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陈 晔
(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北京100165;2.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重庆400030)
“义利观”作为孟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样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是儒学之安身立命处,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张栻在《孟子讲义》中便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朱熹更是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可见其对于“义利观”的重视。传统“义利观”在进入民国社会之后,在内涵上比之前代有所变化。明辨这一变化,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民国社会之种种,也才能更为深入了解国人在处理中西古今问题的态度。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义利观”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仍有未尽之处。①从现有成果来看,学界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哲学命题的“义利之辨”,以及儒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或将这一问题至于学术史的脉络之中,重在厘清其在各时期的发展脉络及嬗变。而对其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国社会后之命运较少关注。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力图厘清民国学者对于“义利观”之研究,进而探明作为传统问题范畴的“义利观”,如何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在孔子之时,“义”与“礼”相辅相成而发生作用。时至战国,礼“只剩下一些徒具形式的礼仪还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1]。因此,孟子将“义”加以改进,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并将“义”提高到与“道”并列的高度。虽然“义”在孟子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