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人格特质的理论探索与哲学反思＊

冯大彪，奚彦辉

（1.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2.内蒙古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3.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人格特质理论是由奥尔波特首次提出来的，为探索人格结构，他与奥博特合作，从英语词典中查找了约18000个描绘人格的词汇，对其进行分析整理。卡特尔受此启发，对奥尔波特和奥博特的词表作聚类和因素分析，提出了16 种人格特质。图普斯和克里斯特尔在卡特尔的基础上，发现了著名的“大五”人格结构模型，认为人格由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和开放性五个稳定的人格特质构成。由此可见，西方著名的人格特质理论主要是运用词汇分析的研究方法建构起来的。这些源自于西方的人格特质理论被传播和推广到中国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并不能较好地解读中国人的人格，这就客观地推动了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

一、中国本土心理学的人格特质观

中国本土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的80年代，它从理论上颠覆了西方心理学的话语霸权，唤起了本土化研究的自觉［1］，开展了大量的本土化研究，人格特质问题便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人格特质观，具体如下。

第一，西方的人格特质理论不具有普适性，中国应开展人格本土化的研究。尽管我国学者研究人格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却普遍认为，西方的人格特质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拥有着不同文化的所有国家，所以开展本土化或中国化的人格研究势在必行［2］。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中国化研究［3］。只有在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才能用来描述、解释、预测和干预中国人的行为，实现人格研究自身的应用价值［4］。开展人格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研究已成为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第二，以词汇分析法为核心，对中国人人格特质进行多元的理论建构。虽然我国著名学者所提出来的人格特质理论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相似甚至相同的研究路径，那就是沿用了西方的词汇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前提假设，即，“在人们生活中，与人格有关的一切活动及个体差异最终都会被编码到他们的语言中去，其活动和差异越重要，就越有可能由一个单独的词来描述……尽可能收集和穷尽在一定语言系统中的人格词汇，据此分析提炼人格构成的基本特质，就成为了人格特质学者们几乎共同的‘偏爱’，并逐渐渗透在今天的各种取向的研究里，成为了现代人格心理学的一种常用方法”［5］。我国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拓展性的应用，他们以汉语词汇和谚语或古代经典为基础，以中国人为被试，进行理论的构建。最早从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入手研究人格结构的是杨国枢与彭迈克［6］，他们采用150个形容词得到了共同而独立的三个主要因素，即善良诚朴—阴险浮夸，精明干练—愚蠢懦弱以及热情活泼—严肃呆板。王登峰和崔红［7］13-93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挑选出6156个描述人类行为差异的术语，对其进行分类和简化，建立了“大七”人格结构模型，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特点有七个，分别为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事态度。而燕国材和刘同辉［8］则是挑选一组最能集中体现人性特征、道德因素与民族精神的词汇来研究人格特征，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由仁、义、礼、智、信五个因素构成。虽然国内其他的人格特质理论有些并未直接采用词汇分析法，但是也与其有一定的关联。比如张建新和周明杰［9］提出了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他们认为人格特质由情绪稳定性、认真-责任性、宜人性、外向-内向性、人际关系性和开放性构成。不言而喻，这是以“大五”人格结构模型为参照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可见，词汇分析法是当前我国学者研究人格特质采用的核心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推动了中国人格理论的创新，增进了我们对国民人格的认识。

二、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理论再探索

通过回顾与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中外著名的人格特质理论不是从具体的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格，而是通过分析描绘人格的词汇来揭示特定人群的人格特质与结构的。实际上，这种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抽象人格论的色彩。从语言哲学的演变来看，可以证实这一点。长期以来，人们坚信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认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语言如同镜子一样，能够客观地反应其对应的客观事物。这种观点遭到了维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说”和当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他们认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人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并非是客观的，而是一种语言的建构，这就如同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尤其是，词汇研究采用的是自然语言的世俗概念而非科学概念，而世俗概念不能保证涵盖和表达一些精细而复杂的个别差异和人格特质［10］。由此可见，描绘人格的词汇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并非能客观地表征特定人群的人格特质，而只是从表层反应部分的客观真实，不能从根源上揭示人格的本质。因为人格不仅是抽象性的，而且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变化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1］67-68所以，我们应该运用唯物史观的考察方法，“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1］73。也就是应以“现实的个人”作为理论前提和出发点，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国内已有的人格特质理论，我们会发现它们存在着传统与现实的断裂，往往重传统、而轻现实。诚然，历史积淀下来的国民人格特质具有传承性，但它们必然会随着社会制度与结构的演变而有新的发展。从现实的具体的人格出发，我们认为中国人有爱面子、重人情、向善、重才干与尚和5个中心特质。虽然这些特质前人也曾有所提及，但与本文的切入点是不同的。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行理论的再探索，我们会有新的认识。

一是爱面子。在西方人看来，爱“面子”是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首要特质。早在19世纪，一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西方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写了一本名为《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书，他在书中开篇就讲，“面子是一把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征之锁的钥匙”［12］，他认为中国人喜欢面子就像西班牙人喜欢斗牛一样，这是中国人共同的一个喜好，借助面子可以解读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鲁迅先生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13］。究竟什么是面子，综合起来说，面子首先是一个人自尊和尊严的体现［14］，国人的自尊往往是在社会比较中产生，随着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比较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当自己觉得等同或超越他人时，就会产生较高的自尊和尊严感，反之就会产生自卑心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为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尊严，有人励志图强，奋发有为，也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保持一种表面的优越感。其次是行为和角色的匹配。如果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与其所扮演的角色不相匹配，那就是丢面子的事。为了有面子，人们往往在他人面前自觉地履行所扮演角色的规范与要求。最后是一种可供交换的社会资源。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给他人留个面子，日后他人也会给你个面子。面子如同礼物一样可以相互地赠送。当代中国人的这种面子心理，可谓是无处不在，从人们的衣着打扮到日常消费，再到为人处事，随处可见。

二是重人情。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特别注重人情。人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情指的是人的情绪情感和人之常情。如《礼记·礼运》中讲：“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然而，通常我们所说的人情往往不是它的广义，而是狭义。从狭义上来讲，人情是一套合乎情理的对待熟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人情的实用范围在熟人之间，只对熟人讲人情。对待陌生者一般不依人情法则去待人行事。因为陌生人往往跟自己偶尔打一次“交道”，以后便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所以往往遵循着当场算清的原则［15］，互不亏欠。而对熟人则不然，在熟人之间，人情运作的首要法则就是“讲回报”，要善待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亏欠后要偿还，因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人情就在这一来一往中不断进行下去。然而，“人情的回报这事，认真做起来，又很难”［16］124。因为“中国人所谓的‘人情’，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它是情感，又不纯粹是情感，这就不好办”［16］124。诚如曹雪芹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当代社会，我国正逐渐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人际关系的稳定性被打破。因此，人情运作的持续性随之减弱，而且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人们从内心深处又有对人情的渴望，人情的范围也就逐渐从亲属转向了同事、同乡及校友。

三是向善。纵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占主流的人性观是性善论。如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认为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只有追求和践行善的品质，人才能成为人，否则人就不能称之为人，就没有做人的资格。那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善”包括什么含义呢？我国学者王登峰指出，“善良”是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之一，“善良”包括利他、诚信和重感情三个因素［7］102-109。中国人往往以此为标准，对他人进行分类，把人分为好人与坏人，认为人格包含着道德和价值属性［17］，人应该“尽心知性”，通过善行来拓展自己的人格境界。然而，向善的方向与内容存在着古今差异。在古代社会里，人口流动性小，绝大部人一生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环境中生活，可谓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所以，利他的善举主要集中在与自己长期生活的亲人与熟人之间。而在当代社会，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人们频繁接触陌生人，一个人是否有善性，主要是通过是否有公德来进行衡量的。虽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德问题凸现出来。但人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有向善的强烈愿望。当前，推进学习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了民众的广泛共识，努力使自己成为像雷锋一样一心向善的好人，是多数中国人的理想追求。随着各项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公众觉悟的提高，将会有更多人敢于行善、乐于行善。

四是重才干。重才干是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之一［7］114-119。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成才”是横贯古今的理想追求。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学校与社会就倡导“内圣外王”之道，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礼记·大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因为这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休戚相关。诚如荀子所言“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子》）汉武帝通过察举制选拔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汉朝的鼎盛与这些群星璀璨的人才是分不开的。此后，我国从隋朝到清末的1300多年间，开始用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受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绝大部分古人都坚守“学而优则仕”信条，走仕途之路，力图担当起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重任。为此，矢志不渝，克服成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力图成就栋梁之材。他们深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社会需要这种有所担当的人才。然而，到了清朝末期，传统的科举考试培养的多为范进和孔乙己式的无用之人，不能培养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人才。晚清诗人龚自珍曾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推动下，废科举，立新学，开启了教育体制变革的新征程。挽救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以来，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人才的标准和选拔的方式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但对才干的重视却是有增无减。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公平的教育环境中成长成才。因为才干往往与成功、财富、名誉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唯有成才，尤其成为创新型人才，方能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生存与发展。因此，才干就成为了中国社会描述和评价人格的重要维度。

五是尚和。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和谐，古人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阴阳相生相克化生万事万物，和谐是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统一。这种和谐的思想渗透到每一个个体的人格之中。追求人格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与己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自强不息的背后是对自己的接纳、认可和信任，这是人与己和的关键所在。自我的和谐还体现在认知、情感和动机三个方面。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这三者之间互为前提，仁是核心。孔子对仁的解释有很多，其主旨思想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自我获得了强大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能够战胜许多消极负面情绪的干扰，保持情绪的中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二是人与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和的关键。“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孔子通过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告诫世人，人应该像君子一样，能与人和谐共处，但又不失去自己的个性与品格，能与人团结，但又不结党营私。三是人与社会和。顺利完成社会化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社会化是指个体能够掌握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知识技能，担当起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古人主要是通过学习礼仪来维系人与社会的和谐，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秉承和发展了这种崇尚和谐的民族精神，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理想，不仅要推进社会和谐，而且要促进心理和谐，崇尚和谐成为了时代精神。

三、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关系的哲学反思

在一个国家之中，国民所拥有的共同人格特质，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影响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20 世纪早期的阿Q 精神、奴性和看客心态等劣根性已经渐渐地淡化和消失。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与后工业社会转变，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国民的人格特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就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的两重性，对其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对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

其一，注重善恶，有利于形成抑恶扬善的道德氛围。中国人愿意用善恶的标准来评价他人与自己，这样善恶的观念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与他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内在标准。正所谓“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样便会促使社会形成向善与行善的道德风气。其二，注重面子，有利于形成“相互尊敬的社会风气”［18］。面子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使自己有面子，不在人前人后丢面子，影响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另一个是顾及他人的面子，不轻易驳了他人的面子，伤其自尊。这样，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就非常注重彼此的颜面，进而相互尊重。其三，注重人情，有利于人际间形成深厚的情感。人情的核心是心意感通，即彼此间以情感为媒介的互动。作为一种道德活动方式，人情以德性修养为前提，它是人伦实现和人性圆满的形式［19］。其四，注重才干，有利于激发民众进取有为。当才干成为评价人格的重要维度时，就会促使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水平。其五，尚和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会尽量地谦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人际冲突的出现，维系了人际的和谐。

（二）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对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消极影响

其一，过于注重面子，容易导致重形式而轻内容，重他人评价而忽视个性化发展，并且容易导致“面子消费”。从婚丧嫁娶的大排筵宴到购买过度包装的奢侈品再到一些地区的形象工程，往往是劳民伤财，这就有悖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其二，过于注重人情，容易出现人情的异化。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20］。更有甚者，把人情渗入到公共权力领域，容易导致徇私舞弊而不秉公执法，任人唯亲而不任人唯贤等不公平现象，这与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相悖的。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公共空间不断扩大，传统的限定于亲人与熟人之间的人情观念容易导致社会缺少公德。其三，过于重视才干，容易产生重才轻德的社会心态。电视剧《蜗居》中的宋思明本是一个反面形象，然而却成为了一些少女的偶像，崇拜的背后是对道德的漠视。其四，过于尚和，容易使一些人以同代和，把和谐误解为折中主义，这就会偏离和谐的本质。和谐不是否定矛盾和差异，恰恰相反，和谐是在矛盾和差异中共生、互惠与发展。一味地迎合他人，在自己的内心中缺少真正的道德底线和标准，这只能是伪君子。正如孔子所言：“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只是维持表面的和谐，缺少真正的融洽，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总之，人格如同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而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在人类历史上，西方的文艺复兴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现世幸福，反对来世的虚幻，冲破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人格的理性、善性和自主性得以提升，推动了西方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奴性的、保守的、退隐的、封闭的国民性，对国民的启蒙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后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之中，社会需要健全的国民人格，“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1］。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1］冯大彪，张晓明.后现代心理学思潮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兴起［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19-22.

［2］刘同辉.中国人格心理学发展路径的哲学思考［J］.心理科学，2008，3l（2）：504-506.

［3］黄希庭.构建和谐社会 呼唤中国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7，15（2）：193-195.

［4］李祚山.试论人格研究的中国化［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03-108.

［5］赵伶俐.人格特质词汇学的审美审视［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1）：16-22.

［6］车文博，叶浩生.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第3 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13-216.

［7］王登峰，崔 红.解读中国人的人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燕国材，刘同辉.中国古代传统的五因素人格理论［J］.心理科学，2005，28（4）：780-783.

［9］张建新，周明洁.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4）：574-585.

［10］杨 波.大五因素分类的研究现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79-8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史密斯.中国人的德行［M］.陈新峰，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2.

［13］鲁 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27-130.

［14］燕良轼，姚树桥，谢家树，凌 宇.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6（6）：119-123.

［15］汪凤炎，郑 红.中国文化心理学：第3版［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144-161.

［16］易中天.闲话中国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24.

［17］冯大彪，刘国权.先秦儒家的人格思想对心理学研究的价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1）：121-124.

［18］罗素.中国问题［M］.秦 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61.

［19］郭卫华.儒家人情主义的道德哲学解读［J］.理论月刊，2007（12）：53-55.

［20］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7.

［21］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