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泉、价值、新路：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国逻辑*

王维嘉　杨家兴

(南京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尤其是工业文明急速推进以来更是如此。人类如魔法般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光辉不能掩饰触目惊心的生态退化。曾经，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导致鱼类难存，美国洛杉矶受光化学烟雾困扰多年，日本琵琶湖接受治理30年，切尔诺贝利泄露至今旧疾可循……残酷的现实不仅存在于先发国家，中国社会同样未能幸免。国务院授权开展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甚至做出结论，“中国的环境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为了能够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新的战略目标和紧迫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世界文明演化图景的视角切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探求属于中国自身的生态文明道路模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设计。

一、源泉诉求：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

只有从源泉上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将其落实到现实的实践当中，这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价值基石。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演进逻辑出发，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审视中国自身发展，不难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已经是心之所向、力之所至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的逻辑走向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身发展、文明演进的探索和追寻。这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是推动人类文明形态不断超越自我的强劲动力。从史前文明到原始文明，再到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革。随着这种变革的不断深入，物质财富的积累不断丰富，但同时我们必须不能忽视的是“发展烦恼”的凸显，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环境恶化、资源能源压力增大、生态系统濒危，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就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告诫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站在工业文明的路口，我们必须反思如何防止这种“报复”的进一步恶化，规避“发展烦恼”。因此，新的文明形态的研究探索理所应当成为全球各国学术界和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要求，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更为科学的文明形态应运而生，是历史发展逻辑演进的必然。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演进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的扬弃，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实现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已经成为各界共识。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本质要求

和谐是生态文明的要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趋于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辩证的和谐，在静态上表现为有序的耦合和有机协同，在动态上表现为相得益彰和良性互动。不难发现，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2004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它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自身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谐理念的树立和实践的不断推进对于当前生态文明的实现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功能，也是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路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不论是和谐社会建设还是生态文明的实现，都是利用自然规律为“现实的人”服务的过程，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历史发展的趋势已经表明，随着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三)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现实命题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问题愈加凸显。正如经济学中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所指示，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遭遇过一段困境：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而今天的中国，同样无法完全跨越历史过程，它正攀爬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且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严峻的。在环境方面，我们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37%、有18%的沙化土地，90%的草原已经不同程度退化，耕地被污染的高达上千万公顷，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在资源能源方面，我国有2/3的城市缺水，年均缺水量多达536亿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升至57%，18亿亩耕地红线濒危；在贫困问题方面，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目前现在还有1.28亿贫困人口；在社会维权方面，从1997开始，环境污染纠纷每年递增25%，环境维权成为社会热点，环境公共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对抗方式也更为激进。这些自身发展的现实问题都在不断警示我们，生态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生态文明的建设迫在眉睫。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是对发展的提升、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正是从文明进步的新高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价值认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坐标系

文明的演进是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实践活动的展开归根结底就是“人”自身及其与自然界关系的处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更加注重对自然的认识、尊重与保护，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本位与坐标定位。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尊重自然是发展生态文明的本源定位

尊重自然是对生态及人类发展逻辑的认知，是对实践的尊重，更是对人自身的尊重。一般认为，“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历史观的出发点，自然存在于其中而非之外。正如马克思指出，“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由此看出“人—自然—社会”三者是一个具有“同构性”的有机整体，而实践则是三者的“中介”。同时不难发现，“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对象和结果。只有通过生产劳动实践人类才有向前发展、进步的可能，而尊重自然正是对这种实践活动的认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4]这就明确指出，自然界不仅为我们提供生产生活资料，还有丰富的精神财富。人类的发展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层面都要依赖自然界，自然对于人自身生存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人化自然”的过程，它集中反映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觉，“是一本打开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5]

(二)顺应自然是发展生态文明的思维取向

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如何看待、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思维取向和文化观念。文化产生于人的劳动生产之中，反之其又能反馈影响劳动生产的进行，并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价值支撑。文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6]从某种程度上看，它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精髓，是社会进步的不竭精神源泉。而概括来讲，生态文明的深层内核即生态文化。其深层意蕴在于，它“以整体论思想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取向，以谋求人与自然协同发展为宗旨的文化”。[7]由此看出，生态文化内涵着顺应自然规律，协调发展的价值导向。顺应自然也内在地要求“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走向合理性，才能消除当前的生态危机”。[8]这里的合理性即指人在现实的生产劳动中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结合，规范和制约自己的行为，是一个相互顺应、相互同化的过程，而非相互破坏、相互异化。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进步。而只有这样才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范性的统一，也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9]

(三)保护自然是发展生态文明的实践方略

将自然纳入到人自身发展的实践当中进行保护和协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选择。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当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发展演变，在生产力取得极大提升，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自然也早已被改造地满目疮痍，甚至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自然系统的分裂与崩溃。生态文明的提出同时也是保护自然号角的吹响，只有正确认识、尊重、顺应自然，落实到行动当中去保护自然，才能继续实现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获得自身利益的满足。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无不与利益有关”。[10]“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直接的有益结果”。[11]生态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利益问题，其矛盾的关节点是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是人对自身欲望和利益的合理诉求。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主张面对生态危机应采取主动的方式，即应“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而就当前中国的发展现状来说，保护自然是更为明智的选择，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

(四)人与自然和谐是发展生态文明，走向和谐社会的理想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人来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产物；人又能认识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而纵观人类发展史，人对自然利用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乃至社会的发展演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考虑行为后果，所以造成了对自然界的破坏。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扬弃私有制和异化的生产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明、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也就是马克思所断言的，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首先还是解决人与人的矛盾问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自身、人与社会的矛盾的和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身带来福祉，才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形式，才能为和谐社会的理想实现提供基石和保障。

三、新路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力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3]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发展道路、建设方向的经验总结和深刻的逻辑认识。不走老路、邪路，我们必须走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路、正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具体落实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就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即一种集观念、制度、实践为一体的“三线”新路。

(一)观念新路：坚守“生态红线”，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

从观念入手是解决生态问题，坚守“生态红线”的前提和基础。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通俗来说，它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自身或者外界的某种综合性认识，是主客观认识的集合体。纵观历史进程，“由价值观念所指导而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毁灭反过来又对社会本身造成破坏性作用，造成价值的丧失和意义的危机”。[14]由此可见价值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及实践定位。习近平同志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意志，也为深入推进其建设指明了方向。“生态红线”指在发展进程中生态系统平衡状态被打破、系统衰退甚至濒危的临界状态。这种红线一旦被破坏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即使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不能将其回复。因此，“生态红线”坚决不能触碰，必须坚守。而就当前我国社会现实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动态坚守，避免因噎废食。所谓坚守并不是固守，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人与自然的协调，将负面效应动态地降低最低，保证生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二是平衡坚守，避免畸形失重。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当前限制我国发展的难题之一，如何保持平衡发展，保证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环节的兼顾显得尤为重要。三是公平坚守，避免危机转嫁。部分先发国家在自身快速发展之后同样遇到了生态问题困扰，它们选择了向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危机转嫁。中国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应公平坚守，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确定自身发展路向。

(二)制度新路：呵护“生态生命线”，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化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系统的稳态运行更具有约束力和规范力。“制度是社会的博奕规则，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体现了个人的决策集合”。[15]这种个人决策的集合所体现的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强制执行，并以国家的法律和暴力机关为后盾，直接保证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同样如此，指用制度呵护“生态生命线”。这里的“生态生命线”指影响生态系统良性运行的根本性因素或者最核心内容，即应是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谐。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现实和生态制度建设情况，主要应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制度要具有融入性。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是十八大报告的明确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只有高度融入才能保证其科学有效。二是制度要具有配套性。单一的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建设日复杂化的现实要求，只有通过各方面、各层级制度的配套、结合才能更好地确保制度执行的全面具体。三是制度要具有定型性。制度定型化是对制度本身的尊重，也是制度权威性的体现。而生态制度作为一种新兴制度，在不断建立健全的基础上进行定型发展显得意义重大。

(三)实践新路：创新“生态新干线”，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效能化

无论是观念还是制度，最终都得靠社会实践活动来落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就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来说，这种实践活动是指建立在生态实践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间的有机转化。而这种有机转化是贯穿在生态发展甚至文明进程中的一根基线，是一条高速、高质、高效的“新干线”。通过“生态新干线”的创新发展，实现历史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进而实现社会与文明的互动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破浪前行与生态现状的危机共同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生态实践各方面，创新实现“生态新干线”。在此，我们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注重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有机统一。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抓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同时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不断凸显了顶层设计的宏观战略指导作用。因此只有二者有机统一，良性互动才能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二是注重全方位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当前必须坚持在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指导下谋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能否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部位，寻求突破口必将成为“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关键节点。三是注重激发动力与保持平衡的有机统一。当前改革作为一场深刻革命已经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生态文明建设毫无疑问是当前改革的重头戏，如何形成全民共识，进行力量凝聚，进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保持整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则显得尤为重要，也已成为当前生态实践的基石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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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7.

[6]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哲学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51.

[7]雷毅.生态文化的深层构建[A].严耕，林震，杨志华主编.生态文明构建及文化资源[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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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欧阳康.合理性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J]. 2001，(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6.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

[14][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M].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1999.37.

[15]NORTH D C.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U. IC and 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