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戒》中陌生化手法的运用

孟田田　项雯

【摘要】“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文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汪曾祺在《受戒》这部的作品中运用了陌生化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段，通过对语言、叙事手段和审美理想的陌生化，把一个美好、自然充满诗意美的民间世界展现出来，使作品更具文学性和艺术性。

【关键词】汪曾祺；受戒；陌生化

《受戒》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文坛复出的宣言。自问世起，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众多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剖析。作者以世俗化、田园牧歌式的庵赵村为背景，通过描绘两个主要主人公明海和小英子，来表现一种健康的、美的人性。它的成功在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语言表现形式、叙事手法和审美理想塑造上，让人们在熟知的世界中去感受它的陌生性。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审美特点和陌生化的叙述方式，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一股清新的风，影响了后代许多作家的创作。

一、语言的陌生化

“陌生化”手法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运用，主要就是在语言使用上打破常规，达到去自动化的效果，这是一部好作品成功的关键。作为一个高度评价语言功用的作家，汪曾祺认为“好的语言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作者的作用就是从广博的民间世界拣出合适的语言将其与文章中的人物和环境相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俄国形式主义者关于语言“陌生化”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历过传统与现代教育的汪曾祺，重视从中国语言的传统的广阔资源中寻求写作的灵感，书写自己眼中民间世界。《受戒》这部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大多来自于生活，重描写，轻抒情。为了与所塑造的民间世界相贴合，作者向民间学习，多用俗语，方言，谚语等，营造了文章中的世俗生活的“气氛”，使小英子、明海等人物的性格在语言的字里行间中表露无遗，蕴藉着普通话语所没有的丰富意蕴。例如在对小说中的小英子姐妹进行必不可少的人物肖像描写中，作者并没有直接对其长相进行铺陈之类的具体描写，只写到“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如星星。”寥寥数语就将一双极富灵性的眼睛描绘在读者的面前，给读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对民歌的借鉴也影响到作者的文学创造，反映了当地人的佛化即世俗化的特征，显得更为真实。日常语言生成于生活形式之中，生活形式在日常语言中得以呈现。

“语言写到‘生时，才会有味。”日常生活的平淡语言在汪曾祺的《受戒》中被重新排列组合，得以陌生化。它可能不符合语法，却由于与环境、人物的贴合而产生了新的意味。“语言的独特处不在他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是在别人也用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日常语言经过作者的加工成为创作语言，看似平平淡淡，却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延长了读者的感知时间，增强了它的审美效果。语言之“滋味”尽在言后。

二、叙事手段的陌生化

正如形式主义者所倡导的：陌生化是一切技巧的总和，“陌生化”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大的篇章结构上，叙事技巧上和人物的塑造上，如情节的安排，叙事者和叙事视角的选择等。在《受戒》中，作者由儿童视角出发叙述了一个有关“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充满了陌生与奇特的色彩，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艺术享受。

《受戒》在末尾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是汪曾祺在思想大解禁的历史语境下，将四十年来压抑在心底的故乡梦、童年梦、青春梦、爱隋梦融合在一起，产生的一部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小说。这一主题的成功实现与叙述视角的艺术化使用分不开。《受戒》采用了儿童的叙述视角，即主要让少男明海、少女小英子来看生活。这种方法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因为儿童和成年人的区别更主要地表现于对世界映象的区别上，同一个世界在儿童和成年人眼里完全不一样，生活的趣味性更多地存在于儿童的眼睛里。比如，描写荸荠庵的佛教生活，是通过第一次踏进庙门的少年明海的视角逐渐展开的。在这个刚走出乡村的小小少年眼里，无论是给诸佛上香，还是学唱经、做法事，或是看和尚杀猪、打麻将，都充满了无限的新鲜、新奇和十足的趣味。我们在处处荡漾着明海的灵动眼神和童趣口吻的字里行间，也充分领略这种新鲜、新奇和快乐。在这种儿童视角的作用下使这个世界更平添了一份天真，从而，小说超越了固定生活的所有局限，消弭了现实生活的所有悲苦，使“快乐”和“美”成为生活唯一的中心，使人的生活得到了彻底的改写。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这篇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就像一弯平静的水流缓缓流淌。区别于传统小说重视情节连贯的特点，汪曾祺的小说很难说有一个连贯的、引人入胜的，一环紧扣一环的故事，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在《受戒》里荡然无存。《受戒》中没有一条小说发展的主线，往往是随意而走，想到哪说到哪，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拉拉杂杂随意写去，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读他的小说，都有一种随笔性的自由和亲切，有时竞被他绕进去了，感觉不是在读小说，颇似真实的生活。汪曾祺“以氛围写人物”的审美理想在《受戒》中得到了完满的表达。

小说的散文化是汪曾祺自觉的追求。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而他“所追求的就是和谐与真实”。在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汪曾祺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的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这也使众多的读者与作者了解到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从小说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在《受戒》的发表过程中，正是由于其所描写的内容不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文化主流相一致，才会历经劫难最终得以发表。小说没有写工农兵，却写的是一个聪明伶俐又不能恪守佛门戒律的小和尚；没有反应对垒鲜明的阶级性，而只写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情；不写旧社会深重的困难，而只写醉人的田园风格。他所描绘的内容虽与时代内容不相符，却是作家对于生活的体会，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因此显示出了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亦是一种震撼。

三、审美理想的陌生化

汪曾祺在《受戒》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梦一般的生活世界，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文学创作理想。在这个蛮荒、自然、古老却又散发浓浓诗意的“世外桃源”里，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在这个作者审美理想中存在的人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他们不是以一种蛮民、刁民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是作者心目中或是理想中的美好的、善良的、充满温情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对和尚的描写则趋向于对人的描写，做和尚只是一种职业，和做劁猪的，箍桶的、弹棉花的、画匠等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一种营生。最特别的是“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和尚享受着世俗生活带给他们的一切，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吃荤、可以打牌……“一切和在家人一样”。对于那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其他人们来说，同样也具有一种人性的美。

穿过这些充满温情和世俗气息的人们，展现给读者的更是一幅和谐的乡里图。没有过多的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朴素的互帮互助。在阅读时总会让人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和谐的庵赵村亦是汪曾祺理想中的桃花源。对于这一理想世界的描写，仿佛是一个梦，一个抽空现实的梦。文本中与现实的极大差距给读者造成了思想上的陌生化。作者所叙述的这个美梦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是希望的存在。这也是作者“滋润”美学观和“文学应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观的体现。

透过对《受戒》中的陌生化手法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对其他作者的创作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建议，另一方面汪曾祺作为中国现当代的著名作家之一，《受戒》是比较能代表汪曾祺的审美特征的作品，也可以对有关汪曾祺的研究增添某些素材。在当今的社会，汪曾祺的小说及其创作的意义在于提供给处在快节奏的人们以一种慢生活的生存方式，引导在世俗生活中生活的人们去观察生活，思索生活，寻找生命的本真和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小说之外的读者们将可以构筑属于自己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