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危机不是世俗化而是畸变的世俗化

■陶东风

中国社会的危机不是世俗化而是畸变的世俗化

■陶东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热，具体表现为相当一部分人对公共世界的冷漠和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表现为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及与之相随的公共人际交往的衰落。（该潮流的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安顿的《绝对隐私》在全国火爆一时，以隐私而非社会史为内容的“口述实录”文体也迅速流行开来）。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分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和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被破除，极左的宗教化革命意识形态被抛弃。伴随这个中国式世俗化浪潮的，是“文革”式群众运动（一种极权化“公共活动”）退出历史舞台，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主体性的讨论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是其标志性事件）热情关注公共事务的大众并没有沉浸到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没有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亲密关系或封闭性的私人隐秘经验。这是一种以祛宗教化以后世俗公共世界的复兴为特点的世俗化浪潮。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但它们并不表现为公共世界的对立面，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类似哈贝马斯描述的18世纪西方社会的自律个体：既懂得自己的个人权利，具有主体意识，又热心公共事务，有参与意识）的诞生为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