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自杀现象深层心理原因探析

2013-03-19 13:37辛斌
武陵学刊 2013年5期
关键词:深层人格个体

辛斌

(湖南文理学院师范教育部,湖南 常德 415000)

当代大学生自杀现象深层心理原因探析

辛斌

(湖南文理学院师范教育部,湖南 常德 415000)

大学生的自杀行为往往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有的是缘于早年亲子关系的失衡,他们内心深处失去了最初的情感依恋,其与人类生命的纽带联结变得很脆弱;有的是因为缺乏同一性,他们逐渐失去了正常的生命体验,并最终丧失了自我生存的意志;更多的人是因为内在超我人格的过度扩展造成阴影的报复性张扬,而且这成为了大学生自杀的主要深层心理根源。

当代大学生;自杀;深层心理原因

自杀是指主体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它是所有心理障碍最极端的后果。据2011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对自杀者的调查表明,目前,自杀已成为中国人口死亡的第5位原因和我国第4位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同时,自杀已成为我国15至34岁人口的第1位死因。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也非常突出。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群体,处于强势舆论中心,所以他们的自杀现象更易受到社会的关注。一旦大学生自杀,其家庭往往遭受沉重打击,也给相关高校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大学生自杀问题受到了社会和高校各级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的自杀研究一直“处于社会学者研究的角落”,“分析多以经验性、直接性、表面性的原因为主”[1],很少涉及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个人心理深层结构的分析。对大学生自杀原因的探讨一般总停留在外部层面,包括就业压力、情感问题、学业问题等等,而从深层心理方面解析大学生自杀原因的研究则不多见,因此所提出的一系列大学生自杀干预的方案也就显得比较空洞。笔者长期在高校从事学生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对大学生自杀现象非常了解,特别是对近10年来20多例自杀成功和自杀未遂大学生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发现这些有自杀行为的大学生,其心理障碍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抑郁倾向。较早就已经出现了抑郁、焦虑等神经症性问题,有的可能还是精神病性问题,这些问题到了高校后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可能更严重,相当多的大学生自杀后,人们才了解到这些学生过去的问题所在。二是人格问题。这些大学生比较内向、自抑,追求的理想较大,或者自我意识特别强等,一旦在现实中遭遇冲突如就业困难、考试失利、受到处分等等,自己的主体性、能动性很快退缩,自我封闭起来,不善于求助,因此很难获得来自周围的支持,便容易产生恶性心境障碍,导致自杀现象的出现。三是在情感上过于敏感。往往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破裂之时,引起较大的情绪波动。这种自杀现象容易发生在男女关系或同性恋关系破裂,或者与亲人关系出现裂痕之后。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有一例因为同性好朋友(两名女性大学生,非恋人关系)过于敏感而造成关系破裂之后出现自杀行为的个案。

从近些年频发的自杀事件可以看出,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使许多大学生不堪重负,这也是激发其内在深层心理混乱的原因所在。但是自杀者最为严重的或者说致命的根源总是其内部心理的混乱,外在的环境给他们提供的常常是自杀的诱因。笔者近些年对有过自杀行为的大学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试图从深层心理层面洞悉这些大学生自杀的原因,以期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心理工作者和管理者去认识和帮助这些大学生,让他们的自杀冲动消弭在隐形状态。

一 个体与人类生命纽带的联结脆弱

早年亲子关系失衡,或生活变动太频繁,使得这些大学生内心深处逐渐失去了与亲人间的潜在联系,由此造成他们与人类生命纽带的联结变得脆弱而易断裂。正如美国深层心理学家安东尼·史蒂文斯所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二百万岁的自性”,这种“自性”作为潜意识的核心,传递着人类发展的隐形信息,将每一个体联结到人类生命永恒传递的纽带上,“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原型天赋指导和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命循环——降生和受到母亲的照管、探索环境、对陌生人表现出警惕性、在同伴群体中玩耍、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年的一员而被介绍进来、在社会等级中确立一个地位、在进行狩猎和对群体外部进行战争时男子之间的结合、求爱、结婚、哺养孩子、参加宗教仪式、承担高度成熟的社会责任以及为死亡做准备”[2]。但是为什么这些大学生在还没有完全体验到这些重要的人生环节、生命刚开始还远没有自然终结之时就选择半途了断,生命的纽带在他们那里为什么这样脆弱?我们首先将关键点放在每个生命纽带的连结处,即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上,特别是早年关系上,这样更容易洞悉其中的深层原因。

在我们研究过的有自杀行为的大学生中,70%的学生与家人的关系不和,特别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内在联结出现了障碍。长期的心理咨询使我们坚信在孩子与父母之间,总有一种内在的潜意识的联系,正如德国心理医生贝尔特·黑林格所言:“如果我们感觉不到或只是偶尔感觉到这根把我们与其他家庭成员连接起来的纽带,这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我们与家庭始终联系在一起。”[3]22有的学生家庭似乎潜隐着几代人传递下来的内在冲突,在这种家庭内部问题中,最严重的情况是家庭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成员抛弃家庭。处于这种家庭中的大学生内心深处普遍存在一种不安全感,从小缺少情感的依恋,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强大的生命初始动力,因此从一开始,其生命意向就没有正确地指向他们的父母,对生命的渴望或者说内心生存的动力和愿望较弱。国内外大量的咨询案例都证实了这种糟糕的家庭关系对孩子产生的恶劣影响。“作为旁观者很容易看到:如果谁轻率地抛弃家庭并对此不闻不问,那么这个家庭的孩子往往会患重病而死,或自杀,或患上某种慢性疾病。”[3]5在基础教育的求学阶段这些学生常常潜意识地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学业上,以为学习突出了,就可能重建与亲人或他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获得内心的充实感,所以他们会使其内在的“超我”人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用语)在某一时期异常扩展,其外在表现就是非常“懂事”。但是当他们坚持到大学阶段之后,仍然感觉到一切似乎都没有多大改变,最终的结果却是更多的空虚与失望。所以他们深层心理最大的特征就是空虚与脆弱,由于在生命的自然延展过程中没有获得整合的力量从而表现出混乱。在潜意识深处更多的不是充满爱的情感记忆与强大的生命冲动,而是一种扭曲的自我观念以及与被抛弃感相关联的本体性焦虑[4]。在他们出现情感冲突时,其内心深处任何时候都少有对生之依恋。所以面对挫折,他们在潜意识中总是以混乱的状态去应对,而表现在现实层面的心态就是逃避,而且是永远的逃避。显然这些有过自杀行为的大学生联结其前辈的生命纽带比那些从小生活在情感稳定环境中的大学生们要脆弱得多。

这些大学生内心深处普遍具有的不安全感与依恋缺乏还源于婴儿时期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四周环境应该很稳定,让他无忧无虑,然后逐渐赢得他的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假如照顾他的人经常换面孔,环境变化频繁,感觉器官应接不暇各种刺激,他将无法一一吸收。这样的母亲以及这类的骚动,都会侵犯到婴儿对安静以及独处的需要……不给孩子有建立自己规律的机会,也会让婴儿搞不清楚状况,吓得缩回去。”[5]中国当前的环境总体来讲就是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现状,农村的父母往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城市的父母也在不断地为自己的工作或生意奔忙着,孩子常常丢给了家里的老人或者其他人。有些父母不断地带着孩子四处奔波,大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常常不能固定。孩子从小就只能以一双幼稚而恐惧的眼睛望着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所以他们常常有一种不安全感,总想逃到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关爱,没有稳定而安全生活环境的孩子,对父母对亲人也没有什么感情,甚至对生命都没有一种敬畏感。在他们的心中,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太压抑或者说太让人痛苦。他们很小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所以内心的不安全感与情感依恋的缺失,强烈地损害了他们内在的生存动机,人类生命的纽带在他们那里显得异常脆弱。在如此状态下,如果又常常受到亲人们强迫性的激励,则会加速这种纽带的断裂。许多自杀者的父母常常在深思后强烈地悔痛,可惜对死者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二 个体自我同一性的缺乏或紊乱

有自杀行为的大学生往往在自我同一性的体验上出现了问题。自我同一性的缺乏或紊乱使个体逐渐失去了正常的生命体验,最终丧失了自我生存的意志。每个个体是整个人类生命纽带中的一环,而其一生也像一个链条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从出生到自然死亡,最终又回到了起点,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爱里克森(Erick H.Erikson)把人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具有系列阶段的过程,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目标、任务和冲突。他认为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中,个体均面临一个发展危机,每一个危机都涉及到一个积极的选择与一个潜在的消极选择之间的冲突,如果冲突解决得好,个体相应地发展积极的方面,冲突解决得不好,就有可能影响个体以后的发展。“人生八段中,每段的生活都可能形成个人的心理危机,所以在人生全程中,每段都可视为一个关键,而在第五段的青年期,则是关键中的关键。”[6]在爱里克森看来,当个体成长到12至18岁时,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自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知觉,于是他们开始深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并准备发展自我的整合能力,于是青春期“同一性对角色混乱”的矛盾在青少年的意识与潜意识中展现开来。这一阶段的核心概念,就是自我同一性,或称为自我统合感,“即个人在过去经验中所形成的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从而使人感受到鼓舞人心的信念”[7]。如果个体把自己各个方面,比如信念、性格、性别角色、未来的职业选择等很好地整合起来,个体就会获得较好的角色同一性,反之,则出现角色混乱。

荣格认为“归根结底,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我们人类的永恒生命”[2]15,所以青年人所思考的生存意义总与人类的存在相关联。同一性意味着自己构成人类生命纽带中的重要一环。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并在宗教、国家、民族、宗族、各种群体、技术工艺领域、职业等范畴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同一性的通俗理解。如果青年人在这些方面没有感受到自我与它们的关联,或者觉得被排斥,那么个体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形成,存在的意义就会失去,个体随时都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或者对人冷酷——因为无法忍受他们与自己的不同;或者对己漠视甚至绝望——因为无法忍受自己与他们的不同。正如爱里克森所言:若个体缺乏自我同一性感受,那么他也将无法体验存在感[8]。

当代中国学生的“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一阶段由于中国近些年的应试教育而被延迟了。当中学生们被关在教室里做习题、背答案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空闲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更不可能在深层心理上开始对自我的整合。所以,爱里克森第五段的内在矛盾在当代中国学生身上延迟了,普遍在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凸现了出来。

在当代中国,经济活动频繁,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资源在不断地变迁,本来处于安宁状态的城乡居民大规模迁移,而儿童在父母的流动过程中,感受到了“我”的不确定性,从活动地域的不确定延伸到情感的不确定,所以这些青少年们从小就感受到了一种无“根”般的生活状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几乎处于一种模糊状态。结果是进了大学后,空洞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发展的连续性或方向性并没有相应地延续下去,在新的人际环境和新的学习任务的压力下及其自身对严峻就业形势的认知基础上,他们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角色定位更加混乱,对各种人生挑战的高度敏感使他们饱受焦虑、强迫与抑郁的折磨,这也是当前高校大学生神经症性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那些更严重的同一性混乱者在饱受神经症折磨的同时,渐渐失去了认同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如果对我们研究过的这些有自杀行为的学生进行深度心理分析,几乎可以从每个人的同一性上发现迷惑与混乱的迹象,有的表现在亲情关系的混乱上,有的因传统的女性卑贱观而造成女生自我统合的危机从而导致严重者出现自杀现象等。

三 个体内在超我人格的过度扩展

内在超我人格的过度扩展造成阴影的反向张扬也是自杀行为重要的深层心理根源。我们的调查发现有过自杀行为的大学生,其中绝大多数的人格都曾有一种让周围人赞赏的成分,如说他们善良、守信、能吃苦等等。这些大学生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在深层人格结构上形成了一种强迫式的进取倾向,他们自觉有远大的理想,甚至有一种类似“堂吉诃德式”的不可动摇的济世信念和责任意识。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即他们的“超我”人格异常扩展。所谓“超我”就是“人格道德的维护者,近似于通常所说的良心,是社会文化价值内化的结果”[9]21。其人格品质甚至可以用“高尚”来表述,一般表现有纯洁、坚毅、勇敢、自我约束且与人为善,特别突出的是进取心比一般人更强,这种超我人格在内心深处总是以抵制和压抑自然冲动为能事。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大学的上述表现可能已经不突出了,甚至还开始失望,表现颓废,但是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仍然可以发现其在中小学期间曾有一个较长的进取且高度自律的时期,而且还有15%左右的学生从小就受到了父母宗教信仰的影响。在我们长期接触到的神经症性来访者中,基本上也是这一类型者居多,所以我们曾经对这一类型者用“教育过大症”来指称。

为什么这些通过教育后内心深处的“超我”人格更加扩展的大学生反而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自杀行为呢?可以这样分析:当猿类从动物界进化到具有社会性的人属后,个体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精神性因素必然发生一定的冲突,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时必然带来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与物质文明的进化一定会带给人感官上的物质享受相反,精神文明的进化,在教人摆脱愚昧的同时,反而会给人的心灵带来更大的困扰和痛苦”[10],对此最权威的注解就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这些大学生有自杀倾向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与本我的对立。这是教化的力量,在道德、宗教、社会意识的影响下,个体的进取心、追求光明的力量以及自己的面子观念等等,构成了大学生内在的超我人格,这种人格的过度扩展,会更加强化其单向的发展倾向,最终使潜意识中内在“本我”与“超我”人格严重失衡,抑制了代表本我的本体能量的自然萌动,其最终结果就是代表本我的阴影报复性张扬,这种阴影张扬的极致层面就是死亡本能,而伴随死亡本能的往往就是内在的本体性焦虑[4]。这种本体性焦虑一旦从个体潜意识中激发出来,便使这些大学生在现实层面的追求失去了充实的精神基础,造成这部分大学生内心的空虚,使其成长动力逐渐空泛,并使其参与的每一件事都染上了一层“凄怆”的色彩,这也是青年人普遍具有的一种青春期抑郁的基本原因所在。如果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有效的整合,最终在生命的每一个环节都会逐渐丧失生命的动力和意趣,渐渐形成严重的抑郁、焦虑或者强迫的内在意向,使其现实生活特别痛苦,严重者产生自杀冲突。

在我们近些年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趋向,就是具有神经症性甚至精神病性的严重心理障碍者越来越多,甚至低龄化现象越来越明显,这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隐形的自杀群体。在我国当前的改革时期,物欲橫流,本能施展,人们内在的本我人格在张扬之时,心理障碍者反而更多。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所没有涉及到的。弗氏认为“文明压制人的本能,文明与幸福之间存在深刻的紧张”[9]39,所以他提出了关于文化集体与心理病理学的一些观点。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文明进步的同时,超我与本我也在不断形成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所以在新的文明的背景下,一种广泛性的集体文化能够使个体本我与超我之间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平衡关系,内在的冲突不一定总会带来个体心理状态的失衡。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文明的时代,只要个体的超我人格能得到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的集体文化的支持,个体内在的“光明”追求与外在的崇高文化总能共鸣,个体内在的超我与本我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心理失衡。比如在一些完全以宗教立国的地区或国家,人们仍然生活在平安与幸福之中,因为修养高而造成精神问题者反比那些意识形态混乱的国家少很多。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国这些大学生个体内在“超我”人格的不断扩展(这也是我们传统教化的目的所在),却缺少了一种具有超越性精神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的支持[11],特别是当今往往将金钱追求和崇尚物欲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背景,给这些个体的内心深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笔者近些年为大量的神经症或类神经症者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就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共感”到了一种强大的矛盾冲突。这些从小接受过正面教育的学生们周围弥漫着一种强大的侵犯性、进攻性、占有性、竞争性的氛围,这些可称为外在“阴影”性的刺激,常常加剧了个体内在的强大超我与本我的对立,使其深层心理环境无法保持长久的安宁,慢慢地使这些大学生的现实人格逐渐形成了严重的抑郁和焦虑倾向。那些有过自杀行为的大学生大多具有抑郁、焦虑和强迫的人格特征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有过焦虑或抑郁人格特征的大学生所接触到的人与事常常让他们内心产生冲突,即使是他们感受到了一定的不公或伤害,但他们的自律性、隐忍性的个性也只是将一些负面的情绪压抑进内心深处。但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作为一种被压抑的“阴影”沉潜在潜意识深处,而且越积越深,最终的爆发不是毁灭自己就是毁灭他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具有自杀行为的大学生内心深处已经发生了与一般人不同的深刻变化,或是由于与其父母关系不和,他们渐渐失去了能支撑他们衍化下去的内在情感力量;或者由于其生命动力在扩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明显的抑制,他们缺少克服同一性危机的内在整合力量;当然最根本的是这些大学生深层心理发展不平衡,其内在阴影的报复性张扬给这些大学生的整个生命过程涂上了灰色调。当他们面临一些外在世界的挑战时,他们从开始的迷惘、彷徨再到后来的自责、无助,直到最后的混乱、绝望和崩溃,自杀行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今大学生自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民的高度关注,如何干预当代大学生的自杀也已经成为了高校管理者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各种有力的措施开始逐步实施。比如湖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几年前开始,只要了解到哪一所高校出现了学生自杀事件,高工委一定会派出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工作组到相关的高校进行调研,既帮助揭示大学生自杀的原因,也对有关高校给予善意的有效的指导。这样既帮助了当事高校,也为其它高校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办法,对预防大学生自杀危机的发生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目前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一项制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每一名大学生自杀的背后总是有深刻的原因,涉及到当事人的家庭背景、文化传统,还有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及社会道德等方面,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了一般健康学生所没有的深层心理特征。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从自杀者的潜意识中去洞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样在干预这些大学生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从外在的关心与预防等方面进行被动干预,而是通过一些有效的技术来对他们的深层人格加以扩展,从深层的社会文化结构及个体内在的本体着手,引导其整合深层人格结构,让其从本体上重获内心的安宁,从而健康成长,远离自杀。

[1] 徐晓军.本土自杀研究的特点及问题[J].社会,2002(6):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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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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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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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辛斌.论超越性道德精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心理学价值[J].武陵学刊,2011(6):6-10.

(责任编辑:刘英玲)

B846

A

1674-9014(2013)05-0136-05

2013-04-18

湖南文理学院2012年校级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神经症性问题大学生的人格深层扩展技术研究”(JGZD1211)。

辛斌,男,湖南临澧人,湖南文理学院师范教育部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研究方向为心理咨询及大学生人格深层扩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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