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儒教分离论*

孙景坛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东汉佛教传入后，儒文化就有儒学与儒教两说。二者是同一范畴，还是不同范畴，一直没有明确说法，而是长期混用，或叫“混合儒家”、“泛儒家”。［1］其实，“混合儒家”或“泛儒家”就是将二者当作了同一范畴。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二者是两个范畴，应当分离。本文就想对此谈点新看法，抛砖引玉，以求教于高明，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儒学与儒教应为两个范畴的历史和理论根据

把儒学与儒教分离为两个范畴，无论从历史还是理论上，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第一，儒学与儒教在历史上就是两个范畴。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百家争鸣的各主要学派，都是“学”，不是“教”。就是说，不否认百家争鸣中有“教”的存在，但“教”在百家争鸣中不是思想主流，也未被学术界重视。“教”真正被重视，或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在秦、汉以后，“儒教”一词就是在东汉后期产生的。如，“百度百科”的“儒教”条载:蔡邕说:“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2］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儒教”说，后逐渐流行，进而出现“三教并举”，“三教合一”说。不过，现在一些学者都认为，《史记·游侠列传》的“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3］中的“儒教”二字，是最早“儒教”说，笔者认为不妥。应当说，这里的“教”是动词，为教育之“教”，不是名词儒教之“教”。虽然不能否认鲁人在进行儒文化教育中，确实教过“儒教”内容，但这里的“儒教”内容，是包含在名词“儒”中而不是在动词“教”中的。因为古人儒学与儒教不分，所以，“鲁人皆以儒教”的释义应为:鲁人以儒文化教育人。“三教并举”，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如《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陈寅恪也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4］唐代“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达24次。［5］“三教合一”最早提出者为隋代的王通，他说:“三教可一”。［6］然而，“三教合一”主要在宋、明时期。如，明代陆陇其说:“今人言三教合一，岂非朱子之所叹然”;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一教”，宣称“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并“立庙塑三教之像……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7］可见，儒学与儒教在历史上的存在是客观的，不可置疑的。

第二，三次大的“儒学（儒教）是否为宗教”讨论的结果也说明二者是两个范畴。“儒学（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第一次发生在明末清初利玛窦来华，当时经中外学者、神学家包括罗马教皇、乃至满清皇帝多方讨论，主流观点认为“儒学（儒教）不是宗教”。到了民国初期，康有为等认为“儒学（儒教）是宗教”，建议立为国教，并成立了“孔教会”。但启蒙学者和民国文化机关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如陈独秀认为，儒教之“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长期遵循儒学（儒教）是“学”的轨迹，对其糟粕进行过批判。1978年，任继愈又提出，“儒学（儒教）是宗教。”结果，中外学术界对此又讨论了三十多年，绝大多数学者对此仍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儒学（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几乎每次都回到了原点，已陷入思想怪圈。［8］然而，这种讨论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儒文化中肯定既包含了儒学，同时又包含了儒教，所以当人们每次从儒学的角度来探讨儒文化时，都会产生“宗教”（儒教）说;可当人们每次从“宗教”（儒教）的角度来探讨儒文化时，结局又都回到了儒学上。最后，正如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所说:“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9］既然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那么，二者无疑就是两个思想范畴。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儒学与儒教?应当说，正确理解儒学不难，因为儒学的“学”指的是“人文学说”;而正确理解儒教，则需要认真讨论，因为目前学术界对此的争论十分激烈。如前所述，三次大的“儒教（儒学）是否为宗教”的讨论，都把儒教之“教”当成了宗教之“教”，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绝大多数学者都发现，儒教不是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如果硬要把儒教说成宗教，不是要改变宗教的内涵，就是得给这个宗教加限定词。如，张岱年认为，“根据对于宗教的另一种理解，也可以说儒学也是宗教”，这种理解就是“以人为终极关怀”;［10］唐君毅认为，儒教“可以称为道德的宗教或人文教”等。［11］那么，儒教之“教”到底该怎么解释?任文利将传统文化中的“教”，归纳为三种含义，一是教育，二是教化，三是宗教，并作了详细说明。［12］不过，李申认为:“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儒教是教化之教，这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13］而郭齐勇认为，儒教之“教”，“含有‘教化’和‘宗教’两义”，［14］等。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均不全面。在传统文化中，“教”至少有四个含义:教育、宗教、信仰、教化。其中，教育之“教”是人文教育;宗教之“教”是宗教信仰;信仰之“教”是一般信仰学意义上的广义信仰，既包含了宗教信仰，也包含了非宗教信仰;教化之“教”的内涵最广，既包含了教育之“教”，也包含了信仰（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之“教”。由此，儒教之“教”，既不能解释为“教化”之教，也不能解释为“宗教”之教，而应解释为信仰学意义的“信仰”。就是说，儒教不是人文学说，而是与儒学（人文学说）相对应的一种信仰学说。

二、儒学与儒教如何科学分离之我见

既然儒学与儒教是两个范畴，那么，应怎样对二者进行科学分离呢?

笔者认为，应将百家争鸣的儒家，如孔子、孟子、曾子学派、孙卿子等的学术性质定为儒学，对应的经典为《论语》、《孟子》、《孝经》和《孙卿子》，核心思想是:孔子改造过的“礼治”、孔子和孟子的“仁政”、“孝治”、“义政”。［15］其中，“礼治”是孔子前期思想核心，他晚年才提出“仁政”思想萌芽。后世凡与这些学说有内在联系、并对这些学说主要进行“我注六经”式的阐释的流派，如“汉唐经学”（除董仲舒;包括叔孙通的“制礼”，汉武帝的“以孝治天下”;唐代的《五经正义》等）、［16］宋代王安石新学、明代启蒙思想、清代考据学、民国的“古史辨”等有关儒文化，均为儒学;而将以百家争鸣儒家的任何一派的核心思想为信仰对象，并对其主要进行“六经注我”式的阐释，同时把该阐释理想和教条化的派别，其学术性质均定为儒教。如先秦的“礼教”和“义教”，对应的原始经典为:《礼运》、《郭店楚简》。后世凡与这两个学派有内在联系的流派，如秦代的《谷梁传》、《公羊传》、《大学》、《中庸》均属儒教。其中《谷梁传》属礼教，即以“礼”为核心思想的儒教;《公羊传》、《大学》、《中庸》属义教，即以“义”为核心思想的儒教。义教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教，主要代表是董仲舒、二程和朱熹，代表作是《董仲舒集》和《四书集注》等。［17］任继愈提出的“儒教（儒家）是宗教”问题，主要指的就是董仲舒和宋明理学。不过，在汉代之后，儒教又产生了两种新思想，一是元代的“孝教”，经典是郭居敬的《二十四孝》;二是明代王阳明的“良知”教，即心学，心学是从哲学上来定义该儒教的，主要经典是《传习录》。后来，民国的康有为，又以“义教”为核心，整合了所有其他儒教思想，创立了孔教（新儒教），主要经典是《大同书》等。

而儒文化的《六经》，也应做大致相对的划分:《六经》的“经”，都是儒学产生的思想基础;而“传”则是儒文化学者对儒学或儒教的发挥。其中，《诗经》和《易经》没有太大争议，《易传》是孔子之后的儒文化学者对《易经》思想的发挥;《尚书》的争议先在古文和今文上，后来《古文尚书》失传，今存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后发现的《周书》（包括《佚周书》）等一直未被列为“经”;《乐经》在汉初即失传，现存于《礼记》中的《乐记》，或是《乐经》残本，或是后人的发挥，所以汉人多提《五经》，除《乐经》;最混乱的是《礼》，最复杂的是《春秋》。《礼》:汉初最早发现和恢复的是《士礼》，后被增为《仪礼》;再后来是戴德编辑了《大戴礼》、戴圣编辑了《小戴礼》，二书不尽相同，内容庞杂，所记不全是“礼治”思想，还包括了其他儒学及儒教思想，但《大戴礼》始终未被列为“经”;另，古文经的《周官》，被刘歆更名为《周礼》（今本《周礼》的《冬官》是用春秋时期齐国《考工记》增补的），所以《礼》有《三礼》说。不过，《三礼》中的“礼”，纯就“礼”而言，既有孔子之前的礼，也有经孔子及弟子改造过的礼，还有后世儒文化学者发挥的“礼学”与“礼教”。《春秋》:分为“经”和“传”，多数学者都认为《春秋经》是孔子所作，但此说与《论语》不合，依照《论语》的“孔子‘述而不作’”说，《春秋经》应为《鲁春秋》（鲁国的国史）;“传”有多家，后来被列为“经”的有三家，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前两传主要发挥的是儒教思想，《左传》主要发挥的是儒学思想，即以记述历史事实为主的史学著作。

应当说，把孔子等百家争鸣儒家各主要派别的学术性质确定为儒学，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同意的看法。如，陈咏明就曾批评李申，把“儒学是教”说强加到“诸子百家”，他就认为诸子百家学说不属“教”范畴。［18］不过，对儒学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儒学最根本的核心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孟子完善的“仁政”。第二，“礼治”虽不是儒学最根本的核心思想，但孔子对“礼”的改造不可忽视，“礼”仍是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后世“以礼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大有人在。如，汉文帝时期的博士卢植作的《王制》，核心思想就是“礼”。［19］第三，《孝经》和“孝治”是儒家的一个流派，《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其学术和历史地位应当被肯定。［20］第四，《孙卿子》（《荀子》）一直未被列为“经”，儒文化《十三经》中没有《孙卿子》（《荀子》），《孙卿子》（《荀子》）长期以“子”学形式存在，极为不妥，现在应当予以纠正。［21］

对儒教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把《礼运》、《二十四孝》、宋明理学（除王安石等）等确定为儒教，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同意。因为《礼运》提出了“大同”、“小康”等思想，明显是一种信仰;《二十四孝》提出了对“孝”的崇拜也是信仰无疑;而宋明理学是“三教合一”的一“教”，是儒教亦无问题。

第二，为什么要否定董仲舒的儒家性质，将其定为儒教?这里:1.儒教一词实际上即与董仲舒思想有内在联系。上引蔡邕说，“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这里的《尚书》、《易》虽不是“儒教”经典，但《欧阳尚书》、《京氏易》对《尚书》和《易》的解释，已“公羊”和“董学（董仲舒）”化了。［22］2.名教就是早期的儒教。名教是儒教，这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23］但名教也与董仲舒相连。如“百度百科”的“名教”条说:“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24］3.董仲舒为儒教，根本之点，在于他对《公羊传》即《公羊春秋》“春秋大义”的发挥。董仲舒首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公羊（春秋）治狱”、“公羊（春秋）史观”，并把这些观点教条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子要绝对服从于父、妻要绝对服从于夫”，这是后世义教之儒教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25］从名教到儒教，再到程朱理学，直至康有为和现代新儒家（新儒教），“三纲”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教条（信条）。4.为什么《公羊传》是儒教而非儒学?《公羊传》的核心思想是“公羊（春秋）大义”，而且，这个“义”是严格贯彻该书的始终，已成为不可雷池的信条（教条）。［26］5.为什么《郭店楚简》是义教发源地?《郭店楚简》是先秦明确提出“性命”（信仰）思想的著作，该书“性命”信仰的核心思想为义，还明确把义的内涵界定为“宜”，“宜”是“义教”对“义”的根本阐释。［27］6.义教的儒学基础是什么?传统至今，学术界都把“义教”即董仲舒和程朱理想的儒学基础说成孟子或思、孟学派，不妥。其实，义教的真正儒学基础是《孙卿子》，孙卿子与荀子过去被当作一个人，不确。这里，孙卿子应当是老师，荀子应当是弟子;《孙卿子》的核心思想过去被当作“礼法”，也不确，应当是“义”，但他把“义”解释为“节”。所以，义教的儒学基础是孙卿子（传统说的荀子）。［28］7.《郭店楚简》、《公羊传》、《大学》、《中庸》在义教中的历史地位各是什么?《郭店楚简》提出了信仰的核心范畴“义”为“宜”，《公羊传》将“义”发展为“春秋大义”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大学》为“义”的政治信仰奠定了道德基础，《中庸》为“义”提供了哲学论证。由于《郭店楚简》失传，董仲舒主要发挥的是《公羊传》的思想;朱熹除了继承了董仲舒的儒教思想，主要发挥的是《大学》、《中庸》的思想，《四书集注》中的《论语》和《孟子》已被“义化”。

第三，王阳明儒教的儒学基础及意义。王阳明儒教的核心思想是“良知”，“良知”思想直接发源于孟子，如《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但是，“良知”不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不过，王阳明用“良知”思想来阐释《大学》，并批评朱熹，具有一定的信仰启蒙或改革性质。

第四，儒教不是宗教学意义的宗教。“儒教（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时断时续讨论了三百多年，已被绝大多数学者包括神学家所否定，如罗马教皇就“敕谕”说:中国儒教不是宗教。［29］笔者认为，不能否认，儒教中有宗教思想，但宗教思想在儒教中不占主导地位，所以任继愈、李申等认为“传统儒教为宗教”说难于成立（笔者不否定现行有些儒教为宗教，如印度尼西亚的儒教等;也不排除有些国人将来把某一儒教重建为宗教信仰）。

第五，儒教的准确信仰定性。现在，学术界凡否定“儒学为宗教学意义的宗教”的学者都认为，儒教是“人文教”，或人文宗教，或道德宗教，或政治宗教，或智慧宗教等。［30］笔者认为，这是对信仰学缺乏研究的表现。根据信仰学原理，人文信仰是独立于宗教信仰的另一重要信仰。［31］如前所述，信仰包括多个方面，其中既有宗教信仰，也有人文信仰。所以，人文信仰是非宗教信仰的一种信仰，不能叫人文宗教，因为人文宗教本质还是宗教。这里，一定要理清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天生是信仰，信仰天生非宗教;只能用信仰涵盖宗教，不能用宗教涵盖信仰。用宗教涵盖信仰，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因为西方人的信仰主要是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一谈到信仰就用宗教来说明，不妥。现在，有人一方面反对“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在信仰上又坚持用“宗教去涵盖所有信仰”说，如“人文宗教”等说法，实际是陷入“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的表现。只有承认人文信仰是独立于宗教信仰之外的信仰，才有利打破“西方中心论”，对完善信仰学原理也是一个巨大贡献。如果把“儒教”确定为人文信仰，那么，这种人文信仰，到底属人文信仰中的什么信仰呢?现在有人认为是“道德信仰”，或“智慧信仰”等，其实不妥，应为“以伦理道德信仰为基础的政治信仰”。因为儒教信仰起始点虽然是“正心、修身、齐家”（道德信仰），但是最终落脚点是“治国、平天下”、或“内圣外王”（政治信仰）。

三、儒学与儒教关系之一瞥

将儒学与儒教分离后，二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二者的渊源关系。过去，认为“儒教是宗教”的学者，如何光沪曾认为，“中国文化之树的古老的根”是“儒教”，“中国文化之树上的一朵花”是“儒学”，即“儒教是源，儒学是流;儒教是根，儒学是花”。［32］笔者认为不妥:如前所述，儒学之名，是自孔子始;儒教之名，远远迟于孔子，从二者产生的时间看，孰先孰后，应该一目了然。所以，儒学是儒教产生的思想基础，即必须先有儒学，后有儒教，儒教是对儒学某一思想的发挥和教条化。而且，儒学与儒教的历次重建，基本都是儒学在前，儒教在后。如，西汉就是先有叔孙通“制礼”、王臧“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后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33］

第二，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儒学是儒教产生的基础，但儒教一经产生，又对儒学有反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如，本来孔子已放弃了对“礼治”思想的坚持，并提出了“仁政”思想，但由于《礼运》将“礼”改造成了“大同”和“小康”的信仰，所以后世儒家又重拾对“礼治”的信心，出现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先秦的《曲礼》、西汉初期卢植的《王制》等。尤其是，叔孙通“制礼”后，对整个儒文化（儒学与儒教）在西汉的复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司马迁称为“儒者宗”。［34］

第三，二者的相互斗争。儒学与儒教虽同属儒文化，但是二者的矛盾和斗争也不可忽视，有时甚至相当激烈。如，西汉后期，以《公羊传》和《谷梁传》为主体的今文经学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刘歆建议立《左传》博士，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被迫离开朝廷，左迁为一地方太守。而当董仲舒发挥的儒教思想广泛传播之际，一些儒家也不赞同，有人就伪托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35］尤其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将儒家的《诗》、《尚书》和《周官》（《周礼》）等三经立为“新学”，遭到了司马光等儒教人士的坚决抵制，最后王安石被罢相，变法也宣告失败，等。

第四，二者的主要和根本分歧。二者的主要分歧至少有几点:一是对《春秋传》的态度:儒教主要坚持的是《公羊传》或《谷梁传》，儒学是《左传》。二是对解释或注经的方法:儒教主要是“六经注我”，儒学是“我注六经”。三是对“三纲”的态度:儒教强调的是“臣、子、妇对君、父、夫的绝对服从”;儒学是“君、父、夫要对臣、子、妻起积极的主导作用，臣、子、妻也要发挥一定的能动作用”。［36］过去，学术界包括笔者都将二者当作了一个“三纲”，不妥。四是对汉武帝“尊儒”这一历史事件的认定:儒教认为，汉武帝“尊儒”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认为，是采纳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37］其中，最后一点是儒学与儒教的根本分歧。

第五，儒学与儒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儒学与儒教在历史各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历史上各尊儒的封建王朝及帝王，对儒学与儒教的态度不同。如，秦始皇打击儒家，崇尚儒教（这个问题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汉武帝崇尚儒学，冷落儒教;唐代主要崇尚儒学，打击儒教;宋、明是冷落儒学，崇尚儒教，等。就是说，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四、将儒学与儒教分离的意义

应当说，把儒学与儒教相分离，对儒文化或儒学与儒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为儒学与儒教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儒学与儒教是儒文化的两个方面，只有把二者相分离，再对其分别进行解构，解构儒学时，不引入儒教;解构儒教时，不引入儒学，只有这样，才能使儒学与儒教研究走上正轨。以往的儒文化研究，儒学与儒教不分，囫囵吞枣，难怪无法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第二，有利于从理论上加深对儒学与儒教的科学认识。儒学是人文学说，儒教是信仰学说;百家争鸣的儒文化主要是儒学，董仲舒和宋明理学是儒教;研究儒学用人文方法，研究儒教用信仰方法;儒学与儒教既有联系，又有矛盾和斗争，二者在历史上交替起主导作用。

第三，有利于对儒文化的批判与传承。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儒文化也是这样，只有将二者相分离，并对其分别解构，精华和糟粕才容易明了，批判也不会无的放矢，传承亦不会错位。如:过去，儒学与儒教不分，将董仲舒、朱熹的“三纲”当孔子思想来批判，既制造了孔学冤案，又妨害了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38］

第四，有利于儒学与儒教的重建。儒学是儒教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历史上儒教每次重建的思想基础。要重建儒教，必须先重建儒学，要重建儒学，就必须要肯定儒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长期以来，在二者的研究上，儒学被儒教侵吞，主流观点一直坚持:“董仲舒和宋明理学既是儒学又是儒教”、“汉武帝尊儒就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将儒学逼入了绝境。没有儒学的重建，儒教重建绝无可能;儒教必须要向儒学让世俗地盘，儒学要为儒教清除历史垃圾。现在双方都要实事求是，避免内讧，携手共建。只有这样，儒学复兴才有希望，儒教重建才会出现曙光，否则，二者都会在死胡同中徘徊!

［1］［8］［10］［13］［14］［18］［29］段德智.近三十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J］.晋阳学刊，2009（6）.

［2］［4］［5］［7］［32］儒教［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42994.htm.

［3］孙蕴，刘建忠.刍议儒教的中国特色［J］.沧桑，2012，（2）.

［6］李晓洁，李婧涵.浅析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J］.商业文化，2012，（1）.

［9］［23］解光宇.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学与儒教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J］.世界宗教研究，2010，（5）.

［11］［30］［32］沈伟华.儒教之争考［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3）.

［12］任文利.儒家哲学中关于“教”的学说［J］.中国哲学史，1998，（4）.

［15］［27］孙景坛，孙丽淑.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新论［M］.香港:天马出版社，2010.191.

［16］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1）;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6）.

［17］［26］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J］.江海学刊，1995（4）;宋明理学非儒家论［J］.南京社会科学，1996，（4）.

［19］卢植.王制［A］.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69.328.

［20］孙景坛，孙丽淑.《史记》之汉武帝正读［M］.香港:天马出版社，2010.273.

［21］［28］孙景坛.荀子与孙卿子是两个人，《荀子》应为《孙卿子》［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2，（2）;顾兆禄，孙景坛.荀子的学术性质之我见［J］.南京社会科学，2001，（12）.

［22］孙景坛.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3）.

［24］名教［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673717.htm.

［25］［36］孙景坛.“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和产生历史时期析辨［J］.南京社会科学，2013，（1）.

［31］孙景坛.关于信仰基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4（增刊）.

［33］孙景坛.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J］.南京社会科学，1993，（6）.

［34］司马迁.刘敬叔孙通列传［A］.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3.

［35］［37］孙景坛.再论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A］.张义生.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考［C］.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

［38］孙景坛.“五四”批孔献疑［J］.南京社会科学，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