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与民众关系论析

□谭建

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不但在政党政治理论中是一对极其重要的研究范畴，而且在政党政治实践中更是直接攸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因此，深入探讨执政党与民众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更具重大实践价值。从政党政治的实践活动看，在任何政治制度环境下，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关系都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也就是说，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关系。因此，对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准确把握离不开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分析维度。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关于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分析框架。本文就是以此来展开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关系的探讨与分析。

一、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内涵

探讨分析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内涵，必须首先对执政党、民众、关系等几个概念作一科学界定，这是准确把握执政党与民众关系内涵的基础。所谓执政党，顾名思义就是掌握政权的党。党是一个集体概念，党在实践中是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党的组织、党员等来实现对政权的掌握的。所谓民众，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指人民大众。其中，人民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大众是指群众。可以看出，民众与群众基本上是同义词。要说区别，“群众”一词可能政治化色彩更浓一些，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常用;而“民众”一词更加中性化，适用范围也更广，不但适用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适用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和地区。所谓关系，是指:①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②人和人或人和事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③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值得注意的地方;④泛指原因、条件等;⑤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⑥关联;牵涉。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77页。在对关系的以上各种解释中，适用于执政党与民众关系中“关系”的，是①和②的含义。也就是说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既是某种性质的联系，又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通过以上概念的分析，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内涵可界定为:通过政党整体组织行为、政策、取向等及政党成员个人行为、作风等，而与社会团体、公民、以及自治性组织等之间产生的某种联系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本文中执政党与民众关系，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它实际上是指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

明确了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内涵后，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分析判断这种关系的性质及状态。我们对党群关系的判断就曾有过“鱼水关系”、“血肉联系”、“亲人关系”等表示党群密切联系的描述;也曾有过“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等描述来警告党群之间可能或已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作出何种判断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得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和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说，探讨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于，任何一种政治关系的形成，都应是一个历史演变的结果，服从于一种历史的逻辑。同时，这种政治关系又都应是适应现实社会变革、适应关系双方当前各自功能定位的结果，服从于一种空间的逻辑。因此，对任何一种政治关系的判断都应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分析维度上。判断、把握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自然也不例外。下面，本文将以此展开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关系的逻辑分析。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关系的时间维度分析

探讨当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必须把这种关系放在历史的纬度上，从党建立以来的全部历史中去考察。因为党与民众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演变的结果，服从于一种历史的逻辑。所以，当前党与民众关系现状自然无法脱离历史传统和时间维度下党及民众历史演化的影响。

1．历史传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关系的内核

第一，党群关系的理论传承，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共产党与民众关系的论述，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关系内核的理论支撑。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群关系，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密切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党对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34年1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并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深刻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④《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这个表述全面概括了党的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体现了我们党当时作为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党与人民群众应当保持的基本关系。而在我们党实现全国执政之初，邓小平、陈云等就一方面指出了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且执政时间越长，这种危险系数就越大，越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反复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他告诫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在总结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存亡的规律时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强调全党“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09－28(1)．。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再次从根本上强调执政党要处理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是一贯的、持续的，始终强调政党与民众之间的须臾不可分离。这也是当前我们认识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理论源泉及发展新形势下党群关系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第二，功绩传承，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依靠人民完成的历史功绩，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关系内核的实践支撑。

9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一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是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就从实践的层面充分说明我们党与民众的关系总体上是融洽的、和谐的。这既是当前我们判断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我们能够继续密切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一个良好基础。

2．时间维度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演化

第一，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巨大变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随着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是时间维度下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历史演化，直接影响到党与民众关系的诸多方面。这种历史演化，极易增加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邓小平早就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这种危险多半是由于我党面临环境的变化，那种使得党必须时刻注意保持与民众密切联系的外在残酷环境和生存压力猛然减轻而造成的。同时又由于党处在权力的中心，具有支配社会资源的优势，“政党”对“民众”的依赖性就容易被淡忘。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深刻洞察到这一点，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这说明，一旦党滥用权力，凌驾于群众之上，执政党与民众的“鱼水”关系就会变味。再加上党作为先锋队，在其前进过程中是有脱离人民群众倾向的，刘少奇就曾指出“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发生了两大历史性巨变的中国共产党工作只会愈来愈繁重，因此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也是有极大可能的。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对执政党与民众关系既有有利一面，又有不利一面。

第二，政党领袖逐渐由魅力型过渡到平民型的变化。

政党领袖作为政党的主要代表，一般应有“高瞻远瞩的识见，宽宏容忍的气度，善于领导和协调的才能，牺牲奉献、公而忘私的决心，努力带领其团体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博得民众衷心的尊敬和支持。”⑤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0页。可以说，政党领袖是政党能否与民众建立密切关系的重要因素。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极高威望和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他们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认同的重要资源。随着他们的去世和大批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曾经是我党执政重要资源的领袖魅力，已逐步递减。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党领袖魅力并不必然具备再生性。一个政党在其发展历程中，其领袖人物一般会经历由魅力型向平民型的过渡。因此，如何顺应政党领袖平民化的过渡，使政党领袖依然成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高度认同的政治资源，就成为新时期密切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

第三，党员的历史演化。

随着时间的自然延续，执政党党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素质不断提高。这是党员历史演化中好的一面，是有利于密切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和平年代，党员队伍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经受那么多血和火的考验，那种严酷的斗争环境对党员“自然的筛选”机制已不再起作用。今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但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和考验，反而可能会带来诸多的好处。因此，一些动机不纯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混入我们党内，从而带来一些问题。事实上，在我们不断壮大党的队伍的过程中，党员队伍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以及腐败现象蔓延严重等等。这使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有的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官僚)，或者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家属、亲朋好友、情人的“私仆”，走向了党和群众的反面。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损害了执政党与民众的密切关系。

3．时间维度下的民众历史演化

第一，对共产党执政高度认同的群众已自然更替。

我党执政已六十多年，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那种自觉认同党的执政地位的人群也在自然更替。因为“历史的选择”，虽然可以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进行合理的有力的辩护，但这种“历史选择论”毕竟只能在一个时期有效、不可能长久维持，就在于对于长期执政的党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面临的是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群。那个与党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对党高度认同，抱有强烈情感的人群已自然更替了。随着这批民众的自然更替，他们对执政党的认可和支持，已经由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对党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已逐渐为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所取代，对党领导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不再感恩戴德去歌颂，而认为这是执政党和政府应切实承担的责任;不认为是党和政府养活了人民、赐福群众，而是人民作为劳动者和纳税人养活了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这既不是“人心不古”，也不是我们常说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政治社会化的必然。面对这种变化，执政党要继续保持与民众的密切关系，就必须根据民众观念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努力在民众的监督批评中把各项工作做好，努力通过取得新的功绩来建立起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民众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影响。

今天的民众，已非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的民众，也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时期的民众。随着时间的自然更替，全体民众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如作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工人阶级，原来社会地位和收入大致相当，现已分化瓦解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其社会地位、收入、诉求等差别巨大。同样，农民阶级的分化瓦解也极为显著，既有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兴富裕农民阶层，也有“山河依旧”的贫困弱势农民群体，还有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阶层。除了工人、农民以外，我国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也就是说，群众再也不是由根本利益一致的工农两大阶级组成，而是由诸多现实利益有很大差异的不同阶层组成，民众形成了多元化的主体。民众阶层的这种巨大变化，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价值观念不断分化、利益诉求的内容方式差异巨大，这就使不同主体的民众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执政党满足民众诉求更为艰难，协调利益更为复杂，密切关系也更为艰巨。此外，相较从前，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大大增强，主动要求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这也为密切执政党与民众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关系的空间维度分析

政党与其他社会集团不同，政党是为了夺取、巩固、保持政权而结成的社会集团。因此，政党一端连着社会、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特殊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具体化就表现在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上。所谓从空间维度来分析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就是要分析执政党连接的两端对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影响。

1．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特点对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影响

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因此，无论是党内权力还是政党通过法律程序输送到国家政权机关里的党员所拥有的权力，就具有了一般公共权力的特征。而公共权力具有“两重性”特征，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党用手中掌握的资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公共权力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在客观上使得权力寻租、权力招租成为可能。这是公共权力及权力运行中固有本性的弊端造成的，如:权力的占有性和可获利性，使权力在运作过程中能给掌权者带来地位、名誉和各种利益，对掌权者具有本能的自发的诱惑作用，这就容易导致一些意志不坚定和有名利思想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这自然会损害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其损害力度的大小与掌权者的权力大小成正比，与权力受监督制约的力度成反比。还比如，由于权力具有扩张性和不平等性特点，只要不是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就会寻找最大的使用边际。这就决定了一些掌权者为了谋取私利，便会利用权力的这种特点实施权力的超越和突破，一方面是突破自己职责界限范围，越界用权，超越“管理”，侵害其它权力;另一方面是突破权力自身的合理界限，无视政策规定，无视党纪国法，执政行事唯利是图。这同样会损害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减轻损害的有效方法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合法用权、规范用权。所以说，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并不必然会与民众密切彼此关系。如果滥用权力，执政党与民众关系非但无法密切，反而会加速疏离，甚而对立。

2．政党及政治权力运行模式弊端对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影响。

党内权力过于集中是我们党固有的弊端之一，这一弊端使得权力本身具有的专断和封闭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掌权者都倾向于在自己的权力范围采取封闭、隐蔽的方式行使权力。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和政党，如果权力的扩张性得不到适度的控制，就会经常发生权力不正当地干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经济生活出现不确定性、不平衡性、不公正性，并进一步扩大到社会、政治等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许多决策及其执行就会引发或者加剧社会矛盾，从而引发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立。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权力活动的演进，社会公共权力大都以委托代理的方式运行，即现代政党政治国家多是以政治代理制的形式来统治的。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可看作是委托——代理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执政者是受人民的委托来掌管权力的，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权力。因此，无产阶级执政党与民众关系同样是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行顺畅，则执政党与民众关系和谐密切;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行不畅，则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疏离对立。要使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行顺畅，充分发挥政治代理制的作用，真正实现政治委托人——民众的意志，需要三点保证:首先要有一个可供政治委托人鉴别政治代理人的机制;其次，要从切实保障政治委托人的委托权自由行使;再次要有一个充分竞争的政治代理人市场，不能搞前市场“过滤”。这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党有一个完善的干部评价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党内民主选举机制。但这些条件由于存在政治代理人的难以监督和政治代理人绩效的难以评价等限制，目前我们并不完全具备。因此，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行就未必顺畅，民众意志也未必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意味着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3．政党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对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影响

政党理论认为，政党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利益集合、政治录用及政治社会化的作用和功能。这些作用和功能的发挥会直接影响到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一是政治参与直接关联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现代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政治就是参与政治。只有通过良好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才能保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从而保证政治系统的稳定与成功。因为，一方面权力来源于人民，民众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参与社会管理、参与监督，这是宪法所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扩大政治参与有利于把不同利益群体纳入到现有政治体制内消化，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感，有利于促进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和谐，最终有利于党的长期执政。二是政党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功能对政党与民众关系至关重要。政党要密切与民众的关系，必须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因为利益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反映，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一切社会政治生活的原点。正确、有效的利益代表和整合，是政党与群众形成合作、和谐、密切关系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和利益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多元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博弈，已成为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紧张、激化甚至对立的重要原因。只有政党能够在分散的、无序的、大量的、甚至彼此冲突的个体利益之上，进行正确地综合和代表公共利益，始终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才能真正建立执政党与民众关系和谐的利益基础。三是政党政治录用及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发挥有利于促进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良性互动。所谓政治录用就是政党不但能够源源不断地将社会中产生的精英纳入到自己的政党体系中去，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将自己的党员推荐给民众，并为民众所接纳选举到一定的岗位上去。政治录用功能有效行使是一个政党及政治体制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党与民众关系协调的重要标志。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使之认可现行政治制度的过程，也就是既对现有政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灌输，同时又努力把这种合法性的阐释变成民众所接受的社会理想、价值和道德，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显而易见，政治社会化本身就是一个整合社会，促进执政党与民众的紧密联系的过程。

4．社会主体多元及利益诉求多样对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影响

政党一端连着权力，另外一端连着民众。作为一端的权力及政党自身功能影响着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作为另外一端的民众的变化同样也会影响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民众自身随着时间的演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单是阶层的巨大的分化，使党的传统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群众对党的权威认同度趋向分散;更重要的是群众对党的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旧政权无法满足国家和人民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强烈要求，广大民众必须寻求新的领导者以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二者目标的一致奠定了当时党群关系密切的根本基础。在党成为执政党后，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与群众共同的斗争对象没有了(除了国际因素)，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由共同对外变为民众开始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各种利益诉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情况就已经出现了。今天，这一特点就更为突出。执政党面临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民众也把出现的利益矛盾直接归咎于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头上。这些情况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没有的。再加上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潮流对我国的影响加大，群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进一步增强，这些都增加了执政党与民众保持密切关系的难度。

四、简要结论

综上所述，判断我们党与民众的关系，应站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来考察，这种关系，既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内在特质、理论根据及历史积淀，这是我们继续搞好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又有作为执政党随之而来的与公共权力、政党功能体现的密不可分，这是新时期做好执政党与民众关系应关注的重点和关键。因此，综合考虑执政党与民众关系，可得出以下判断:从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来看，是先锋队与基本群众之间的关系;从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特性来看，是委托与代理关系，从执政党政党功能的发挥来看，是利益诉求与利益满足关系;从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是认同、授权、监督与被认同、被授权、被监督关系。以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从这些联系中，可以得出执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状态，将会在一致与冲突、和谐与震荡两端之间摇摆。执政党愈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特性、愈能规范行使公共权力，愈能充分有效发挥政党功能，民众愈能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则执政党与民众愈能建立起一致与和谐的密切关系。反之，执政党与民众关系就会走向冲突、震荡甚至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