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
——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魏志远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300071）

一、牟宗三对朱子“别子为宗”的判定

在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中，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为根据，将宋明理学诸家分成五峰蕺山、象山阳明和伊川朱熹三系。所谓道德的形上学就是从道德的入路而证成形上学，以赋予宇宙万物道德价值和意义的学说，其关心的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根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以宋、明儒词语说，前者是本体问题，后者是工夫问题”［1］7。

以此为根据，在本体论方面，牟宗三认为：“溯自濂溪之言诚体、神体乃至太极，横渠之言太虚神体，明道之直就‘于穆不已’之体言道体性体，而又易体、诚体、神体、心体、理体、仁体、忠体、敬体，通而一之，总之是对于道体性体无不视为‘即活动即存有者’。”［1］69也就是说，濂溪、明道等人将性体（即心体）调适上遂，与天道实体“其内容的意义完全同一”，“为物不贰，生物不测”的天道能够创生宇宙万物，是万物得以存在的存有之理，其本身也是生生不息的超越之理。而朱熹则将形上本体视为“只存有不活动”的天理，将心下拉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天理（即性）遂成为宇宙万物“存在之然”的“所以然”之理，“性只成存在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心只是实然的心气之心，心并不是性，并不即是理，故心只能发其认知之用，并不能表示其自身之自主自决之即是理，而作为客观存有之‘存在之理’（性理）即在其外而为其认知之所对，此即分心理为能所，而亦即阳明所谓析心与理为二者也”［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