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曾是一部小小的机器

马家辉

对于此专栏我通常有固定的“写作仪式”：透过编辑小姐的电邮取得本期关键词，坐下来，面对计算机，闭起眼睛，像招魂一样召唤我的深层记忆，看看有什么影像从大脑皮层的曲折处浮现。

嗯，来了，第一个影像现身了，立即抓住它，或该说，牵着它，温柔地牵着这只记忆之手，像跳探戈般跟这记忆影像翩翩共舞，左右旋转，高低抑扬，耳畔仿佛有乐章响起，很奇妙，过不了多久便有其他影像相继冒起，像音符般在我眼前飞扬；然后，我便陷入回忆，享受回忆，感慨回忆，隐约似是重新活过生命里的某时某刻，如胡适的诗所说，“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我似是活了两遍。

那么对于“录音机”这词儿，当我闭目，不消半分钟，脑海便浮起一幅画面，那是一片海洋，我站在沙滩岸边，天气极热，我穿着红色短裤，黑色背心，汗水从额上脸上背上胸前渗出滴出，但我不怕，年轻的我，本就什么都不怕，更何况我的鼻梁上面架着一副上世纪70年代最炫最酷的Ray Ban太阳眼镜，两片椭圆形的墨黑镜片——香港人惯称之为“苍蝇镜”——把我的喜怒哀乐情绪全部掩盖，藏身镜后，我昂首挺胸，得意洋洋。

那一年，我17岁。

十七青春好年华，炎炎夏日，跟几个死党趁着暑假到沙滩，以晒太阳为名，但其实只是为了泡妞，我所掌握的“武器”，除了一身结实的肌肉，更有提在手里的那部录音机，黑色，长长的，宽宽的，沉沉的，硬硬的，体积比21世纪流行的笔记本计算机还要大个一两倍，但我同样不怕，反因它而感到骄傲，因为我走到哪里它便用声音替我预先开路张扬到哪里，扰攘之物配上扰攘之人，简直相得益彰。我还记得那天在沙滩上，我利用这台录音机重复播放谭咏麟的《夏日寒风》，刚出炉的新曲，的士高节奏，狂野，劲爆，歌词淋漓奔放，彻底配合夏天海边的热烈情怀：

“挤迫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烁暑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缩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她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她/今爱着谁？/我虽不怪她带走旭日/却一生怪她/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她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做/玩耍器具/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她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

当然是为了泡妞强唱愁，但这本是少年特权，此时不说，尚待何时？难道等到如今坐四望五才去说？如今生活忙乱到什么是愁什么是乐都经常混淆不清了，无语无言，欲说还休，懒得再谈。少年时代则是另一个故事，若能把愁唱得激情动听，那些躺在沙滩上的女孩子会主动走过来结识我、搭讪我，至少，会把目光从远处投掷过来，像勾魂一样，想把我的身子勾引过去。

所以那个17岁的暑假我和死党几乎变了“沙滩党”，三天两头有事没事结伴到沙滩闲坐，出门前，他们总先打个电话来提醒我，别忘了带录音机和录音带，仿佛战士到战场，录音机和录音带是子弹和枪械，没了它们，便没我们，它们是我们的命。

又长又宽又沉又硬的录音机年代终于过去了，换来的是小巧的“随身听”，亦即Walkman，尽管相对于今天的iPod，它仍算是庞然怪物。而当我把眼睛张开，沙滩的摇滚记忆消失无形，代之而来的是另一幅阴亮黑暗的影像，那是九龙的庙街，夜市的所在，暧昧的所在。在上世纪80年代，卖淫的吸毒的都在这个地方，我亦在，但不是买春也不是贩毒，而是在街头巷尾的小摊档处找寻某种口味特殊的录音带，那种充满着呻吟浪叫的录音带，大概卖15元港币，一盒带子仅有30分钟声音片段，其中约有5分钟对白，由一个女声一个男声轮流述说各式幻想情事，最原始的欲望，最犯禁的想象，在字句之中迸发喷射；其余25分钟，是呼吸和喘气与哎呀哗啦的失神叫喊，没有故事，却能传达足以把少年撞击得天翻地覆的隐密讯息。

我把录音带买回家，到了深夜，或把自己盖在被窝里，或把自己锁在厕所中，戴上又厚又重的罩式耳机，按下Walkman的播放键，把自己推进30分钟的迷离仙界，沉溺如醉，几乎不愿回到现实世界。

黑色禁夜，录音机曾是我的情欲天堂，我的天堂，竟曾是一具小小的机器。我竟然曾是如此的无力卑微。

（庄妃轩摘自《晶报》2012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