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200235)
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概念或命题,如仁、义、礼、智、信,忠、孝、敬、诚、畏,温、良、恭、俭、让,既要求人们在义理上深挖究竟,又要求人们在实践上积极修持,以达到其规定的道德要求。而这其中的仁、忠、信、诚、敬等,一方面,即用即体,即体即用,亦本体亦工夫,亦工夫亦本体,其本体与工夫之间具有难以作清晰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唯有工夫练达,才能认知和把握本体。离开工夫,无从通达本体。心无本体,工夫也没着落。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在内容、意义、功能、效果上又都可以相互涵摄、包容,相互交叉、渗透,因而也都可以相互把对方纳入自己的诠解系统予以阐发。《忠经》说:“大哉,忠之为用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1]如果忠不仅仅作为一种事君、为人的纯粹德性和品格而被强调,如果忠可以被形上化、本体化的提升,那么,儒家视野里的“忠”,显然既是本体,又是工夫。而接下来,人们又应该如何行忠、尽忠呢?或者应该如何操练行忠、尽忠的工夫呢?进一步,忠的形上化、本体化提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儒家的回答则是:通过信、诚、敬的实践修为。而信、诚、敬三者各自又都可以直接通达于仁,因而也都既是实施仁、推行仁的手段、渠道、实践工夫,又都是仁的目的、归属与绝对本体。信、诚、敬,无论哪一项都没有离开过、也不可能离开仁,它们之间又都可以相互连通和耦合。这便使得儒家的行忠既是一个理论上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上如何通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