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民俗语言承载的一方文化

叶春生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世界各国的民俗学人，历来都十分重视民俗语言的研究，认为它不仅是人类生活交际的工具，更是许多文化事象——特别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许多民俗文化事象，正是通过言传身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同一语汇，不同的语境，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表述态势，传递着不同的内涵与功能。肇始于“五四”运动的白话文浪潮，也是从“口承文化”方面打开缺口的。用平民的白话写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用口语作诗文，为我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北大歌谣的征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的成立，又细化了他们的行动，把歌谣谚语与方言的研究，提到了人类学、历史学、风俗学、心理学、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的层面上来，交叉立体研究，关涉到文学变革和文化创新等许多问题，使大众文学、口头文艺、民众语言等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但都没有真正把“语言民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因此钟敬文先生直到他晚年还呼吁:要把这一学科“尽快开展起来。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视口头语言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使之“能与民俗学其他门类的研究合拍，能跟上当前民俗学专业研究的理论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拓荒性的工作，有相当大的难度”。［1］为了倡导这一学科，先生在他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开了一专章《民间语言》，又让他的博士生黄涛写了专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沈阳的曲彦斌先生也先写了专著《民俗语言学》和《中国民俗语言学》，也都是些拓荒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