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生产与“我们”的观念塑造

郭若平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福州 35000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最为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人们用“波澜壮阔”来形容这场革命，是在精神世界里折射出对这场革命的崇仰。“中国革命”这一用语早已内化为中国人民的一种政治情感符号。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应当为融入了这种政治情感符号而自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创造性地生产了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是一笔丰厚的思想财富和精神遗产。就像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以其思想学说塑造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样，中国革命以其现代的革命思想理论，塑造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观念，改变了中国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的革命理论创造，是一种积累性的思想生产，它的积极成果已历史地转化为文化观念。在这些观念中，中华民族自信的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和“人民万岁”的观念，可以说是最为珍贵的思想遗产。虽然不能说这三个方面已将中国革命的思想观念囊括无遗，但这些思想观念无疑是中华文化在现当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文化气质与精神血脉之中。这些思想观念塑造了“我们”，实际上培育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因此，理解、感悟、传承这些思想观念，依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一、中华民族自信观念的重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出发，观察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依据中国革命的不同特点，阐发弘扬中华民族自信心的巨大精神力量。民族自信观念是以观念形态存在与发展的一种思想或意识，它以认同与尊重民族历史与文化为主要核心，承认民族精神的发展与创新，强调民族自信观念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对民族自信观念的塑造，目的在于找出“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生产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①〔英〕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 “序言”第5页。。中国革命对中华民族自信观念的重塑，经过长期培育，最终转化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认同观念，积淀为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崇仰心理。中华民族自信观念的形成，不但折射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变迁，而且反映了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变迁。

在中共党人之中，毛泽东对民族自信思想的阐释是典型代表。毛泽东在早年就认为，“再造民族”的观念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一种途径。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毛泽东从国家兴亡角度写下一段批语说:“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关键是要“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00—201页。。毛泽东之所以产生“再造民族”的念头，并且认定这种“再造”是可能的，是与他身处的历史语境相关。众所周知，晚清民初正是中国社会败相丛生之际，民族危亡、亡国灭种的现象并非仅是一种缠绕先进人士心头的危机感，而是摆在全中国人民眼前的残酷现实。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屈辱史的经验，使得毛泽东认为如不再谋划变革，国家与民族将不存于世。因此，毛泽东后来立志于革命，显示了他对中华民族的重生抱有极大信心，他试图通过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革命途径，来塑造中华民族“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的形象。

五四运动后不久，毛泽东在一篇显示政治社会运动意识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将民众的思想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男女解放、教育解放等建立在民族的自信心之上，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③《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3—394页。萌发于早期的这种反抗强权的民族自信观念，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力量，而反过来在政治动员中又强化了这种民族自信观念，构成中共党人、中国广大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自信观念得到迅速深化，这是与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的不断论述和政治号召相关联的。面对亡我国族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毛泽东在论及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时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但是政治军事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自信心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不但在政治上号召要坚信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自信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623页。这样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自信心得以建立的基础。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传统文化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批判与继承的态度。从树立民族自信心出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这种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及其他中共党人都在不同场合阐述“我们民族”的各种优秀品格，力倡弘扬民族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历程中，中共思想生产的一系列有关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民族自强等爱国主义观念，实际上已经铸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信风格，也培育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理。中国革命重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观念，一方面从民族文化中汲取思想养分，改造转化传统文化的合理精神，使之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生活，诸如“实事求是” “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等一系列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观念，早已被转换为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思考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入民族文化精神之中，使中华民族精神获得现代意义，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当代中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这个伟大事业，尤其需要坚守和发扬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都是中华民族自信心的现代表现形式。没有这些自信心的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不可能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念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汲取党的历史上深刻的正反经验教训，总结出如何处理外来思想理论与中国实际经验关系的基本思想原则，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毛泽东强调对待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要“古为今用”，同时强调对待外来先进文化也要“洋为中用”。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洋为中用”最经典的体现。“中国化”的观念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的理论阐述和理论宣传，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中共理论体系的开创性建树，它已成为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原则，也成为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要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不是用这个理论“本本”来套具体实践。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这是直接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而发的，已初步显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关注。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是在谈到对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认识之后，才论述到“中国化”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首先是一个“民族化”的过程，其中包含三个层次:其一，“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借助于“民族形式”，才可能具备“化”的功能。其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联系的。其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体现“中国的特性”。显而易见，毛泽东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始终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它的历史、民族、国情、实践等等而展开，脱离了“中国”这两个字，就没有什么“中国化”好谈。所以，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要体现“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中国的特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共理论体系中最为精华的核心部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时期，中共把这种核心理论概括为毛泽东思想。自此以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就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思想理论指导方面，完全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至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理论自信的姿态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是一个逐渐演变发展而不断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但接受了这个观念，而且正是由于对这种观念的坚持，中共才能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并且根据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形态。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中国化”这一用语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理论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的观念性用语。这种观念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结构，塑造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也养成了“我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乃至对历史、对现实的观察方式和处理方式。

三、“人民万岁”观念的树立

中国革命是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看成是人民的胜利。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生产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思想，并且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塑造了“人民”观念，这个观念始终是中共验证一切工作正确性与否的标准。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这一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以至于人们都相信，“人民万岁”虽然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高呼的一句口号，但它代表了中华民族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在中共的思想理论领域中，始终是一个涉及党的基本性质的大问题。“人民万岁”包含着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与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力的物质承载者、创造者与践行者，因而党的一切工作出发点必须来源于人民群众，而根本目的也应当归于人民群众。把“人民”系于心中，形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又一重要思想贡献。

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毛泽东终身都秉持着这一原则，一曲《东方红》的“为人民谋幸福”歌词，折射出的正是人民对毛泽东的崇高评价。中国人民感怀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毛泽东人民思想的认同。毛泽东的人民思想在老百姓的日常语言中，常常以“为人民服务”的短语表达出来，这其中蕴涵的思想意义实际上成为塑造“我们”行为的一种观念。

第一，毛泽东将人民看成是社会历史及其实践的主体。在中共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人民的主体性定位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早期理论家大多将人民视为被启蒙的对象，人民在社会历史中还只是处在客体地位。到延安时期，毛泽东扭转了这种理论认知模式，特别强调要将人民大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人民大众是“主人”而不是“客人”。这种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思想原则和思维方式。历史上被主客倒置的思想认知结构，现在被翻转过来，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从此被确立。

第二，建立在人民主体认知基础上，毛泽东将人民看成是全党必须学习的对象。毛泽东曾经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理论思想的真知，首先来源于这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正因如此，毛泽东又强调:“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所以，毛泽东明确号召:“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791页。

第三，维护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毛泽东看来， “为什么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世界观问题。因而，是否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由此，毛泽东提出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6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 “为人民服务”已经形成为中共党人的行为准则，成为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它不但构成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方法，而且构成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和价值信仰，并且也构成建设一个和谐的、健全的社会秩序的政治基础。

四、塑造当代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想生活中，应当把民族自信的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人民万岁”的观念，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和引导的共同价值观念，成为塑造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的重要对象。

第一，中华民族自信精神的弘扬也就是民族自信观念的塑造过程。这种观念塑造成功与否，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基础的基本状态。民族自信观念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个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号召力和创造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这种精神的弘扬光大。从毛泽东以来的中共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都把这种民族自信观念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民族自信观念是历史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已构成千百年来维系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张力的基础，近代以来又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争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力量。在当代中国，这个观念再次被提升为推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开拓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复兴之路的思想动力。因此，培育民族自信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塑造成全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引导中国社会思潮走向，促进中国社会健全发展的有力保障。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需要。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经过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几代中共党人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产物，在当代中国具体实践中又得到继续发展和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然， “中国化”观念不仅是一种思想立场，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全社会塑造这种观念，形成一种思想风气，既能为保持党的思想理论不断创新，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在面对当代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中发展与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基本的实践经验，又能使党的基本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实践，克服社会实践和政治生活中的教条化、形式化等弊端，养成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工作作风。因此，“中国化”观念的塑造，一方面要使之成为一切工作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要使之转化为实践功能，这样才能继续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第三，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是中共永葆青春的根本保证。把人民确立为历史创造者和社会实践者的主体，是中共最伟大的思想创见，是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不曾做过的伟业。这个思想创见就是从毛泽东开始的，经过几代党的领导集体的继续发扬和创新，“为人民”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不但成为指导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方法论，而且成为社会思想中的观念形态。以“人民”为主体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观念，而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要求把人民置于历史发展动力的主体地位之上，置于社会生产力进步推动者的主体地位之上，置于社会共同利益维护者的主体地位之上。中共长期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群众路线，不断在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生活中宣传教育这条路线，也在社会思想中营造了这条路线的舆论气候。因此，以“人民”为主体思想观念，经过长期的思想积累，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普遍共识，它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和践履的价值观念。

总之，在中国革命的思想生产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精粹，不但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形象，而且也历史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在当今中国仍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些共同价值观念伴随着中国现代历史长期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已经构成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积淀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发扬这种民族精神，认同这种文化形态，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健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进一步揭示中国革命思想理论的核心价值，使之广布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