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的性格与命运

■黄 瑶

在恋爱与整风运动中

叶群原名叶宜敬，原籍福建闽侯县，1917年出生于北京，比林彪小10岁。1934年9月考入北京师大男附中女生班。

1935年，叶群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7月，她转入天津读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叶群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考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随后，她辗转至江西，由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介绍到达延安。1942年，林彪回国后与她结识。不久，两人结婚。

在延安，叶群鲜明的性格已经开始显现。这表现在恋爱与整风运动中。

当年林彪追叶群时，一开始她似乎不愿意。据当时因妻子和叶群同在女子大学而和叶群比较熟悉的诗人郭小川回忆：“整风前夕，那时林彪追她。头一天，他们谈崩了。第二天在校门口遇见我时，她大骂林彪，说他品质很坏等等。我还劝过她，说：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在此前后，叶群将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同学们看，闹得沸沸扬扬。贺龙也得知此事。一次，西北局书记高岗陪同贺龙去延安县委，介绍当时在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的薛明同贺龙相识。贺龙同薛明谈话时得知她认识叶群，是同叶群一道由江西来延安的，便对她说：“叶群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做。”薛明随即向叶群转达了贺龙的意见。

1942年9月，林彪同叶群结婚后不久便从延安出发赴重庆，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叶群留在延安参加整风。在审查干部阶段，叶群也受到支部审查。

据《贺龙传》记载：叶群“1937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的电台里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暧昧，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并向国民党CC系办的壁报投稿”。

薛明回忆道：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她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我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代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趁林彪不在，要害她。我觉得问题不好办了，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

在延安审干期间，有成百上千的被审查对象，叶群只是其中之一。她被揭发的那些事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至于薛明劝叶群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问题，本是好意，但在叶群说薛明“趁林彪不在，要害她”之后，薛明就感到不好办了。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要害她”，只能把她拉到组织部去评评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揭发，这在党号召整风的历史条件下，只要符合事实，不夸大，不捏造，就无可指责。然而，叶群对此却一直怀恨在心，成为后来在“文革”中利用权力借整贺龙之机狠整薛明的一个原因。

谈恋爱和接受审查，前者是喜，后者为忧。对于这两者，叶群的反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夸张、作秀。林彪追她，这是值得夸耀的事，于是，她就骂林彪，并将林彪的信公之于众，借以抬高自己。整风审查历史，其中有一些是不太光彩的事，于是，她就又哭又闹，装疯卖傻，借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俗话说：人生如戏。叶群就是一个将人生当作演戏的演员。

被称为王熙凤

1943年，叶群生下林立衡后，因为没有奶，喂孩子发生困难。林彪对此束手无策，而叶群到处说好话，终于弄到了奶粉。林彪颇为欣赏她的活动能力。后来，他曾对人说：“不吹不拍办不成事。我们在延安要不是叶群能吹能拍，连个奶粉也搞不到。”

林彪欣赏叶群，并不能说明她的伎俩有多高明。她之所以能搞到奶粉，说到底还是因为在她身后站着林彪。

在延安搞奶粉还只是叶群小试牛刀。

新中国成立后，叶群转业，在教育部任副司长。她并不常上班，主要精力用来照顾林彪。

1950年，高岗的夫人李立群带着林彪和前妻张梅所生的女儿林晓霖从沈阳到北京，看望林彪。林晓霖1942年出生于苏联，从小就进苏联的幼儿园和小学，因此只会讲俄语而不懂汉语，跟她母亲对话也是使用俄语。她随母亲回到沈阳后，仍然进入由苏联人办的使用俄语教学的小学。李立群带她去见林彪时，林彪将她抱在膝盖上，同她说话。父女俩对话，一个用汉语，一个用俄语，叶群便在中间充当翻译。谈话完毕，林晓霖虽然感到林彪和李立群的表情有些怪异，但也没有多想。

回到沈阳，李立群对张梅说：晓霖和她父亲谈话时不讲礼貌，说林彪“不像个将军”，甚至还骂林“是狗”。张梅听了很生气，便就此批评女儿。林晓霖根本就没有说那样的话，因此委屈得大哭一场。林晓霖事后得知，是叶群利用当时在座的大人都不懂俄语，翻译时做了手脚，以离间她和林彪的父女感情，更重要的是使林彪认为孩子如此无礼肯定是大人教唆的，从而对张梅产生厌恶感。

此后，林晓霖到北京读书，和叶群接触多了。叶群偷看她的日记，私拆她的信件。林晓霖同她的关系十分紧张，曾经称呼叶是王熙凤。

叶群的亲生女儿林立衡也是受害者。

1968年，叶群派人到全国各地为林立衡物色“佳婿”。有人在东北找到一名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此人会写文章爱作画，相貌亦佳，叶群很满意，但林立衡对他却没有感觉。叶群逼林立衡表态同意。林立衡报告林彪。林彪指示：一、给豆豆找对象要找拿枪杆子的，不要拿笔杆子的；二、找对象的条件要按照德、才、体、貌的顺序，不要光强调相貌；三、究竟选谁，最后由豆豆做主。林彪让秘书向叶群传达他的意思。叶群听后火冒三丈，但她不敢向林彪发火，就去找林立衡算账。

林立衡闭门不出，叶群就在门外破口大骂，骂得十分难听。林立衡就是不开门。最后，叶群破门而入，但不再骂了。因为林立衡已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她已服毒自杀。叶群忙将她送到医院抢救，同时告诉秘书们，对首长一个字也不能透露。至于林立衡自杀的原因，她向已知此事的秘书说，是林彪逼的。而当林彪要找林立衡时，她让秘书说，已到外地出差了。因此，林彪直到死可能也不知道女儿曾经自杀过。

和林彪一起揣摩毛泽东的心思

1953年“高饶事件”之后，毛泽东提出：“林彪要准备到中央来工作。来中央之前，要注意熟悉全局，熟悉中央工作情况、人事情况，特别重要的是要认真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的书。我认为他这个人的思想还比较深刻，但光有这点是不行的。一个负重要职责的高级干部，知识总要广一点才行，要渊博，光渊不博是不行的。”毛泽东让一名负责干部把他的话向林彪传达。林彪听了后既喜又惧。

“高饶事件”后，林彪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他曾两度到过苏联，对斯大林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拨一拨的党内斗争印象颇深。他和叶群都非常喜欢看中国历史和历史题材的小说，研究如何处理高层领导的关系。

林彪十分关注历代开国将帅的命运。他和叶群在笔记中曾抄录唐玄宗李隆基的话：“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他们似乎对进入高层很是忧虑。但他读到曹操当丞相后认为自己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时，在书上批了一句：“不要轻易骑上去。”他加了一个副词“轻易”，说明还有“骑上去”的欲念，不能做到六根清净。他还抄录了《三国演义》中歌颂刘备困处曹营“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的诗句，把自己比作刘备。

1957年夏，林彪一家到北戴河疗养。当时，来北戴河的领导干部很多。叶群特地交代工作人员嘴巴要严，不能随便向外人讲林彪家里的情况，即便是对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人也不能讲。林彪家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严格执行，唯恐出错。

有一天，叶群突然动员大家出去洗洗海水浴，跳跳舞，看看电影。秘书吴欣峰正纳闷，叶群说出了真实用意：“不过你们可不能光玩。给你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注意观察其他首长的言行，回来向我和首长说说。”

几天后，叶群果然要听汇报。她坐在凉亭下的躺椅上，林彪则低着头在附近来回踱步。工作人员站立在叶群周围，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拿“毛主席游泳真行，一游就是两三个小时”之类的话来搪塞。

1958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六。

此时，林彪的思想逐渐向“骑上去”倾斜。为了趋利避害，林彪作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叶群充当他的助手，倾听他的诉说，不时作一点补充，进行一些讨论，最后将他的心得记录下来。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林彪便着手揣摩毛泽东。1949年，他曾写下关于毛泽东的一段文字：“他先为你捏造了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改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毛的惯用手法。今后应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和叶群写了不少琢磨毛泽东的笔记，他们用“一号”“姨毫”“莫噢”等作为毛泽东的代号。在当时的形势下，林彪深知要获得巨大政治利益，必须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初，叶群记录林彪的话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林彪提出要“抓一号活思想”，“把他想的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他还套用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其修改为“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那里去（向他报告）”。叶群将这些归入对毛泽东的“应兑（对）法”，也就是千方百计迎合和应对毛泽东，试探着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建言献策”。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林彪写道：“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 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如果毛泽东决策错了呢？他们写道：“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叶群讨论的结果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编造“四条”扳倒了罗瑞卿

1965年11月底，林彪、叶群发起对罗瑞卿的攻击，成为“文革”的前奏之一。30日，叶群携带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经近一年搜集的十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会议分为三个小组。叶群又分别到这三个小组作了揭发罗瑞卿的发言。她对罗瑞卿的指责和诬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二是说罗瑞卿反林彪，要夺林彪的权。

如果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还是工作之争的话，说反林彪就是野心的问题了。叶群将揭发的重点放在后一个问题。她说：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

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 “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 “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 “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叶群讲的这个故事出自自己家里。如果说揭发人是林彪的话，证明人就是叶群，反之亦然。旁人未必相信。于是，叶群又把1965年5月病逝的刘亚楼搬出来，爆出更加耸人听闻的材料。她说：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林）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 “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 “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 “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 “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 “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叶群编造“四条”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叶群接着说：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 “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说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陈××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 “哎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

叶群这一段话是在暗示，罗瑞卿曾经向刘亚楼许愿，以让他当总参谋长为条件，让刘亚楼向叶群转达“四条”。结果罗瑞卿选择的总参谋长却是陈××。因此刘亚楼便认为上当和被玩弄了。叶群所说罗瑞卿要陈××当总参谋长完全是子虚乌有。陈××资格很老，但人望不高。叶群编造罗瑞卿要让陈××当总参谋长，目的是强调罗瑞卿看人不准。

叶群的指责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那“四条”因刘亚楼已死，没有证据。而说罗瑞卿在林彪家里说什么“应让贤”，同样没有旁证。听了叶群的“揭发”后，与会的许多人表示怀疑。刘少奇听了“四条”后说：“这是死无对证。”邓小平对于林彪、叶群对罗瑞卿的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批罗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革”中被迫作检查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至于说到罗瑞卿推荐陈××当总长，因为太离谱，更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因此，在上海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邓小平奉命同罗瑞卿谈话时，两人只转达了“四条”，而没有提陈××。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前后写的材料都没有涉及此事。罗瑞卿复出后不可能去翻整他的档案，因此他到去世可能都不知道叶群造的这个谣。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罗瑞卿辞去了军内一切职务。鉴于许多人不相信刘亚楼说过“四条”，认为这是叶群的编造，叶群又指使吴法宪去欺骗和胁迫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以制造伪证。

在林彪鼓动下，一些干部在1966年1月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提出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议的要求。经过毛泽东同意，从3月4日起，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42人参加，对罗展开“面对面”的斗争。3月1日，林彪对这次会议作出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在庐山放火，最终延烧到了自身

对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事情的梗概是：林彪发言大讲天才，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叶群、邱会作等在各小组热烈响应，煽风点火，掀起了一场揪张春桥的风波。这一风波被毛泽东制止。毛泽东点名批判了陈伯达，林彪集团从此一蹶不振。

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跟吴法宪说的 “大同小异”

问题是这一场风波是怎么掀起来的。回答是：一、因为张春桥人缘极差，民愤很大。二、因为有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小组的鼓动。再追问一句：陈伯达、吴法宪一干人哪来的胆子，敢发起对张春桥的攻击？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忽略一个细节。

吴法宪回忆说：“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小组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他（她） 搞的。’”

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所说和吴法宪说的“大同小异”。“大同”是：叶群告诉他们，毛泽东同意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小异”是：李作鹏将汪东兴说成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听叶群“吹风”。

这一细节十分重要。因为在当时要整倒在中央工作的某一个人，不经过毛泽东同意是绝对办不到的。林彪、叶群对此深有体会。为达到整倒张春桥的目的，叶群便向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吹风，说毛泽东已经同意因为三个副词问题不点名批判张春桥。通过假传“圣旨”动员他们去揪张。

但是，毛泽东对此事的说法却是：“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了这一说法，并指出：“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

毛泽东和叶群所说完全相反，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毛泽东、叶群两人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这可以从他们当时的处境来判断。所谓处境是指他们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及其间的所思、所行，各自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打算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目标。

三个副词，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物，其首创者就是林彪。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会议公报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提法，提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一公报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也就是说，在1966年8月，毛泽东同意使用三个副词。

但是，从1968年9月起，毛泽东曾经多次删去他认为过分的个人崇拜的三个副词等词语。

1968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的航向》时，在删去“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同时，还删去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等语，并批示：“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的党章时，毛泽东又两次圈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曾反映一些与会者的意见，对毛泽东说：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上有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回答：“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这三个副词，在宪法草案中也未写三个副词。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时，删去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语，并批示：“关于我的话，删去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些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对于为什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同意提三个副词，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却删去它，毛泽东1971年视察南方时有一个解释：“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夺取党政大权，不再是“兵荒马乱”了，个人崇拜就需要降温了。

如果林彪在会前向毛泽东报告张春桥和吴法宪关于三个副词的争执，毛泽东一定会指出，是他让删去三个副词的，而不会把责任推给张春桥和江青。林彪要在会上讲话或许报告了毛泽东，但不可能向毛泽东亮出揪张春桥的底牌。如果亮出底牌，毛泽东不会同意。毛泽东所说“没有同我商量”即指此。而叶群为达到打倒张春桥的目的所说毛泽东同意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则是撒谎。

叶群在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撒谎时，陈伯达并不在场。对陈伯达撒谎是在另一场合。

叶群经过精心设计，分两次散布谣言

第一次是叶群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了毛泽东在会前政治局常委商量时，同意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内容如吴法宪所回忆。这一次陈伯达不在场。因为他就是政治局常委。他如果在场，就可能揭穿叶群的谎言。

第二次是在回住处的路上，叶群当着陈伯达的面又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林彪讲话前报告了毛泽东，但是没有再说政治局常委商量的话。陈只要不吭气，就等于在吴、李、邱三人面前当了叶群的证人。吴、李、邱见陈在场，对叶群的话更加深信不疑。但是，陈伯达却是第一次听说。

为慎重起见，陈伯达又直接去问林彪。林彪未直接回答，反而问陈听谁说的。当林听陈说是叶群说的后，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而据陈伯达回忆，林彪回答的是他的讲话毛“知道”。林彪这一回答既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知道林要讲话，但并不知道他讲什么；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知道林讲话的内容。对于林彪这一含糊其词的回答，陈伯达当时的理解是后者，并认为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同意，于是积极活动，要把张春桥搞臭。但等到酿成大错后，他才明白，林彪之所以说“知道”而不直接说“同意”实际上表明，林彪的讲话并未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散布谣言的时候都避开了汪东兴。理由很简单，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叶群如果对汪散布谣言，极有可能穿帮。汪东兴积极参加围攻张春桥，是因为他对江青，连带着对张春桥非常不满。汪东兴参战，对林彪夫妇来说，乃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是意外的收获。

叶群散布毛泽东同意不点名批判张春桥的谣言，在庐山这一场风波中只是一个细节，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正因为她散布了这个谣言，就壮了陈伯达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干人的胆，他们才敢分头在各组发言，鼓动揪张。

叶群造的谣对这场风波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这把火最终却延烧到了林彪、叶群自身。

叶群对周恩来习惯性地撒了一个谎，酿成机毁人亡

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似乎又回到他出任国防部长之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之中。这一年，他照例在苏州过冬。1971年3月返回北京后又立即转移到北戴河。北戴河是避暑胜地，尽管夏季比较清凉，但冬季却比北京冷。3月间，海边风大，春寒料峭。这么早就来到北戴河，在林彪每年的避暑史上是罕见的。4月19日，林彪返回北京。

在京期间，林彪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放烟花。第二次是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和周恩来作陪。这两次，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6月15日，林彪全家又到北戴河。此后，他和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面。

同林彪深居简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林立果的猖狂活动。林立果在空军内部组织了一个效忠于林彪和自己的秘密组织“小舰队”。1971年3月下旬，“小舰队”主要成员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准备实施武装政变。

此时，毛泽东急于解决林彪问题，这是因为林彪这个接班人并不合他的期望。而他已经是78岁高龄。岁月不饶人。如果听任林彪问题悬而未决，那他百年之后，林彪就会接班。他虽然不希望林彪接班，但也不希望有大的震动。因此，毛泽东给林彪施加压力，迫使他检讨、辞职，用平缓的手段把林彪这个接班人更换掉，应该是最佳选择。而这一任务必须在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开会前完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催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检讨，不断给林彪施加压力。但是，林彪就是不检讨。为给林彪施加更大的压力，毛泽东于8月15日乘专列开始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在同各省市和各军区领导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了林彪所说毛主席“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还指出：“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他还将林彪比作彭德怀、刘少奇，称同林彪这次斗争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并说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

这些信息传到林彪那里，林彪十分惊慌。在叶群的督促下，林立果加快了策划政变的步伐。他和“小舰队”的主要成员准备谋害毛泽东；如果不成，则南下广州；再不成，则逃向苏联。

此时，毛泽东也在防政变。9月12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比往年提前返回北京。

林立果在策动江腾蛟、鲁珉、关光烈、王飞等谋害毛泽东遭到婉拒或推托并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于9月12日乘256号三叉戟到北戴河。林立衡通过八三四一部队向中央报告了林立果等人的异常情况。

周恩来于23时30分打电话给叶群，首先问候了林彪，然后询问知不知道有专机到北戴河。叶群习惯性地撒谎说：“不知道。”但她很快明白，这是瞒不过去的，于是又改口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又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点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答：“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劝道：“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他又补充了一句：“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放下电话，感到大事不妙。她知道，在专机问题上，周恩来已经察觉到她撒了谎。她向林彪报告后，林彪知道，他儿子动员的那几个人只要有一个去自首，自己就彻底完蛋。处事一贯谨慎的林彪慌了手脚。此时南下广州已无可能，匆忙决定立即往苏联跑。他们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直奔机场，在一片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飞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北去，终于导致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叶群向周恩来不经意间撒的一个谎，却要了她和林彪、林立果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