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租界史学”探析

杨宏浩

（福建漳州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福建 漳州 363000）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续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列强不断在华获得各种特权，扩大侵略利益，这些侵略方式有武装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还有文化层面的。而“租界”是西方列强侵华的桥头堡，西方列强通过“租界”将其势力渗透进中国内地。同时，“租界”也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的窗口：在“租界”里，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不仅有器物和制度上的更新，也存在观念上的变化。历史观念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呈现出了与以往传统史观不同的“租界史观”。

一、“租界史学”的定义

“租界史学”由“租界”和“史学”两个词语所构成，为了弄清“租界史学”的概念，就必须对“租界”和“史学”这两个词语所代表的意思进行考察。“租界”，英文称“settlement”，起初是指清政府在19世纪中后期，为了将外国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设定的居留地。但是随着中国主权的逐渐丧失，租界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租界内，外国人开工厂、设银行、建教堂、办学校、出报刊、看戏、赛马、赌博、几乎像在自己国内一样生活。这里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警务权、司法权，巡捕、监狱、法庭，也一应俱全。这块中国的土地，中国政府权力却难以鞭及，成为“国中之国”［1］。由此可见，租界已经转变成为西方列强侵华的据点。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时期内，“租界”最早出现在沿海地区，进而沿长江而上，逐步向内陆扩展。其中，以上海，武汉，天津的租界最为集中和典型。上海地处长江口的入海处，境内多为冲积平原。1845年11月，以《上海租地章程》为开端，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强行开辟了后来演变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2］3。尔后，逐渐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而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汉水的交汇处。1861年3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再次拥4艘军舰抵达汉口。这一次他正式要求湖广总督官文开放汉口，并仿照上海，划出一块地皮作为英国人的区域。由汉口花楼街东八丈起，顺流而下，至甘露寺江边下东止约458亩的土地被英人看中，整块土地“永租与英国官宪”。汉口的英租界便由此划定［3］16。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追随英国，相继在汉口开辟了租界。天津作为海河和渤海湾的入海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量的西方列强开辟租界。最早在天津强划租界的国家是英、美、法三国，它们首先将天津城东南的紫竹林沿河一带划为租界地［4］66。甲午战争以后，逐渐形成了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比利时，奥匈等国的九国租界，在数量上据全国租界之首。除了以上三个大城市外，厦门，广州，杭州等地，也有数量不等的租界地。另外，在中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外国势力范围，比如德国的势力范围在山东，法国的势力范围在广东。这些势力范围同样也可以理解为“租界”模式的扩大化。西方列强就是通过这些“租界”和势力范围，来对中国实行间接的或直接的统治。

关于“史学”的概念，简而言之，“史学”就是指历史学。然而对于“史学”含义的解释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史料就是“史学”，有的认为史书记述才是史学。在西方，历史的本义为真理的寻求，在中国古代却倾向于记事和垂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论述，“史学”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首先，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这些实践活动的“实际发展过程”。这里，既包含了对人类客观历史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人类客观历史的描述、阐述。其次，史学研究要认识和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这些实践活动的“实际发展过程”，是通过实证。总之，史学就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实证科学［5］。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的《春秋》，到汉朝的《史记》，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三国志》、《史通》，宋元明清时期的《资治通鉴》和考据方志，最后到中国近代史学。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学观念的发展和变化。而“租界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近代史学包含了维新史学，边疆史学等史学思想，同时又没有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的史学影响。所以可以说“租界史学”是受新史学、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共同作用而成的史学。

二、“租界史学”的产生原因

（一）“租界史学”产生的外部原因

“租界史学”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外部原因。首先，租界的相继开辟为“租界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其次，租界内相对安定的社会、优越的环境，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落后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已经可与所有西方的大都市相媲美。1893年，当各国侨民大规模庆祝开埠五十周年时，上海租界已经具备了体现当时科技进步的所有公共设施［6］33。众多的军阀政要、富商巨贾、名流文人会将租界当成是一片“净土”，纷纷在租界买房置业，给租界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从而推动了“租界”经济的繁荣。天津是北洋军阀官僚盘踞的地方，他们将聚敛的财富变为资本；开始只投资经营房地产、金融、当铺、粮店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工厂企业利润大大超过其他行业，这些人便纷纷投资工业。如1916—1922年天津建立的华新、裕元、恒源、北洋、裕大、宝成六大纱厂中，除北洋、宝成外，都有军阀投资；据1914至1925年天津新建的二十六家工厂，资本总额二千九百二十六万元的资料考察，其中有十一家工厂，资本总额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元属于军阀投资，分别占建厂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4］263。“租界”经济的繁荣势必对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地促进作用。租界内各种人物云集，有立宪保皇派，民主维新派，革命派，殖民主义分子。特殊的城市格局、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文化传统中的近代性因素、移民社会的人口特点，这几条结合起来，造成了上海租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不可多得的优良场所［2］53。

（二）“租界史学”产生的内部原因

“租界史学”产生的内部原因也同样重要。这里的内部原因，主要是指租界内部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和包容的社会氛围。租界内部的西方法律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法律的威严和效率，对犯罪分子的严惩，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重要的一点是，租界的法律相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其他地方而言，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就连陈独秀当年都在文章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静的地方［3］20。因此，各类精英，各种思想更易于在租界汇集。在这里面当然包括了一种新的史学的诞生——“租界史学”。

三、“租界史学”的发展过程及表现特点

（一）“租界史学”的发展过程

“租界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租界的创始阶段。这段时间大至可以从租界开埠到太平天国运动前，“租界史学”在这段时间主要以西方史学为主导地位。因为此时的租界尚不允许华人的大规模的流入。所以说，“租界史学”还是以近代西方的学说为主流。第二阶段，租界的扩展阶段。这个时间段大体为太平天国运动至辛亥革命前，在这个时间段，由于外部时局的不稳定，大批中国人开始涌入租界，同时，租界当局也通过各种手段，使租界的规模得以扩张，从而慢慢形成了共处的新局面。以上海为例，连年的战乱使大批的中国难民涌进了上海的外国租界：1854年一年中已达两万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在寻找避难所。原先保留给西方人居住的租界逐渐变成了华洋杂处的城市。大量移民的涌入，冲击了居民的生活和租界的组织结构［6］11。在迁入的中国民众之中，有农民，官吏，还有受过教育的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的到来，也将中国传统的史学引入租界，租界内的西方人在与这些中国民众的接触中，开始逐步了解到中西不同史学之间的差别。第三阶段，租界的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大体上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社会的动荡持续加剧，从而导致了迁入租界的中国居民不仅有农民和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的迁入，为“租界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革命者，将已经中国本土化的维新史学带进租界。这些新的史学，与之前到来的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相互碰撞融合。在这一时期，各类文化机构的繁荣，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租界史学”的新发展。上海是晚清中国文化市场发育得比较充分的城市。由于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华人也就能够在这里创办民营的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通过文化事业，通过卖文、卖画、卖知识，他们有较为可靠的经济来源，有成就感，安全感。这使得各地文化人竞相流寓上海［2］52。其中，不乏有新式的文化人，比如章太炎，蔡元培等。第四阶段，租界的“皇民化”阶段。大体时间从抗日战争到租界的收回，这段时间由于日本当局对租界的控制和占领，西方人在租界的统治受到了严重打击，日本人借助“皇民化教育”的历史教育，将西方史学排挤出租界。至此，“租界史学”形成了传统史学，西方史学，新文化史学，“皇民史学”四个共存的局面。但是，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投降，“皇民史学”也就终止了。租界在经受几年日本的统治后，西方人的影响由于内外压力和时局的变化，大大降低，最后只好将租界交还给中国政府。“租界史学”因此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二）“租界史学”的表现特点

“租界史学”的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西合璧。随着租界历史的发展，时而以西方史学为主，时而以中方史学为主，或者兼取双方的优点。可以说是西方史学的“克里奥尔”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第二，“租界史学”的出现不是单独的一个现象，他是与租界文化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租界史学”的产生是建立在租界内部教育、新闻、文学、戏剧、民间工艺等文化基础之上的。他们之间相互独立，但是又相互影响。“租界史学”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断从其中吸取经验，同时依托这些基础为媒体，在租界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第三，“租界史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租界，租界起了客观条件的作用。而且“租界史学”的时间段是特限定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这段时间，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第四，“租界史学”不等同于“殖民史学”，“租界史学”的创作并不全受西方殖民思想的影响。因为，“租界史学”是根植于租界的。

四、“租界史学”的影响和地位

“租界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中国史学界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地位。首先，“租界史学”第一次将原来相对封闭和孤立的中国传统史学所打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观念和看法，还有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租界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的史学家看到了国外的史学理念，开始慢慢明白中国史学与国外史学相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从而起到了很好的史学借鉴和交流作用。其次，多元的“租界史学”还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国的传统史学、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在“租界史学”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家也开始慢慢了解，进而接受中国传统史学的状况，从而构成了双向的文化交流。再次，“租界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当时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史学社会功能，因为“租界史学”包含了众多的史学流派。他们不是空洞的理论，大部分可对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起到理论参考的作用。所以，不可避免的，“租界史学”具有了史学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租界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拥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基础，其独特的理论形成，还有深刻的史学影响因素。值得强调的是：“租界史学”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联系存在，他是深深扎根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土壤之中，如果只将“租界史学”内部构成的单个时间段或者单个因素独立出来，势必会影响“租界史学”的整体观念。对“租界史学”的完整把握，可以很好的理解中国史学发展至今的过程，也同时提供了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租界历史的可能性。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租界历史”的现实指导，也强化了原来的认识：如果中国不积极主动向外国学习，势必会处于落后和被动的局面。这对中国来说，将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

［1］马学强，宋钻友.上海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

［2］马长林.租界里的上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方方.汉口租界［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

［4］来新夏.天津近代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5］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33.

［6］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M］.王菊，赵念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