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娥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阿佤山与内地的地理距离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内地与佤族地区的互动,滇缅在地理距离上的相近使得中国佤族与境外佤邦同族居民形成了相似的社会文化网络,使以地缘为基础、以族缘为纽带的跨国流动便利而频繁,致使佤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其国家认同具有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如纳日碧力戈所言:“中国的诸多‘跨界民族’,它们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属于同一个群体,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国民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被政治疆界分离出来,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差异,在认同上也有复杂的变化(有时认同,有时不认同)……”[1]
佤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完善,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佤族的国家认同意识较为模糊。随着佤族的中国少数民族身份被确立,其国家认同意识也随之逐渐清晰起来,但还很难说这种国家认同意识具有鲜明性和稳定性。1965年7月,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沧源视察,当问到许多佤族群众属于哪个国家的人时,有的回答是中国人,有的回答是佤族人,有的回答是缅甸人,有的回答是佤国人,还有的说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为此,阎红彦书记在沧源召开的有关干部会议上,强调“沧源的学校教育要结合边疆民族实际,要帮助当地民族培养‘三员’、‘五匠’,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边疆各族人民都知道‘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