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醉翁亭记》主题思想的建构、原因及影响

程宇静

欧阳修《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对于其主题思想论者多聚焦在其复杂性上，①但笔者在阅读古代文献中发现，“与民同乐”是主导观点，是读者不断选择并强化的结果，而且在古代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对于深入认识该文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士人的思想情趣与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却至今尚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基于此，本文拟梳理这一主题思想的建构历程，并分析形成原因及社会影响，以深化对该文思想价值的认识。

一、“与民同乐”主题思想的建构

立意是评价一篇作品的重要指标，是作者创作之前的构思，但主题的形成却是作家、作品、读者共同构建的结果。这一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体现在这篇作品的接受历程中。《醉翁亭记》“与民同乐”主题的形成就体现了这一规律。从后世对《醉翁亭记》的接受来看，“与民同乐”这一主题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提出、置疑、阐释，到被广泛认同的历程。

《醉翁亭记》初成，以其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家至户到、天下传诵。与同作于庆历六年的《丰乐亭记》的严肃、理性风格不同，它更富于情感性、审美性。全文笔笔如画，洋溢着“醉翁”潇然自放的沉醉与欢乐。不过，文章结尾在略带“濠上之意”的叙述中又隐含着道德升华:“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乐其乐也。”太守之“乐”不是个人生理上的放纵之乐，情感上的超然之乐，而是道德上以他人之乐为乐。但此升华显然是有限的。“乐其乐”是“与民为乐”吗？“其”字从上下文看，是指随从欧阳修游观醉翁亭之宾客，并不等同于“民”——滁人。“乐其乐”是以宾客之乐为乐，并不等同于以州民之乐为乐。但是，在后世读者的理解中，“其”字所指发生了变化。

南宋建炎中醉翁亭废于兵火，绍兴二十年滁守魏安行重修醉翁亭，孙觌作《滁州重建醉翁亭记》。此记中孙觌拈出《丰乐亭记》中“与民共乐”一词，称“醉翁亭者，盖（公）尝与民共乐于此”。［1］卷二二自从孙觌用“与民共乐”处，形容醉翁亭后，“其”便悄悄地由“宾客”转化为了“民”“与民同乐”（或表述为“与民共乐”“乐民之乐”“乐民之情”等等）这一主题思想自此也逐渐得到了后世的认同、引用和阐发。明代姚夔（1414－1473）《山水图记》强调了欧阳修先乐民之乐、后乐山川之乐:“抑予闻昔欧阳文忠公守滁州，民醇政简而化易，行尝游滁山作醉翁亭而自记其乐。盖真得乎山川民物之情景者欤……乐民之乐而后乐山川之乐”。［2］卷七林文俊（1427－1536）《送郑君有章守滁州序》则分析了欧阳修何以能“与民同乐”:“予读欧阳公《醉翁亭（记）》及《丰乐亭记》，爱其山水奇秀有游观之乐，而又喜公之为守，能与民同其乐也……公之在滁，正当昭陵治平之时，四方无事，而是州又得公为之守，岂弟宽平，民安其政。盖自公至州，无不获之岁，无不给之民，民乐丰登，故公得与四方宾客及是州之民，日游览于山水之胜而乐也。”［3］卷六

对于“与民同乐”这一主题，后世也有不同声音，但正是在不同意见的辨驳中，“与民同乐”主题得以强化。有一种观点是醉翁“自乐其乐”［4］卷八。明代夏尚朴（1466－1538）《浴沂亭记》解释说“放浪形骸之外，留连山水之间，然后为乐其乐”，并表明此“乐”不及孔、颜、周、程之乐［5］卷三②。同时人杨廉（1452－1525）《香祉寺法堂记》也视此乐为浅俗:“公于一亭不过味酿泉之酒，饱环滁之山，与夫自乐而乐而己，有如予者，旬日之间得以涵养乎天真，消涤乎尘虑，熟复性理之书，窥测天人之奥？”［6］卷三四“自乐其乐”确乎醉翁“乐”中之一意，以上夏氏和杨氏二人都是从自身的主敬穷理的理学学术思想背景③来反观此“乐”，自然有不满意处。稍后的嘉靖中阳明后学赵时春《送王府丞赴南太仆寺卿序》的批评则更为严苛，他认为欧阳修“乐其乐”是“与其州人敖游以为乐”“夫不以忠信力业率其民，而道之以沉湎嬉靡之习固已非矣，而况于燕乐之需，亭观之费，从御歌舞之资，剥民之膏血以供耳之娱”。［7］卷四赵氏的批评源于“醉翁之乐”不符合他静修以致德性之善的理学思想［7］卷十。明末顾锡畴《欧阳文忠公文选》曰:“醉翁为风月太守，《醉翁亭记》为风月文章，即施于有政，亦不妨碍”。［8］“风月”在此指美好的景色。顾氏意谓流连于美好自然风景之“风月太守”所写的描绘自然美景之文章与施设一方、惠政于民并不矛盾。顾氏的解读不仅没有得到共鸣，反而遭到了置疑。清初林云铭（1628－1697）《古文析义》认为顾氏没能析透《醉翁亭记》核心意旨:“（《醉翁亭记》）末段复以‘乐其乐’三字见意。则乐民之乐，至情蔼然可见。旧解谓‘是一篇风月文章，即施于有政，亦不妨碍’等语，何啻隔靴搔痒。”［9］卷一四清代过珙《古文评注》和林氏意见相似:“（《醉翁亭记》）尤妙在‘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太守之乐其乐’两段，有无限乐民之乐意，隐见言外。若只认作风月文章，便失千里”。［10］卷八余诚《古文释义》“至记亭所以名醉翁，及醉翁所以醉处，俱隐然有乐民之意在，而却又未尝着迹……即目为一篇风月文章，亦终未窥见永叔底里”。［11］卷八

清人卢锡晋则针对欧阳修“道胜者而文不难自至”的文道观与“自乐其乐”的矛盾加以反思，认为“乐其乐”之“其”非指醉翁，而指“滁人”，他说:“今滁未闻以欧阳子治民之事迹勒诸石以为后世法则，而徒传其游览于景物名胜，何也？”，“明人驳其难为众宾”，“驳者殆以‘乐其乐’之‘其’字属醉翁耳。若尔，则唐宋幕府守刺以上，皆自选天下士辟之，其后多将相名臣不可凌，且非所以鸣谦。呜呼，是未之思也。彼所谓其乐者乃指滁人，言若‘众宾’一段，不过衬出太守醉，以便还题作结耳。故下文即以人字拓开，言乐在滁人也。滁人之乐以太守能乐其乐，故知其乐者，滁人。太守乐滁人之乐则滁人不知。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夫市惠欲人知政善，而民自乐是有道焉，孰知其所以然乎？且欧阳子固未有自誉而轻人者也。记中以歌者负者提携往来为主，而以‘乐其乐’应之，此可以想其政之所施矣。施不以其道，亦安能使其民日劳劳焉游于峰岭原泉之间，而以为快于心乎？”［12］卷九卢锡晋不仅指出“乐其乐”指“以滁人之乐为乐”，即乐民之乐、与民共乐。而且还认为醉翁的“乐滁人之乐”是以其施政有道，使民咸乐为前提的。上两段所列明人和清人的讨论远隔时空，但结果是《醉翁亭记》的主旨越辩越趋向于“与民同乐”，而且认为欧阳修勤于吏治、施政有为是前提。

以上《古文析义》、《古文评注》和《古文释义》都是选本，选本传播的广泛性、工具性无疑又强化了人们对“与民同乐”这一主题的认同。反之，这一主题也随着更多选本的引用与强调而得以凝定。清代储欣（1637－1706）在《唐宋八大家类选》评曰:“与民同乐，是其命题处。”［13］卷一一清代唐德宜于《古文翼》评曰:“记体独辟，通篇写情写景，纯用衬笔，而直追出‘太守之乐其乐’句为结穴。当日政清人和，与民同乐景象流溢于笔墨之外。”［14］卷七

综上所述，“与民同乐”这一主旨，是后世读者不断选择和强化的结果。在读者的反复辨析与诠释中，具有以下两层含义:前提是太守施政惠民，使民安乐。内心欣慰，乐民之乐；结果是岁丰，民得有相携游览之乐。政简，吏得有优游山水之乐，有暇与贤人宾客诗酒为乐。此与民同乐也。以上两层含义不是直接表达于《醉翁亭记》中，《醉翁亭记》表达的是“乐”的结果，其前提要靠读者细心体会。

二、“与民同乐”思想形成的原因

由上文所示，《醉翁亭记》的主旨是在辩析中逐渐形成主流观点的。之所以有不同见解，一方面是由于其主旨隐于文中，“未尝着迹”。当然，此文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另一方面是读者有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思想倾向及特殊的历史场景。明代嘉靖朝对欧阳修道德人格有争议。这主要是由“大礼仪”事件引发的。反对世宗尊生父为皇考的政治集团便借打击欧阳修以发表政见，因欧阳修在宋代英宗“濮议”事件中是支持君主的。所以他们把《醉翁亭记》解读为“沉湎嬉戏”“剥民之膏血以供耳目之娱”。［7］尽管见仁见智，颇有异议，但是，“与民同乐”的主题终是主流。究其原因，一般来说，对一篇作品主题的建构通常受作品、作家、读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醉翁亭记》“与民同乐”成为主导性意见，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从作品角度看，通常情况下，一篇作品的思想内蕴在作品诞生那一刻便随之产生，并时刻召唤着读者的理解和诠释。思想价值的客观存在是后世读者解读的前提。作品本身对于主题的解读又具有规定和限制性。《醉翁亭记》文本本身包含“与民同乐”的因子，是其主题形成作品方面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乐其乐也”一句。虽然“乐其乐”因“其”字的不确指使它的阐释具有了开放性。但“滁人或州民”终究是“其”字之一义，并最终在其它因素的影响下，成为了主导性释义，从而在接受中使“乐民之乐”“与民同乐”成为文章主旨。另外，读者对《醉翁亭记》主题的解读也受创作于同一年的《丰乐亭记》的影响。《丰乐亭记》中明确指出其主旨是“宣上恩德，与民共乐”。二篇文章作于同年，作者心态相同，文章基调相似，故后世读者在主题的解读上也受其影响。

（二）从作家角度看，当作品主题具有歧义时，作家思想倾向、道德操守等人格因素会对读者产生一定影响。在历史记忆中，欧阳修为政宽简、体恤民情的道德人格魅力无疑促进了读者对“与民同乐”主题思想的建构。《先公事迹》曰:“先公平生连典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故所至不见治迹，而民安其不扰。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扬二州皆有生祠。”［15］2640上说不免出于欧阳发对父亲的赞美，但其言行及在民间的影响应是客观的，所以被韩琦所撰《墓志铭》、及《宋史本传》等转录。庆历六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15］2454给好友的书信，没有任何伪饰，是其“不忽小官”心迹的自然吐露。欧阳修的为吏态度、治郡思想和治迹放在其一生道德、事业、文章的大背景中来看，既非大节，也不显赫，但正是这样的“不忽小官”的小节，也格外显示出其道德人格的魅力，让后人追慕不已，也乐于将其游观解读为与民同乐并勉励后之治郡者。如姚夔勉励友人曰“矧吉之山川不减乎滁，公懋之志有契乎欧，他日政通人和之后，必将有以寻欧公之乐而乐之矣。”［2］

另外，欧阳修的“吾所为文，必以道俱”的文道观及其道德、政事、学术、文章的整体历史贡献都会对读者心理产生积极的暗示作用，使得士大夫自然倾向于从积极角度来解读《醉翁亭记》主旨。明代杨时乔（1531－1609）《题醉翁亭记》便对“醉”与“与民同乐”的关系作了积极的诠释。他认为先贤有止酒律令，且宋太守列数百里土地，朝夕竭思殚政，日惟不足，何有暇时，何有暇念，矧敢于酒，又矧敢于醉？且“欧公守滁由龙图直学士改知制诰，外迁者也，惟是故假酒自适。考之宋制，词臣领郡虽外迁，而体格如故，恒旋召还。公以正言直节不顾忌，间而胸次坦朗，记称年最高，高则谙练日深，曾不知内外进止，系天不系人，安得若世之穷愁失志，遣情声酒而置民事于不理者”？还认为欧阳修是慕晋人之风，“观风设教，效功阡陌，求所繇臻于丰，为与民同乐，本实不亹亹惟醉之谈”，认为欧公“问学、节义、文章、政事，作宋名臣之冠，守滁命亭盖治善民安之后，岂真醉哉”？幸民乐岁之丰成，而喜与之游也。［16］

（三）从读者角度看，传统的思想、文化积淀深植于读者思想意识，也会影响他们对作品主题的解读。可以说，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发展与深化极大影响了读者对《醉翁亭记》主题的诠释。“与民同乐”源出《孟子》，被汉代赵歧称为“圣王之德”。［17］卷二它原本有二层含义:一是君主不能独乐。不恤民瘼而独乐其乐，会招致民怨，王道不成。二是如何“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即“以己之乐与天下同之，忧则以天下之忧与己共之”。［17］“与民同乐”的提出，鲜明地表达了“士”对于君主的道德要求。这一道德准则在理论上也被后世有道明君所认同，在实践上如宋代上元节烧灯，君主驾御端门，便是为显示与民同乐之意。逮至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政治主体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远迈前代，反映在“与民同乐”上，就显示出它不仅是对君主，而且逐渐成为士大夫自身的道德追求。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是这样的宣言中最为嘹亮者。于是，孟子时代，“士”对君主之殷殷劝谏，便一变而成为了士大夫自身自觉的道德追求。“先忧后乐”是“与民同乐”的同义表达。范仲淹震撼人心的道德宣言在当时和后世赢得了热烈的回应，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欧阳修《丰乐亭记》:“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宋代程珌《富春道院记》期待邦君莫独乐其乐，要与民同乐。明代吴节《余干同乐亭记》“君子为政，莫大于与民同乐。要必先与民同忧，民饥己饥，民寒己寒，民之疾疚，曰:‘予之辜。’民之灾情，曰:‘己之咎。’语曰:先忧后乐，其斯之谓与？”［18］卷三“与民同乐”是民本思想，它在宋代及宋之后的张扬，它的道德主体由君主发展到士大夫，是与宋代儒学复古思潮、明清程朱理学繁盛、《孟子》地位的提高相一致的，也和明清时期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中，比较重视地方守吏“亲民”作风有关④。总之，“与民同乐”道德主体发展变化，社会舆论要求为政一方的士大夫官吏也要与民同乐。所以后世士大夫把《醉翁亭记》解读为“与民同乐”的典范，以作为自励和励人的榜样，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欧阳修其人其作品在后世读者中的总体接受面貌，包括影响的范围、强度、深度，都会影响人们对其作品思想倾向的解读。纵观欧阳修的接受史，人们对其人及作品的评价总体上较高且较稳定。北宋中期至元祐是个高潮，后受王安石新学影响稍稍回落，南宋亦有较强的崇欧风气，如周必大、朱熹、叶适、陈亮等都积极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进行评论，对其文集进行刊刻。元代中期、明代中期台阁崇欧风气亦盛，代表人物是虞集和杨士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印和传播不仅掀起欧阳修接受的又一个高潮，而且使“六一风神”成了对欧阳修散文艺术特征的经典表述。明清以来《唐宋文醇》等众多选本的传播更是推动了欧阳修在后世的影响。所以说，后世的崇欧风气和欧阳修持续、较高而稳定的影响都促进士大夫从积极的角度来解读《醉翁亭记》的主旨。

三、社会影响：“太守与民同乐图”成为官吏为政一方的典范

后世读者对《醉翁亭记》“与民同乐”这一主题思想的提炼与阐释，使得这篇颇具文采情韵的如画美文兼具了道德的深度和思想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一价值，使得《醉翁亭记》不仅被视为一篇模范文章来影响后人，如被选入选本作为科举士子学习的典范。而且，“与民同乐”的主题中所蕴含的勤勉为政和游观之乐并行不废的行政模式，也成了官吏为政一方的典范，使这篇文章具有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游观与为政是一对矛盾，“世儒语吏治，以观游为敝政”，［19］卷一一柳宗元第一次把二者的关系加以分析。他说“游观”其弊在“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但由此以为游观为非政，“是大不然”。“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游观是君子之“游息之物”“高明之具”，可以使守吏“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20］卷二七。柳宗元“游观说”是理论层面的分析，而后人则把《醉翁亭记》“太守与民同乐图”看作这一理论的实践。明初朱同（1336－1385）《杜君游观图序》“是以邑之有游观者，实为政之一助也”，“醒心、丰乐、醉翁之亭，昔贤为政游观之胜。欧阳公当宋之隆平，是以惟宣上德化，与民同共乐”。［21］卷四明嘉靖中王三省《有政亭记》以欧苏为例认为善政实因游观而传后世，“古之君子虽尽心于公家，而游观之乐不废，欧阳子之于滁，苏子之于杭，高怀逸思，千载景仰，非惟不足以病二公，而二公善政之遗其地者，实因之以传后世”。［22］明后期杨时乔（1531－1609）看到，欧阳修山水游观之乐，实际上是以勤勉为政为前提的，他在《题醉翁亭记》中写道:“公问学、节义、文章、政事，作宋名臣之冠，守滁命亭盖治善民安之后”，又引周先生的话说:“公尝谪夷陵，索《史记》不得读，故谳辞，觉其非，乃尽心民事，可称良吏。守滁在夷陵后，政当如之。”［16］

在此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往往把欧阳修勤勉为政和游观之乐并行不废的行政模式作为典范来劝励后之守吏，尤其是将守滁州之人。如明代林文俊（1427－1536）《送郑君有章守滁州序》“予读欧阳公醉翁亭及丰乐亭记，爱其山水奇秀，有游观之乐，而又喜公之为守能与民同乐也……公之在滁，正当昭陵治平之时，四方无事，今四方郡国以灾告者相继至，而滁之旱、蝗尤甚。一二年来，民之愁苦、寒饿、失业者何可殚状”，“有章至州，宜先问民所苦，而煦濡之、噢咻之，务以甦民之困而纾上之忧为急。俟政成民安，州以无事，然后循欧阳公故事，日从宾客及州民游，以乐山水之胜，此范文正公所谓先忧后乐者也。有章能是，则其政无愧于公，他日去此而践华要，滁人之思之也将不犹昔之思公者乎？”［3］以上所引材料说明，在后世士大夫心目中，《醉翁亭记》中“太守与民共乐图”是为政一方的典范，寄寓了士大夫兼勤政爱民和游观之乐于一体的为政理想。

和《丰乐亭记》、《岳阳楼记》相比，为什么《醉翁亭记》独能成为官吏为政一方的典范呢？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表达了“士”对“王”要与民休戚与共的深切期待，《岳阳楼记》将个人之忧乐和天下苍生之忧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先”一“后”强调了士大夫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如同高悬在士大夫官吏头顶的一个神圣的道德准则。二者都是理想化的，难以实现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由于难以实现，它们才成了超越时空、让历代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甚至今天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为之不懈追求的理想。《醉翁亭记》与孟子及范仲淹的“与民同乐”思想一脉相承，思想境界虽不及二者，但它的独特意义在于赋予了这项神圣的道德准则以实践性。它是现实的、已然实现的，既能满足传统思想和现实社会的道德要求，又能满足士大夫自身生理、情感、物质上的需求。对于后世地方官吏来说，更容易、更愿意实践。因此也更容易成为地方官吏为政一方的榜样与示范，更容易于寄寓士大夫兼勤政爱民和游观之乐于一体的为官理想。这正是《醉翁亭记》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之所在。《醉翁亭记》的社会影响还体现在醉翁亭本身及醉翁亭的重修重建上。醉翁亭自北宋智仙建成后，屡废屡建。从宋至清有历史记载的重修就有9次。⑤醉翁亭的屡废屡建，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欧阳修的纪念与缅怀，醉翁亭还成为了欧阳修式为政理想的精神象征，用以劝励历代滁之守吏。如明末秦致恭《重修醉翁亭记》:“公之亭，如伯之甘棠，殆伯仲矣。邵先生所以命修之者，心公之心而醉其德，将以劝励守滁者于无穷也。凡官斯州，登斯亭，而读斯记者，一想象厥时之休光，而以今事悬较之，民果如其康乎？物果如其阜乎？而禽鸟乐意之相关，亦有所近似乎？噫嘻！谅远甚矣。志士不能不痛哭流涕长太息矣。必将曰:‘今之滁，昔之滁也，欧阳公何以能使之乐，而又有以乐其乐，乃今独大不然，谓非德政而之不若而人欤？’中心愧而作求，然后可以庶几欧阳氏，俾滁阳之生灵不失望焉。”［23］卷五可以说，《醉翁亭记》“与民同乐”思想是醉翁亭的精神与灵魂，不断重修醉翁亭是为了使亭子长久屹立在瑯琊山上，激励后之守吏对照先贤，反躬自省，做到“与民同乐”。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文章的社会影响。

另外，“同乐亭”、“同乐园”等建筑名称的广泛使用既凝聚着人们对《醉翁亭记》“与民同乐”思想的深刻记忆，寄托了人们对这一社会理想的向往，也体现了“与民同乐”思想的深远影响。随着《醉翁亭记》的广泛传播，宋之后各地建造有许多“同乐亭”“同乐园”。其命名有不少是取自《醉翁亭记》“与民同乐”之意。名“同乐亭”者，历北宋至清朝，各代皆有，且遍布大江南北:山东、山西、浙江、湖南、安徽、江西、贵州、广东，乃至高丽。⑥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北宋末年江西“同乐亭”，诗人谢薖有诗《登同乐亭饮泉》［24］卷二⑦。有的“同乐亭”有记文留世:如明代正统年间，江西上饶余干县县令邵崑有惠政，父老相率作亭，以嘉其德。吴节作《余干同乐亭记》［18］；明代弘治三年新正王诏在贵州建“同乐亭”，张诰作《同乐亭记》；［25］清乾隆二年山西建“晋祠同乐亭”，杨二酉作《同乐亭记》。

有关其命名取自《醉翁亭记》，《泰州志》记录最为明确:“‘同乐亭’，在州治西。陈垓建。临河为桥，杂莳花菊，亭槛四达，游人往来。取《醉翁亭记》中句为名云。”［26］卷一九此句应该指的是“醉能同其乐”一句。“同乐”取自《醉翁亭记》，而且作亭者又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了阐发。如张诰《同乐亭记》写道，乐者，“在情不在物也”“乐乎全贵之民，边靖时丰而寓之酒也……上既乐下之乐，下亦乐上之乐，上下一体，臣民一心，太公之道也，欲一省之治也何有哉？”［25］“同乐园”，南宋时才有，也是受《醉翁亭记》的影响。同乐园至少有三个，分别在燕京、汴京、南京。燕京同乐园，金时所建，后为清园明园中一景。这些都体现了《醉翁亭记》“与民同乐”思想的影响。“与民同乐”思想虽源于孟子，但经欧阳修《醉翁亭记》表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符合士大夫的道德追求与心理需求，也日益贴近民众的精神需求。它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中，于是体现在了为建筑命名这样的生活细节中。

总之，《醉翁亭记》这篇经典名文，不仅以其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以“与民同乐”的思想价值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具有了可贵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太守与民共乐图”成了官吏为政一方的典范，寄寓了士大夫兼勤政爱民和游观之乐于一体的为政理想。它对于今天我们在科学社会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 释］

①探讨较深入者如卓然《试论＜醉翁亭记＞主题思想的复杂因素》，《固原师专学报》1987（4）.

②他认为兢业业是尧舜气象，孔颜是平淡之乐，周子是先礼后乐，二程是敬则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无事。

③夏尚朴，师事明初理学大家崇仁学派创立者吴与弼门人娄谅，传主敬之学。《明史·夏尚朴列传》卷三百八十四曾引朱熹谈“寻乐”曰:“‘寻到苦涩处方是乐的好。消息来，未有不做工夫而能乐者’，此言殊不味”（《语录》；杨廉，受业于吴与弼门人胡九韶，得其端绪，为程朱之学，居敬穷理，至老弗懈（《明史·杨廉列传》卷二百五十五）。“乐”以“颜子仲尼之乐”为高，即便是行乐，也主张“行乐须当从静处寻”（《奉和家君偕乡大夫游梅山韵》）。因此，欧阳修山水诗酒的世俗物质之乐，自然不符合他们的观念。

④详见（明）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策问》（转引自王云五《明代政治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九月版）；（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亲民堂记》，四部丛刊景明隆庆本；（明）海瑞《备忘集》卷一《赠王朋江陞宁波府太守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⑤1、南宋建炎中醉翁亭废于兵火，绍兴二十年（1050）滁守魏安行重修醉翁亭，孙觌作《滁州重建醉翁亭记》；2、元代亭废于兵，元末（1289）滁州万户府達嚕噶齊托歡倡率重修醉翁亭。胡祗遹作《滁州重建醉翁亭记》（《紫山大全集》卷九）；3、明代洪熙元年（1424）至宣德元年（1425），滁守赵次进重建醉翁亭记。杨士奇作《滁州重建醉翁亭记》（《东里文集》卷二）；4、明代正统前后（1435－1449），滁州巡抚侍郞括希琏，巡按御史李奎重修。周叙作《滁州重修醉翁亭记》（《万历滁阳志》）；5、明代成化六年冬十一月（1469年），南京太仆卿旴江郑悠等重修醉翁亭。成化七年夏五月毕工。商辂作《重修醉翁亭记》；6、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4），滁守卢洪夏重修醉翁亭，叶向高作《重修醉翁丰乐亭记》（《万历滁阳志》）；7、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邵陛命滁州太守贾光大重修。秦致恭作《重修醉翁亭记》（《光绪滁州志》）；8、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薛时雨重修醉翁亭，并自撰《重修醉翁亭记》；9、光绪二十二年（1896）能祖诒重修醉翁亭，并自撰记。

⑥如《八闽通志》载福州罗源县“同乐亭”；《泰州志》载南宋嘉定陈垓建“同乐亭”；江西《饶州府志》有父老因知县邵崑有惠政而建“同乐亭”；《贵州图经新志》载明代弘治三年新正王诏取《醉翁亭记》文意在贵州建“同乐亭”，张诰作《同乐亭记》；浙江《淳安县志》载明代淳安县（今杭州）建有“同乐亭”；明代郑麟趾《高丽史》载高丽亦有“同乐亭”；乾隆二年山西晋祠建“同乐亭”，杨二酉作《同乐亭记》；《民国宣平县志》载清代光绪丁未年周益馂等在浙江金华宣平县募建“同乐亭”；《祁门县志》载，安徽黄山市祁门县有“同乐亭”；《衡山县志》载，湖南衡阳市衡山县次若海建“同乐亭”；《大埔县志》载广东梅州大埔县有“同乐亭”；湖南郴州宜章杨梅山有“同乐亭”；山东临朐县有“同乐亭”。

⑦黄丽群硕士论文《谢薖及其＜竹友集＞研究》论及谢薖一生隐于江西临川。由此推测，此“同乐亭”应在江西。

［1］ 孙 觌.鸿庆居士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姚 夔.姚文敏公遗稿［M］.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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