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那一场无解的灾难

任亚辉

距离2012已经整整有了七十个年头的1942年的历史，在以往的知识储备中只知道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异常艰苦的岁月，尤其是冀中平原地区发生了残酷的日本侵略军的大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朝夕不保之中。今天，通过《1942》这部电影，让自己又知道了与冀省相毗邻之豫省，曾发生了那么大规模的天灾，旱灾蝗灾连连。两个多小时的镜头想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样造成300万草民死亡的巨大灾难，不仅仅是天降灾，似乎还有人为祸。可是，谁又是罪人，这样大规模的生命灭绝之灾又该归罪于谁呢？

当西风飘起，龟裂的大地无声地告诉刨土为生的农民：劳苦了春夏的你们，秋天到了，在该收获的季节却不能有丝毫收获。没有收获，也就没有粮食以及赖以果腹的替代品。农民们默默隐忍着，茫然的眼神无法怪罪苍天大地，只能以肉身苦挨着日子，数着天天。秋尽了，冬来了，隐忍的农民们没有等到任何施舍和救济，他们在故土坚持不下去了，被煎熬的生命，抱着迷茫的希望，开始了逃荒自救。一群群的灾民们，依着以往祖辈的惯例，向着陕西一步步走去。在灾民们抱着捞到稻草般的希望给自己生命的延续找个机会的时候，省主席并非在享受，充耳不闻民间疾苦。而是赶到陪都重庆，面见国家元首，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帮助。当他面对体恤他的总统欲要求给予赈灾的时候，却发现一国总统有那么多的国际大事和战争重题需要考虑和解决，他张不开要求的嘴了。是的，那个时期，也是中国远征军作战和国内抗战的艰苦时期，国力贫瘠，应对了战争，应付不了灾害；一个集团军司令看着流动的灾民人群，面对希望免征军粮以救助灾民的时候，司令的那句“饿死一个灾民，土地还是中国的。饿死一个军人，土地就会被日本霸占。”也似乎有着他的道理；九死一生的灾民们爬上火车，在将要被冻僵时看见了关隘上的“潼关”两个字，觉得自己就要脱离地狱可以吃口粮食了，也许很快就能恢复元气。可是，他们被当地军人拦住了，不许进关。地方的道理是：已经进去了那么多灾民，再让这些灾民过去，那陕西也就成为灾区了。潼关自古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何况是这些荷枪实弹的兵士把守，灾民们只能带着绝望的心境散去离开。政府有无奈，军人有理由，邻省有难处，甚或驾驶侵略战斗机的日本兵都有理由：下面的人群是军人多过灾民，那就可以投弹，摧毁，消灭，让血肉横飞。谁都能用语言表达自己，谁都可以有道理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向外界传达自己认为正确的讯息。唯有灾民，他们没有理由，他们没有道理，他们的生命似乎都是多余的。活下来的，感谢老天爷开眼了；死了的，那是运气不够好。在灾难中，早死了是一种福气。谁曾说，他们是不该死的，谁会说，我对这些生命是有责任的。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觉得生命是珍贵的，只是源于本能去延续肉体的生存。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受过中学教育的清纯女子，饥饿俘虏了情感，让人杀死了与她一起逃荒出来的她自己曾经那样宠爱的猫咪，并一起喝了熬出的猫汤。最后，为了给父亲和自己都求得一口饭吃，把自己卖到了欢场。而最让人欲哭无泪的是，在那样一个恐怖的失去她贞操的夜晚，她竟然吃撑得腰都弯不下去了。所以，当花枝在那样的绝境下以她的方式安排了孩子后，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她和孩子都没有因为将要永久的母子分离而撕心裂肺地哭喊和悲痛，对她似乎还有一点安慰，可以让孩子活下去了。对孩子，那不是妈的离去，是小米来了。不讳言的说，电影里有的镜头，让我闭上了眼睛：群狗吃人，我看不下去。因为当时的事实是人吃人。冯导选择了以狗吃人来表达；拴柱为了一语承诺，守住一个孩子对家唯一的念想，被日本兵用刺刀残忍地从嘴中穿透，那一瞬间，我又闭上了眼睛。有人说，这是高贵的死去。而在当时，我下坠的心又被泪侵了一次。

谁是罪人？我们该怎样看待生命，看待现在。走了一路，思索了一路，那些问号，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有一个结论，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幸福的。即使有毒大米，地沟油，三鹿奶充斥了我们的生活，偶尔也会有感冒发烧七病八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说我们是幸福的。相对于70年前的那些人，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天堂。 【责编/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