。课余闲暇，几个教授一起浇水、施肥、除虫、拔草。

俗就俗吧，只要自己活得高兴，大雅大俗的陈福田并不在意钱钟书的讥讽，依然在清华外语系兢兢业业任教25年，桃李满天下，誉满教育界，这人生也够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