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评《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的学科开拓意义

刘兴晖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晚清民国时期，校勘唐宋金元词蔚然成风，珍本孤本由不易得见而成为常见之本，为词学文献的广泛传播和现代词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龙榆生先生曾在《清季四大词人》一文中盛赞王鹏运、朱祖谋的词籍校勘之功：“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籍有可读之本”。[1]但遗憾的是，作为晚清民国词学“四盛”之一的词籍校勘，并没有如龙榆生所希望的，在现代建立起词学分支学科。即如被认为是校勘之学渐趋完善的发端：有二百六十卷、“词学史上最伟大”的《彊 村丛书》，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也仍然只能称作是词籍校勘之业全面繁盛的标志。这一株“花外”的芸草也一直生长在幽圃中，少有人关注。这与词籍校勘及校勘之学的研究难度有很大关系。词籍校勘需要运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而作校勘的校勘，校勘的研究，其难度更逾于此，且有“或嫌细碎”难成巨帙之忧。王湘华教授不避繁琐枯燥，增删六载，辨异同，定是非，成《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2]在经史校勘理论之外，作词“别是一家”的研究，明确了词籍校勘学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从而真正使得“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具有积极的学科开拓意义。

自觉意义上的词籍校勘始自吴中声律派的戈载、杜文澜。王鹏运在戈载“校正误”、“参证法”、“校异法”，杜文澜“以后人所存完备之词校前贤之词”、“以后人所作相同词调之作证唐宋人之作”等校词法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校词五例”，取戈、王之所长，纠正了校词过程随意窜改原文的习气，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广为奉守的校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