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学习《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活动研究( 1953—1955)

赵 鹏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80)

1938年秋，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在苏联出版，几个月后，便有了中文全译本。中文版《联共党史》几乎一经出版就成为中共干部学习的对象，并由此持续了三四十年之久。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给予它异乎寻常的高评价，提出应以其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他一切为辅助材料”;称其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①《毛泽东选集》卷六，东北书店，1948年，第937页。。

1953年至1955年，中共中央再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发起学习活动，专门学习《联共党史》的部分内容。党史专家龚育之指出:“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学习《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②龚育之: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龚育之论中共党史》 (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6页。

一、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背景

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要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只针对高级组，而且是按照《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内容挑选出来的。联系此后对学习活动的各种布置、安排，以及学习的实际情况，可以说《联共党史》无疑是此次学习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学习对象。。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指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党员干部”，“一般地均应参加”这一理论学习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发起这一学习活动的主要背景，是中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1952年9月底，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必须逐步过渡，不能站在岸上，必须上船，一桨一桨地向前划去③转引自庞松: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1949—1976)》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然而，“上船”以后不免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要去的“彼岸”在哪里?那里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对此，中共领导人的选择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学习苏联首先要找到适当的“媒介”。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先后向苏联派遣了上千名留学生，组织了农民代表团等赴苏参观访问，此外还有数百位苏联顾问、专家正在中国工作……这些都是时人了解苏联的重要渠道。但相对于毛泽东力图掀起的学习苏联的高潮而言④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号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这一切简直微不足道。中共也曾通过学习书面材料的方式学习苏联。1952年底，中共中央要求“一切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各级干部”学习苏共十九大相关文件，高级干部还要学习斯大林的新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⑤《中央关于学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通知》，《宣教工作简报》1952年第26期。。可是苏共十九大与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多少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则“多数中下级干部”“不易读懂”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文献选编(下)，第133页。。

相对于上述“媒介”，《联共党史》有着明显的优势。该书截止于苏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成社会主义”，题材与中国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契合。尽管该书“以论带史的现象非常突出，史实的叙述往往是一笔带过，非常贫乏，而很多篇幅是游离于史实之外的议论和说明”⑦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5页。，但它终究还是比纯粹的理论著作通俗易懂。而且，据粗略统计，书中介绍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引用他们的有关语录的篇幅达100页之多，占全书的1/4，几乎可以作为介绍列宁和斯大林 (尤其是斯大林)著作的政治理论教科书⑧娄胜华:《论〈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这恰好符合中共学习“理论”的需要。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有一篇评论指出:“我们必须知道，历史事实的说明，是为了使学员通过它来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使学员理解有关的理论，而简单地机械地熟悉具体的史实决不是我们学习‘联共(布)党史’的主要目的。”⑨《在职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联共 (布)党史”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学习》1955年第8期。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按照文件笼统的说法，是“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但毛泽东曾对《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有过一个定位——1953年6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学理论，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我党的总路线，基本上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的路线”⑩李维汉1953年6月15日、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手稿)。。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就是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所以要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就是为了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

二、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过程

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活动从一开始便明显带有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痕迹。《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指出:“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141页。《指示》发出后，各地党委开始为学习活动做准备:普遍通过会议、指示等形式传达中共中央的要求，一些地区制定了具体的学习计划;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很重视教员的培训工作，举办了各种研究班、训练班;不少地方还着手设立学习室，有计划地举办业余政治学校，并积极准备、及时供应学习资料;等等②《迎接从七月开始的干部理论学习计划 各地积极进行理论教育准备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5月5日;《全国各地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七月开始正规理论学习》，《光明日报》1953年7月1日。。

发起学习活动时，中共高层尚未找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亦未形成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这种情况造就了学习活动前期的两个特点:

其一，大体上只是强调中苏两国的相似性，强调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很少涉及社会主义改造。例如195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而发表社论，含蓄地指出:我国人民的基本任务与1921年至1937年的苏联一样，“苏联走过的道路在基本上正是我们所要走的，苏联当时所遇到并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正是我们所要遇到并加以解决的”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是全党干部的重要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4月25日。。

其二，由于总路线还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尚不具备大规模学习宣传的条件，而改造的目标已经确定，急需开展思想和舆论准备工作，于是《联共党史》暂时充当了总路线的“替补”，学习的力度相对较大。中宣部1953年10月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显示:当年7月起，各地高、中级组大多开始了对《联共党史》的学习。此前的5、6月份开始，东北、华北、西南、华南等地区和中宣部的高级组即提前开始了学习。中直机关和华东等地则从9月开始。中央级机关、华北、西北、中南参加学习的高、中级组干部约23万人。④《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594页。

1953年12月，中宣部制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随即开始对总路线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学习《联共党史》的特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其一，学习《联共党史》已经不是带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子”，而是与学习总路线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附属于”总路线的学习了。1953年11月底开始，部分地区和单位陆续结束对第九章的学习。1954年5月起，各地普遍开始学习第十章。 《学习》杂志为此发表社论《怎样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要求通过学习，“使我们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解提高一步”，进一步弄清总路线学习中未解决的问题。同时，“由于已经学过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以，对‘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学习进度较快是完全可能的”。⑤《怎样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 《学习》1954年第5期。

其二，既然学习《联共党史》的主要目的是为呼之欲出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思想和舆论准备，那么，随着总路线深入人心、改造顺利推进，学习《联共党史》的力度自然逐渐减小。按照最初的设想，学习活动应该在1954年底以前结束，但该计划未能如期完成。有文件显示，学习《联共党史》曾为学习总路线“让路”⑥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第712页。——这种“让”与“被让”的关系也间接体现着学习活动的目的。需要学习的文件又何止总路线一份?此后，诸如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文件等陆续出台，学习《联共党史》的进度也因此大受影响。

1954年4月17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的通知》，要求学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不应停止学习《联共党史》，但可减少学习讨论会。《通知》还要求:“必须改变过去学习中的严重的拖沓状态，提倡认真读书，按时完成学习进度计划”， “保证在今年年度以前学完‘联共(布)党史’第十二章”。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第761、762页。8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紧时间，尽速完成“联共(布)党史”的学习计划》，强调了一系列加快学习的条件和具体措施，如适当压缩每一单元的学习时日，减少不必要的讨论和报告，将较难解决的问题留待日后研究，坚持以自学为主，等等。

这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业已走上正轨，社会主义的“彼岸”已经隐约可见，也就没有必要通过一本书来描绘了。这大概也是中共中央急于结束学习《联共党史》活动，以及学习活动的结尾稍显“仓促”的原因。

至于学习活动的最终结束时间，1955年6月下旬，《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提到: “目前，全国各地机关工作人员高、中级组已先后进入‘联共 (布)党史’九章至十二章学习的结束阶段。”②章世鸿:《机关党支部必须认真领导理论学习》，《人民日报》1955年6月26日。但中宣部当年1月的一份报告表示:“多数地区今年年底只能学完‘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或第十一章”，“规定除个别地区外，一般应在明年第一季度学完‘联共 (布)党史’第十二章”③《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文献选编(下)，第260页。。笔者并未见到1955年6月以后中央文件或报纸刊物再次提到学习《联共党史》活动 (在职干部的经常性学习除外)，因此本文仍以1955年作为活动的时间下限。

三、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宣部1955年4月的一份文件，当时全国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约250余万人，其中高级组约2.4万人，中级组约40万人，初级组约210万人。“近二年来，学过联共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④《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第938页。因此，可以说至少有42万多高、中级组的干部在1953年至1955年间学习了《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如此多的党员干部到底学习了哪些内容呢?

(一)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学习《联共党史》时，中共高层已经经过权衡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和认同这个战略选择。例如，《山西日报》针对学习《联共党史》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组织了一次讨论，有些人表示赞成“首先发展轻工业”:“(一)目前农民主要要求发展轻工业，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先发展重工业会形成某些物品供不应求的紧张情况，影响工农联盟。(二)先发展重工业资金困难，先发展轻工业可为重工业积累资金。(三)我国是农业国，发展轻工业的原料可以自给，而机器、设备则可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口。(四)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比苏联实现工业化时好得多。因此，可以不忙发展重工业。”⑤《山西日报展开对“首先发展轻工业”错误思想的讨论》，《学习》1955年第1期。

针对上述观点，中共中央要求大力宣传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义。1954年5月，中共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宣传工作“应该特别着重从各方面论证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改造我国一切经济的基础，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05页。。同月， 《学习》杂志以“本刊编辑部”名义 (实为中宣部指定专人编写⑦《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第597页。)发表《苏联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时的经济建设问题——供中级组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作提纲用》①《学习》杂志发表的四篇“学习提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省将其作为“讲授内容”，有些省以其为依据拟定学习计划和要点等，有的甚至把它当做“测验指南”。这些“学习提纲”代表着中共中央对学习《联共党史》的具体指导，可以反映出学习的目的和重点。，提出:“要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必须首先建立强大的重工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应该成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②《苏联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时的经济建设问题——供中级组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作提纲用》，《学习》1954年第5期。下文中凡已说明出自第十章“学习提纲”者，将不再注明。其他章的“学习提纲”同样如此。学习活动中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论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强调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道路是必要的、可行的。山西省行政干校的一个训练班在总结学习心得时表示:“认识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提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时的必然结果。如果当时不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社会主义成分就不能迅速地发展，就不能保证在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绝对的胜利。”③张其光:《山西省行政干校经济建设理论训练班第二期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的一些思想收获》，《学习》1954年第6期。这一心得体会的得出，显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因为中国就是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至于这条工业化道路的可行性，第十章“学习提纲”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从建立重工业着手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经济活动不受任何利润的限制而是受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要支配的”。这个论点还常被用来论述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例如有人写道:“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都从发展轻工业开始，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资本家开办工业，都是为了追求利润的缘故。”④曾文经:《我们为什么要首先发展重工业?》， 《学习》1953年第11期。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这种社会制度的标签无异于在重工业优先的天平上加上一块重重的砝码。不过，笔者更赞同另一种观点:重工业还是轻工业“优先”，不是区分工业化道路“姓社姓资”的根本标准;这种差异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区别”而非“制度区别”⑤参见党校政治经济学教材联合编写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若干问题争论》 (试用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16—317页。。

第二，强调重工业优先可以带来极快的工业化速度。第十章“学习提纲”提出: “我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速度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那种缓慢的速度，而是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速度。”有学者认为，新中国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赶超”战略⑥林毅夫等: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也有学者认为，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才是“赶超”战略的开端。参见王海光:《模式与战略: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岭南学刊》2000年第3期。。在这种“赶超”的心态面前，“快速”这个特点无疑十分诱人。怎样才能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呢?“根本条件”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必须懂得，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乃是保证我国高速度工业化的决定性的条件。”⑦《苏联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时的经济建设问题——供中级组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作提纲用》，《学习》1954年第5期。相反，“如果我们首先发展轻工业，那我们就不能不经历极端缓慢的工业化过程”⑧戎文佐:《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笔记》，《学习》1954年第11期。。

第三，针对发展重工业不利于改善民生的观点，强调这条工业化道路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学习中反复强调:我国解决资金问题的方针与苏联一样，要依靠自己内部的积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服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必须较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⑨陈翰伯:《认真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中国青年》1954年第9期。。而“首先发展轻工业”的观点“实质上是反映了一种怕困难、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反映了有些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缺乏信心”①《山西日报展开对“首先发展轻工业”错误思想的讨论》，《学习》1955年第1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造成的损失则被当做通往美好生活的暂时的、必要的代价。“只有逐步实现工业化，才能使工农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真实可靠的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②陈翰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方针》， 《学习》1953年第10期。。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苏联带来的“长远利益”，《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苏联因为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卫国战争中，能够击败德日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706页。时隔30余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仍然认为:“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④〔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1页。戈氏后来的观点有所改变，他写道:过去苏联往往用“‘增强国家’的必要性这个论点为苏联采用的方法辩护，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这样，‘我们就会挨打’。但是有谁说过，采用别的方法 (尊重劳动者和民主的方法)就不可能使国家发展起来呢?”参见〔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上述论证思路其实均非学习《联共党史》活动“原创”，而是源于中共高层的论述。例如，刘少奇曾针对工业化的社会性质问题指出:“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方法。我们国家一定要工业化，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⑤《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9—120页。关于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9页。在改善民生方面，最著名的自然是毛泽东的“大仁政”论。此外，周恩来也指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当然……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⑦《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3页。

学习《联共党史》的过程中，人们给予苏联经验充分的信任，有些时候，只需要强调苏联已经成功地走过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就可以说服不少党员干部—— “我国工业的基础较之苏联开始实行工业化初期还要差得多”，苏联尚且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⑧戎文佐:《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笔记》，《学习》1954年第11期。。人们信任苏联经验，是因为觉得那些经验已经通过了历史的检验。第十一章“学习提纲”指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所获得的重大成就……是用现实的历史事例向我们指明了，我国当前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首先着重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那种要放弃重工业而首先发展轻工业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⑨《苏联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时的经济建设问题——供中级组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一章作提纲用》，《学习》1954年第11期。第十二章“学习提纲”又指出:苏联“二五”计划期间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向我们指明了: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基本道路，就是努力实现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⑩《苏联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而斗争时的经济建设问题——供中级组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二章作提纲用》，《学习》1955年第2期。。

但若深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联共党史》中“通过了历史检验”的苏联经验，尚值得推敲。该书将苏联工业化的历程描绘得迅速、顺利、成就辉煌——1925年俄共 (布)十四大将工业化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开启了国家工业化的时期;到1927年底就“已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就”;经过1926年至1929年的斗争，“工业化政策获得了胜利”①《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5、308、315、329页。。这与一些学者考证出的苏联历史出入颇大。例如，有苏联学者指出:俄共 (布)十四大虽然确定要把苏联从一个进口机器设备的国家变成一个能够生产机器设备的国家，但无论斯大林的政治报告，还是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没有提出任何近期或长期的具体任务②〔苏〕B.C.列利丘克、Л.П.科舍廖夫: 《苏联的工业化:方针的选择》，《参考材料汇编》1989年第3期(《苏联历史的反思》)，第26—27页。。也有中国学者指出:十四大后，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份宣传提纲，同样一字未提“工业化的方针”，甚至连“工业化”这个词都没有使用③闻一:《神话:苏联“国家工业化大会”》，《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2期。。书中将1926年至1929年称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期”，是出自斯大林的亲笔增补④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251页。。

当然，也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但不管见解如何不同，苏联的工业化的确造成许多严重后果:由于采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广大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甚至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由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整体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积累率居高不下，市场供应紧张，被称为“短缺经济”;由于采取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粗放型工业化政策，经济效益普遍偏低，资源浪费十分严重⑤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29—234页。。对于这些，《联共党史》只字未提。

(二)农业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

农业合作化问题是学习活动的另一个着力点。在《联共党史》的描述中，苏联的工业化“短时期内就有了重大的进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则“由于分散和不能采用现代化技术而落后了”。此时，斯大林指出，唯一的出路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联合起来的集体农庄。于是苏联开始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⑥《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15、318页。也就是说，工业化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要求，农业只有集体化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

与论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一样，苏联的全盘集体化被视为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意义。 《学习》杂志曾发表社论指出:“工业化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农业生产提出愈来愈大的要求”⑦《怎样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 《学习》1954年第5期。。第十章“学习提纲”同样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苏联的经验证明，工业化事业的迅速向前进展必然会发生个体农业与工业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小农经济低微的产量、较低的商品率和极端分散的供应必然会在粮食、原料和许多副食品上给工业化的事业带来困难。”

从各种学习心得来看，这个观点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例如有学员表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扩大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阵地，否则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不可设想的困难”⑧张其光:《山西省行政干校经济建设理论训练班第二期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的一些思想收获》，《学习》1954年第6期。。还有单位在总结学习中的收获时写道:“例如粮食问题，过去有不少同志看作是‘偶然现象’，或单纯是‘供不应求问题’，现在懂得把它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连在一起了，认识到这是‘在小农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赶不上工业发展的表现。这样，就把我国粮食，某些副食品计划购销，农业互助合作等一系列问题都提高到工业化的问题上来认识，使大家深深感到‘政府的一切措施既必须，又适时’……”⑨中共对外贸易部直属机关委员会学习室:《对外贸易部机关干部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的收获》，《人民日报》1954年8月18日。

与工业化道路问题非常类似，《联共党史》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许多描述亦应详加斟酌。《联共党史》称集体农庄“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⑩《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17页。;但有学者指出，集体化是要“创设一个能控制每个农民的顺从的管理体系，在给农民留下一点点剩余粮食的同时，有可能收到所有粮食”①〔俄〕A.B.舒宾:《斯大林为什么“制造饥荒”》，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联共党史》称集体农庄是“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②《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28页。;但有学者指出:全盘集体化的实质，就是要按工业化的方法和途径来改造和重建农业。在斯大林的眼中，那种几万公顷土地的集体农庄必须是生产谷物的工厂。他更看重眼前的、刻不容缓的工业化需求。③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第207页。

《联共党史》将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左”的错误全部推给地方干部，将农民采取的消极对抗策略全部归咎于富农的破坏。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名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谴责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但“究竟是谁的头脑昏了?”当年6月9日，《真理报》刊登工人马马耶夫的信，信中勇敢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写道，相关决议与实际“南辕北辙”，“应该讲出自己的毛病，而不要以此来教训基层党员群众”。当然，马马耶夫被当做右倾分子开除出党。④B.H.达尼洛夫、H.B.捷普措夫口述，A.伊利因记录整理:《农业集体化是怎么回事》，《斯大林研究》1993年第2辑，第79—80页。

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隐去了恩格斯、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原则要求⑤例如恩格斯指出:“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 (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布哈林在与斯大林等的辩论中阐发的正确观点⑥布哈林反对通过剥夺农民取得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而是鼓励个体农民增加积累，甚至一度提出过“发财吧”的口号。他坚持和发展列宁晚年关于合作社的新思想，认为应该用农民的实际利益吸引他们加入合作社，再通过市场机制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参见〔美〕斯蒂芬·F.科恩著，徐葵等译:《布哈林政治传记 (1888—1938)》，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69—287、315—320页;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1—201页。，以及苏联全盘集体化带来的恶果。仅就后者而言，全盘集体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具体表现既包括广大农民为表达对强迫集体化的不满而屠杀、出售牲畜等短期行为，又包括集体农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农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等长远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针对农民由于不满而采取的骚乱、暴动等反抗行动，苏联政府进行了残酷的军事镇压。苏联文献和西方学者著作中关于集体化运动中的死亡人数各有不同，多者1000万，有的甚至达到1450万，最少的也是600万。⑦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22—433页。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也总结了这个教训:“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三)过渡时期充满阶级斗争

在斯大林的指导、甚至亲自修改下，《联共党史》中的所谓党史就是一部党内斗争史，该书几乎将全部篇幅都用于叙述同反对派的斗争，反对派在作者笔下也一一变成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理应遭到镇压。可以说，阶级斗争是《联共党史》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恰巧在学习《联共党史》期间，中共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结合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第十章“学习提纲”不但引用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 (该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还指出:“有的同志以为似乎我国今后不会有什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了，似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会是一个十分顺利平妥的过程，或者似乎在今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关重要了等等”，通过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糊涂看法是根本错误的”。

高饶事件，连同1955年接连发生的潘扬事件、胡风事件等都被认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1册，1986年，第45页。。从各种文字材料来看，把学习《联共党史》与上述事件直接联系起来的并不多。但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加上《联共党史》本身对阶级斗争的极力渲染，指导学习活动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我们知道，我们所实行的工业化，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那么工业化本身就是和阶级斗争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②陈翰伯:《认真学习“联共 (布)党史”第十章》，《中国青年》1954年第9期。“‘联共 (布)党史’中鲜明地给我们指出，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进行的。”“我们在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必须经常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③高放:《学习“联共 (布)党史”中关于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新建设》1953年第10期。

我们无法确认1953年至1955年学习《联共党史》对中共强化阶级斗争意识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当1955年夏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观点，并将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时，《联共党史》所描述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会不会成为一种参照?又是否会使人们更加信任苏联“过渡时期充满阶级斗争”的“经验”?

四、对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初步分析

(一)学习《联共党史》实际上是一次思想“灌输”

“灌输”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方法。从具体运用及影响力方面来说，列宁是“灌输”理论最重要的倡导者④孙来斌:《“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⑤《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7页。。

由于翻译上的原因——汉语中很难有完全与俄文原文相对应的词——我们现在使用的“灌输”，往往被理解为填鸭式地向对方传播某种观点，但这不是列宁等人的本意⑥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有研究者指出:列宁的俄文用词“均是强调从外面进入、引入的意思”，“没有强制强迫的意思”⑦马力、陈占安:《试论列宁“灌输”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思想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笔者认为，1953年至1955年学习《联共党史》活动即是准确意义上的思想“灌输”。

中共要“灌输”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主报告明确指出:“如果过去几年党在集中力量于各项民主改革工作和生产改革工作时，只能比较着重于民主任务的宣传，而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对于党内的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作的斗争在范围上和程度上都比较有限的话，那么，在党的总路线宣布和开始实施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今后，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系统地、经常地、生动地、切合实际需要地灌输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⑧《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 (1951—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47—48页。晚些时候，毛泽东也写道:“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一方面，学习《联共党史》时确有“灌输”的必要。从一些地方培训《联共党史》理论教员、辅导员的经验总结中可以看出，当时很多人“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晓得很少”，分不清战时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不知道有‘过渡时期’这回事，以为十月革命后马上就进到了社会主义”，即使知道了，也弄不清是从哪儿过渡到哪儿……⑩《北京市一级机关中级组理论传授员、辅导员训练班的学习收获和经验》， 《人民日报》1953年8月3日;《中共河北省委举办经济建设理论教员训练班的收获和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8月23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省级机关的讲师团工作》，《人民日报》1954年3月12日。由此，普通干部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在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发起学习《联共党史》的活动，这很符合“灌输”的本义。

另一方面，学习《联共党史》过程中体现出“灌输”的意图。列宁提出“灌输”所针对的并不是党员头脑的“一片空白”，而是俄国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轻视理论作用的错误观点①李宗禹:《关于“灌输论”的一场争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可见，与一般意义上的学习相比，“灌输”更注重统一思想、批判错误观点。学习《联共党史》正是如此。例如，实际教学过程中常结合批判各种“糊涂认识”，一位教员说，他“在讲工业化问题时，把干部对实现工业化的各种糊涂认识，如先发展轻工业来实现工业化等，进行分析批判，大家感到比较满意”②《讲课经验的交流——山西省直属机关兼职理论教员座谈会纪要》，《学习》1955年第4期。。

之所以要“灌输”，是为了统一全党认识，保证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得到准确、自觉的执行，至于分辨苏联模式的优劣，发现中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足，哪怕有限度地修正相关政策等，则根本不在学习活动的考虑之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理论”的本质就是学“政策”，这也是后来一些“理论学习”越学越“左”的主要原因。这样说并非贬低学习活动，而是要明确一个评价标准:判断学习《联共党史》活动效果的好坏，只能看其在多大程度上统一了思想，使党员干部确信当时路线的正确性，而不能苛责是否通过学习找到了一条合适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二) “灌输”的形式导致全盘接受苏联经验

龚育之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历史地看，“学习苏联”有其不可避免性，有其起了积极作用的方面，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创造。不过，说是学习“先进经验”，实际上往往把苏联经验都当做先进经验，以苏联经验作为自己仿效的模式。③龚育之: 《关于十七年》，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第409—410页。1953年至1955年学习《联共党史》活动最根本的局限性即在于此。

一方面，对苏联的崇敬之情使大多数人盲目相信苏联经验的正确性。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惟有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那时，在我们不少同志的心目中，一提起苏联的经验，是很有些肃然起敬、钦羡不已的味道的。”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85页。学习《联共党史》过程中这种心情的表达俯仰皆是，例如第十二章“学习提纲”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上曾经只是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理想。只有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主义社会才在世界第一次以活生生的现实向全世界劳动人民提供了光辉的实例。”正是在这种溢于言表的钦佩之情影响下，学习《联共党史》、甚至学习苏联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苏联经验的高度认同，都包含着一定的“盲目性”⑤也许有人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看到苏联经验的不足之处。其实不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就不乏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分析和质疑。参见卫春回:《194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若干看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

另一方面， “灌输”的学习方式“排斥”少数人的理性分析。尽管我们不认为“灌输”等于强迫接受，但这种方式下的学习仍然不能与思想争鸣并存。举例来说，有人撰文指出: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不是要在一切具体问题上都照样仿行”。本来，行文至此，理性分析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作者接着写道，“如果把苏联的经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例如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必须相适应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农联盟的内容和基础的原理等)，借口‘情况不同’而加以忽视，那就完全错误了。”⑥许立群:《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理论力量》，《学习》1955年第12期。这种观点是在毛泽东与邓子恢就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产生分歧的背景下提出的。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 (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3页。

通过学习《联共党史》认识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冒进”问题，堪称理性思考的典范，但这种思考却不被允许。在认定苏联经验“天经地义”的前提下尚且不能探讨其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问题，何况怀疑《联共党史》甚至苏联经验?当然，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在冷战和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同盟关系的背景下，通过“灌输”的方式统一全党思想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到，留下适当的表达空间以减少“盲目性”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灌输”的内容包含苏联模式的重要方面

中国采纳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很多事件都发挥了作用，不应过分强调学习《联共党史》的影响。例如另一本苏联模式的“集大成之作”——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影响就不在《联共党史》之下。苏联模式也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均有若干具体表现，不能说学习《联共党史》涵盖了一切。但在学习《联共党史》、“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的确包含了苏联模式的一些重要方面。

一方面，从学习直接针对的目标来看，学习《联共党史》对接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和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龚育之分析的那样:“尽管在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过渡所要达到和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的过渡就迅速达到了的目标模式来说，根本上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改造的目标和结果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实际上的全盘公有乃至国有来说，也还是照搬苏联的模式。至于整个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企业管理、企业组织等，当然是照搬苏联的。”②龚育之: 《关于十七年》，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第410页。

另一方面，从学习中强调的要点来看，学习《联共党史》对接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道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证明新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学习《联共党史》过程中大力强调发展重工业，几乎将工业化等同于重工业化，苏联模式的这个突出特点被完全照搬了过来。毛泽东后来也承认:“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此外，农业集体化和阶级斗争等学习中的重点内容，也多是苏联模式的“关键词”。

邓小平曾说: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习《联共党史》活动呢?笔者认为，应该像毛泽东论述类似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我们应该看到，经验教训的总结，需要经过历史沉淀。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想要看清甚至只是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远比今天的我们难得多。有研究者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苏联模式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但从长远看，随着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它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⑥孔寒冰、项佐涛:《苏联模式的特征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关系》，《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9期。何况当时还要受到民主革命时期早已认定的前进目标、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有限的信息传播渠道等因素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首先选择学习理论，体现出的是对理论的指导作用的高度重视和对自身方针政策的高度自信。我们还应该看到，学习中人们展现出了高昂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时至今日，这仍是理论学习活动应该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