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历史辨析

傅 颐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80)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又称“农业四十条”，以下简称《纲要》)。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从动议、起草、正式公布到实施，历经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它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节点相勾连，对社会发展诸多层面产生过影响。因此，在众多的党史著述中，我们不难找到有关《纲要》的记叙，但这些文字常以历史背景式的描述呈现出来，加之认识视角的不同，评价也各有一些差异①例如，《毛泽东传 (1949—1976)》(上)认为，《纲要》可看作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但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氛围下，它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7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则认为，《纲要》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79页);《当代中国的农业》则从部门史的角度对《纲要》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32—133页)。。本文试图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切入点，来考察《纲要》的形成及作用。

一

《纲要》的酝酿和产生开始于1955年。这一年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两年前，在中国农村成功实现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目标的基础上，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公布和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颁布为标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毛泽东自始至终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给予全面部署和精心指导。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内，通过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路径，为农业现代化准备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到1955年上半年，尽管出现一些过急过快的偏差，经及时纠正，互助组和初级社总体上得以稳步健康地发展。合作社初步显现的优越性，对广大农民产生了不小吸引力。

1955年下半年，中国“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国际上出现了相对缓和的趋势。毛泽东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提出了加速农业合作化进度的设想。他断定并深信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党又能够克服巨大困难，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全面规划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大任务。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为此，就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23页。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新中国工业化迫切要求农业有一个较大发展，社会主义改造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为改变千百年来农业无计划发展的状况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也就是他所指出的，中国“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03页。。这个条件就是农业合作化。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发展，必将成为其他各项工作迅速赶超的推动力。

对全党和毛泽东来说，制定《纲要》就是要把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要把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加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体现了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他“打了一个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的“不断革命”的工作思路和风格。

二

从目前材料看，最晚在1955年9月，也就是三大改造正加速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已经在酝酿农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问题。

1955年9月1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报告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方面的情况。报告说，全省第四次党代表会议在8月中下旬召开，着重讨论今后三年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和实现增产粮棉问题，并对过去两年执行粮棉增产计划的情况进行了检查。代表们一致认为，对农业生产作长期打算，进行全盘规划，从各方面挖掘潜力，多方采取措施，实现增产要求是完全可能的。③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问题的报告 (1955年9月1日)。毛泽东很重视河北省委的做法，在9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他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此后，为进一步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进程，毛泽东于1955年9月中下旬和12月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材料进行摘选汇集，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下104篇按语。在9月份的按语中，他对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1955年2月写的《双城县十一区生产规划的经验》一文予以肯定，认为双城县的经验“值得各地注意。那里是以合作化和生产的全面规划著名的”①双城县十一区生产规划的内容有:提高现有耕地面积产量，增加生产内容、扩大生产范围，以及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06、556—557页。。在12月份的按语中，毛泽东对北京、山东、江苏、四川、河南、贵州、甘肃等地发展生产的中长期或短期规划表示赞赏②这些规划主要有:北京西矿区黄塔乡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1955年至1967年的远景规划、北京南苑区红星集体农庄1956年至1962年的远景规划、山东荣成县青山区蒲头乡楼下村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年生产规划、江苏沭阳县马厂区沂涛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四川简阳县解放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生产计划、河南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贵州贵定县盘江乡平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建设三年规划、甘肃皋兰县三年发展计划。。他指出:“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为了“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这些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者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如果不能这样全面，首先抓住几个主要的项目也好。计划包括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计算到十二年 (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当然更好”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02—503、540、499页。。除此之外，对各地在农村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绿化荒山、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他也高度重视。毛泽东从群众创造的经验中获得灵感和动力，并将它们概括提高，融入到《纲要》的制定中。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南下，展开调研。11月上旬，他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几位省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发展规划，拟出“农业15条”;而后到天津，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将15条增至17条，内容涉及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道路建设等方面。1956年1月，毛泽东再次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根据各地反馈的大量意见，对17条进行修改，扩充为40条，正式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全面规划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措施，并对农村工作的其他方面作出规定。从《纲要》名称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考虑农业发展问题时，特别注意到与“二五” “三五”计划相衔接的问题。《纲要》(草案)经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000多人的大规模修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的讨论，于1956年1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

毛泽东在1958年回顾《纲要》形成过程时曾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四十条。”④《毛泽东传 (1949—1976)》(上)，第406页。

《纲要》的形成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一个《纲要》(草案)、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草案)⑤《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初稿写于1955年初，经过七届六中全会、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讨论和修改，于同年11月10日正式公布。《章程》(草案)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及相应的各项具体办法作了规定。，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生产关系改造和生产力规划上的完整思路，以及试图以农业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加速发展的战略意图。

三

毛泽东对《纲要》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体现了他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和积极探索。

毛泽东的这种探索，首先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构想和美好愿景之上。占中国国土绝大部分的农村，是亿万农民世代从事农业生产和休养生息的场所。作为农家子弟出身的领袖，毛泽东始终对农村和农民怀有一份天然而深厚的情感。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是单纯的粮棉增产问题，而是社会与人的全面改造。也就是说，农村的落后面貌要迅速改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有较大提高，全体人民要精神振奋，移风易俗，共同建设环境优美的幸福家园。《纲要》展现了毛泽东的这种总体构想和美好愿景:兴修水利、绿化造林、改善居住条件，以改造山河、美化环境;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卫生文化和健康水平;保护妇女儿童，对鳏寡孤独和残疾军人实行“五保”，让他们生养死葬都有所依;扫除文盲、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建立农村文化网，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建立电话网、有线网广播以及省、地、县、区、乡间的道路网，加强村镇基础设施建设。正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纲要》所描绘的美好前景，对许多农村干部和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一下看到社会主义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要有全民的总动员和广泛参与。在当时，中国有6亿人口，农民占了5亿。毛泽东非常重视亿万农民身上所蕴含的改天换地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力，认为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就可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13页。。在认定经过农业合作化使生产关系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毛泽东预见农业生产力将会有一个巨大发展;而农民在生产水平提高后，又必然会提出一系列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这种要求也是完全正当的。在此情形下，党如何保护并全力以赴地引导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何努力促使其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是:根据形势发展和计划经济建设的特点，为他们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指出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动员和组织他们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许多任务，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来举办，通过5亿农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纲要》时发言说:《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是依靠群众，国家只给予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群众行动的纲领，国家方面的任务应在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中去写②《彭真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这种执政理念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广大民众的愿望的。而刚刚合作起来的广大农民，也确实需要一个远景规划来指导。因此， 《纲要》一经公布，即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起到了毛泽东预想的“农民宪法”和“五万万农民实现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巨大作用③《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514页。。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有自己独到的设想。他把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从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大局中统筹考虑农业发展问题，而这种发展又必须在技术革命的统领下来完成。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后，农业的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着工业化的进程。为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迅速、大力地发展农业生产。这是毛泽东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制订《纲要》的基本思路。他三番五次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这是其成败的关键;同时还要以苏为鉴，加强农业，把合作社搞好④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与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谈话中，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他叮嘱陶鲁笳，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参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55—156页。。“农业17条”初拟时，第一条至第十条主要讲合作化进度和领导成分、增产的基本措施及先进经验、全面规划、牲口、兴修水利、消灭虫灾、绿化造林、肥料等问题。而在毛泽东看来，“所有前面讲的这许多措施，达到一个目的:增产”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1955年11月24日)。。《纲要》的核心是规定了12年内粮食亩产按三类地区分别达到“四五八”指标②《纲要》规定，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 (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至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至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35斤分别增至60斤、80斤和100斤。，并要求全国各地迅速、大量地增加农作物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从《纲要》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强调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把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把社会主义改造的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全面发展大农业。这些都是中共探索农业发展道路所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

毛泽东把“四五八”指标视为中国农业发展阶段性的必成目标，一直没有动摇过。但是，在人口多、耕地少、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的国度，要完成这个指标和农业的全面发展，没有技术革命和技术改造的引领是难以想象的。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毛泽东已在相当程度上关注如何通过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56页。按照他的估计，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的时间。而他对农业技术革命的关注面，则系统、充分地展现在《纲要》里。比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繁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加强种子复壮工作;改良土壤;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发展国营农场;等等。又比如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有计划训练大批的农业技术干部，系统建立、充实和加强农业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农业试验站、县示范繁殖农场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等。这些规定以后被中共确定为发展农业科技的长期政策，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毛泽东的上述探索中，还涉及工作方法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实践。他曾多次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级领导机关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纲要》的制定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毛泽东指出，“农业15条”是他一路到各地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才逐步形成的④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27页。。17条拟出后，他最关心的是能否全部可以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充分，要求各地详细研究，限时拿出意见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 (1955年12月21日)。。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杭州修改17条时，已经搜集到大量资料，这些资料是“根据1200个乡的调查，又从中选了120个乡深入了解，完全由毛泽东亲自组织，并有几个乡是毛泽东亲自去的，找社长或劳动模范谈了话，察看了棉田、稻田等等”⑥《陈毅传》，第514页。。他对《纲要》的贯彻实施也抓得很紧，每年不止一次深入农村、田间，开展调研，并尽可能根据实践的结果来修正和发展《纲要》。

当然，也要看到《纲要》有其历史局限性。1955年夏季后，三大改造的速度不断加快，已经出现了超出现实可能和需要的苗头。这种情形不能不对经济建设的速度产生很大压力。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就着重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全党都要做“促进派”。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明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同月形成的《纲要》成为推动这种指导思想向实践发展的动力。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将改变“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加上全党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浓厚氛围，人们的头脑开始发热，《纲要》提出了不少超越实际可能性的指标。1956年1月，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廖鲁言对《纲要》的说明提出，全国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到1967年要分别由1955年预计的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 (公开发表时改为粮食比1955年产量增加一倍半、棉花比1955年产量增加两倍)，即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①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400页。。这个指标按当时世界农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即使大量增加投入(水利、化肥、农药、品种改良、机械)，也不容易达到②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8页。。此外，《纲要》还要求5年或7年内 (后改为12年内)基本扫除文盲;3年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以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5年、7年或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等。这些指标事实上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纲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5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和经济建设冒进之风的泛起，也成为农业“大跃进”运动的诱因之一。

四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认为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济建设理应搞得更快一些。在严厉批判“反冒进”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将实施近两年的《纲要》草案拿到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进行修改、补充。《纲要》修正草案于10月26日正式公布当日，毛泽东要求全民展开讨论，“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这是他对《纲要》推动和引领作用的直接强调。

毛泽东对《纲要》的完成充满了紧迫感。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省、县、乡、社应当做出规划，专区和区也要做规划，这六级要做，抓紧搞。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的国家。他还说，“四五八”是否可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二千”，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20世纪速度快，不要照旧历书行事，最多也是21世纪初就可以达到。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 (1957年10月9日)。《纲要》修正草案在“序言”部分增写了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条文中增加了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和农业增产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如突出强调农业机械、化肥，发展山区经济等。尽管毛泽东设想将“四五八”指标再提高一步，但最终还是保持了原方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12年要达到“四五八”这个目的，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都没有改。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10月13日)。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纲要》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认为，《纲要》是领导全国5亿以上的农民在今后10年积极奋斗的指针，要求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随后，《纲要》掀起全党大办农业的浪潮，造成农业生产一定能“大跃进”的社会舆论，并推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加快部署，进而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强大的群众运动。

从社会层面来考察《纲要》的影响，扫盲运动、推广双轮双铧犁、“除四害”、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农田水利建设运动，都是值得关注的事件。《纲要》为全体农民提出了需要经过努力奋斗才能达到的较高目标，但它在一些具体指标和完成时限上也有要求过高过急过快的地方，这使得各地为配合《纲要》开展的群众运动，既取得一定成果，又出现了不少偏差。偏差主要表现为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忽视科学规律和客观条件，不顾群众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困难，以行政手段强制他们办理那些在当时条件下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由于对普及文化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扫盲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由于没有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推行600万部双轮双铧犁的运动在南方失败了，这个指标在《纲要》修正草案中被取消。“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对除害灭病的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够，没有考虑到农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存在着急于求成的不足;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遭到围追堵截，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以后《纲要》将“麻雀”改为“臭虫”。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为实现“四五八”指标，各地发出了粮食“过黄河、跨长江”的号召，掀起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力，1957年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份达到1亿人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479页。。尽管运动中已出现浮夸和蛮干，但广大民众在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热情激励下，农田水利建设还是取得很大成绩。1957年是中国农业增长较快的一年。全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四五八”指标的县、市有66个，比1956年增长1倍，其中有29个县、市连续两年达到指标。这些粮食高产的县、市，并非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都很好，有的是在土地贫瘠、无霜期短和严重自然灾害情况下获得高产的。②《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33页。

新中国成立之初，血吸虫病流行区遍及12个省、市、自治区，1000多万人患病，1亿多人口受威胁③《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34页。。《纲要》规定，在7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九种疾病，列第一位的就是血吸虫病。毛泽东在商议“农业17条”时就指出，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他们战胜严重的疾病。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还拍板，决定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④徐运北: 《毛主席指挥送瘟神》， 《缅怀毛泽东》(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9—340页。徐运北，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在《纲要》指导下，一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群众运动很快展开。1958年夏，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挥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反映了他对《纲要》所寄予的期待与厚望。

五

《纲要》修正草案发布后，毛泽东的探索并未止步。1958年上半年，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为解决新形势下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接续制订《纲要》的努力和思路，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尽管文件含有若干“左”的观点，但也提出了“不断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等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他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都要抓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其中所列农业方面的14项工作，就是从《纲要》关于农业技术革命内容中概括出来的14个要点⑥14项工作包括:产量指标;水利;肥料;土壤;种子;改制 (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病虫害;机械化 (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精耕细作;畜牧;副业;绿化;除四害;治疾病讲卫生。。毛泽东说:《纲要》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6页。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纲要》的基础上，综合各地经验，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⑧农业“八字宪法”，指农作物增产技术措施的八个方面:水 (利)、肥 (料)、土 (壤)、种 (子)、密(合理密植)、保 (植物保护)、管 (田间管理)、工(具)。。这些表明，毛泽东对发展农业、对领导农业的工作方法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客观地看，在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纲要》规定的任务指标和完成时限不可能不被突破。对一些地方提出的一年实现“四五八”指标、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等跃进计划，毛泽东虽无太大把握，但仍大体肯定，主张试试看。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将“二五”计划的指标大幅度提高，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提前五年完成《纲要》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期望通过人为提升生产关系和建立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来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给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困难。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率领全党进行了九个月的初步纠“左”，着手对高指标和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在1958年底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曾有人提出《纲要》已经过时，建议搞一个“新40条”。毛泽东最初没有表示反对。在听取“新40条”起草情况汇报时，他就“新40条”暂拟的两个题目 (即《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发表意见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并且是十年，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根据他的建议，“新40条”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1958—1972)》。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对高指标和浮夸风有了进一步认识，强调要压缩空气，唱个低调。对“新40条”提出的“新四五八”指标①即到1972年，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500、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5000、8000斤。和其他高指标，他不以为然，表示:对“新40条”，可以议一下，但不作为重点。再议下去，没有把握也议不出名堂。如果传出去，就很不好了，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我看还是谨慎点。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11月21日)。“新40条”最终没有形成文件。毛泽东的思路又回归到《纲要》上。但此时，《纲要》对其他各项工作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已经消失，而回归到农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本身。1960年4月，经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通过后，《纲要》作为正式文件颁发。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的指导作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十年间。③1970年下半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还将尽快扭转南粮北调局面、实现《纲要》各项指标作为“四五”计划农业发展的奋斗目标。

60年代初期，在不断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着对《纲要》的修改、完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推进了对发展农业基本思路的认识。在严峻的困难面前，毛泽东再次率领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他用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亲自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即《农业六十条》)。尽管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纠“左”还不彻底，但《条例》继承了《纲要》探索中的积极因素，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1956年的《纲要》到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再到60年代初的《农业六十条》，清晰而又生动地展示了一条中共艰辛探索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作为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认识成果，《纲要》所蕴含的积极、正确的内涵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必须继承、发展的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