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的注经思想及其体系

钱荣贵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市)人，东汉后期经学大师。据史料所载，郑玄少为乡啬父，不乐为吏。于是入太学，从第五元先学《公羊春秋》、《九章算术》，从张恭祖学《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后在卢植的举荐下，西入函谷关，师从扶风经学大师马融。七年后辞归，马融喟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①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7页。郑玄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凡十余年。四十岁归于故里，教授生徒达“数百千人”。其间，遭党禁14年，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党锢事解后，郑玄虽受大将军何进、袁绍等礼遇，但一心向学，累拒征辟。

郑玄转益多师，淹贯古今，遍注群书。《后汉书·郑玄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②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12页。事实上，郑玄注释的古籍远不止这些。据清儒郑珍考证，郑玄著述约有60种。今人杨天宇考其著述，亦得54种，其中注书31种(经书15种，纬书10种，杂注6种)，著书23种。③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5页。唐文编《郑玄辞典》，仅引用的郑氏佚著就达68种。④唐文：《郑玄辞典·前言》，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而耿天勤主编《郑玄志》，录郑玄著述84种，其中“可定为郑玄著作者74种，伪托7种，存疑3种”⑤耿天勤《郑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7页。。各家考索结果虽不一致，但著述之丰毋庸置疑，惜多亡佚。完整保存至今者，惟《周礼注》12卷、《仪礼注》17卷、《礼记注》20卷、《毛诗笺》20卷和《戒子益恩书》(存于《后汉书》本传)。值得注意的是，郑玄不惟注经，亦注纬、注律。注经自不必说，注纬如上述《中候》，即为一部专言符命的纬书。郑玄注律情况，见于《晋书·刑法》。

郑玄注书，于训诂、校雠、考据等领域，均卓有建树。仅就校雠言，张舜徽曾总结出郑玄十二条成就，即“辨章六艺”、“注述旧典”、“条理礼书”、“叙次篇目”、“广罗异本”、“择善而从”、“博综众说”、“求同存异”、“考辨遗编”、“校正错简”、“补脱订伪”、“审音定字”。[注]张舜徽：《郑学丛著·郑氏校雠学发微》，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39-73页。来新夏将郑玄图书校雠法概括为六种，即“备致多本，择善而从”、“注明错简，指出误字”、“考辨遗漏，审证真伪”、“叙次篇目，重新写定”、“条理礼书，普加注说”、“辨章六艺，阐明体用”。[注]来新夏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页。郑玄的最大成就是注释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四库全书总目》有云:“元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经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页。史有“礼是郑学”之说。

一、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

郑玄一生致力于注述旧典，虽遭党禁，犹初衷不改，愈发精进。这种向一而终的品格和意志，来源于郑玄的人生价值观。郑玄《诫子益恩书》云：“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郑玄把阐述先圣之言的本原意义、整齐百家之语，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终结目标。郑玄毕其一生，大多从事“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注书工作。“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可以说是郑玄遍注群书的主导思想。与许慎不同，许慎是想通过编纂《说文》来捍卫古文经学的地位，郑玄虽也以古文为宗，但其思想具有开放性，他不是为了捍卫古文经学的地位，而是想通过遍注群书，通过阐发经书的本原意义，以达到消弭分歧、整齐百家的目的。

郑玄遭党禁期间，曾与何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这是有汉一代第四次激烈的今古文之争。何休乃今文经学大师，于《公羊春秋》用力尤勤，曾“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注]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8页。。何休自以为《公羊春秋》义不可攻，遂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以难二传”就是向《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发难。不料，郑玄随即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予以驳斥。结果郑玄大获全胜，不堪一击的何休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注]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7-1208页。这场论争初步结束了今古文经之争的局面，融合今古文经学的“郑学”渐为学界所宗。

二、博综众说，会通今古

郑玄注书，立足于古，博通于今，兼采今古文之长。皮锡瑞论之颇详：“注《易》用废氏古文；爻辰出废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融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页。郑玄的这种博综兼采、会通今古的注书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采今文、古文。《仪礼》有今古文之别。汉初鲁人高堂生所传《士礼》17篇为今文经(《仪礼》初名《士礼》)，《汉书·艺文志》所载《礼古经》56卷为古文经(多出《士礼》39篇，故称《逸礼》)。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经，有两种情形，一是“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如:“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郑注：“盥於洗西，由宾阶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于主人之赞者。古文盥皆作浣。”[注]《仪礼注疏》卷二《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2页。这里经文“盥”取自今文，“盥”之古文“浣”于注中叠出。再如“赞者奠纚、笄、栉于筵南端。”郑注：“赞者，宾之赞冠者也。奠，停也。古文栉为节。”[注]《仪礼注疏》卷二《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2页。这里经文中的“栉”仍为今文，注中复出古文“节”。又如：“宾盥，卒，壹揖，壹让，升。主人升，复初位。”郑注：“揖让皆壹者，降于初。古文壹皆作一。”[注]《仪礼注疏》卷二《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2页。经文中“壹”为今文，古文为“一”。二是“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郑玄所注《仪礼》，其经文大多取自古文。如“宾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宾受醴于户东，加柶，面枋，筵前北面。”郑注：“户东，室户东。今文枋为柄。”[注]《仪礼注疏》卷二《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2页。再如“加皮弁，如初仪。再醮，摄酒，其他皆如初。”郑注：“摄犹整也。整酒谓挠之。今文摄为聂。”[注]《仪礼注疏》卷三《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0页。又如：“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郑注：“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时，是也。格，至也。永，长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为嘏。凡醮者不祝。”[注]《仪礼注疏》卷三《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7页。从这里“今文枋为柄”、“今文摄为聂”、“今文格为嘏”可知，其经文取自古文，其相应经文，在郑注中叠出。像这种今古文经互见并存的情形，在郑注《仪礼》中俯拾即是。甚至可以说，一部郑注《仪礼》实际上就是今文《仪礼》和古文《仪礼》的集成。《礼记》亦有今古文之别。郑玄注《礼记》如同注《仪礼》，也是兼采今古文的。从今文，则于注中复出古文；从古文，则于注中复出今文。前者如：“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让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郑注：“阴阳，助天气养成万物之气也。‘三宾，象天三光’者，系于天也。古文《礼》‘僎’皆作‘遵’。”[注]《礼记正义》卷六十一《乡引酒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2页。后者如：“盥洗扬觯，所以致絜也。”郑注：“扬，举也，今《礼》皆作腾。”[注]《礼记正义》卷六十一《乡引酒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2页。郑玄《礼记注》注明是今文、古文的并不多见，更多的情况是间存异文，此乃郑玄注书，广备众本之故。

那么，郑玄从古或从今的依据是什么呢？唐贾公彦云：“《仪礼》之内，或从今，或从古，皆逐义强者从之。若二字俱合义者，则互换见之。”[注]《仪礼注疏》卷一《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46页。可见，“逐义强者从之”是郑玄取舍今古的标准。所谓“义强者”，当指较为贴近经义的注文。清阮元在《仪礼注疏》校勘记中曾指出郑注《仪礼》叠出今古的三种文例：一是“辞有详略则叠之”，二是“义有乖互则叠之”，三是“字有通借则叠之”。[注]《仪礼注疏》卷一《士冠礼》，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48页。贾公彦、阮元虽是就郑注《仪礼》而言的，其实均适用于郑玄注经的普遍情况，不惟《仪礼注》如此。

二是兼采故书、今书。《周礼》无今文、古文之别，却有故书、今书之分。郑玄注《周礼》以今书为本，亦往往叠出故书。如，“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 。郑注：“嫔，故书作宾。”[注]《周礼注疏》卷二《天官》，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8页。再如，“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 。郑注：“……傅别，故书作‘傅辨’。”[注]《周礼注疏》卷三《天官》，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4页。又如：“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财用，治其施舍，听其治讼。”郑注：“七事，谓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给役者。七事，故书为‘小事’。”[注]《周礼注疏》卷三《天官》，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4页。从中可以看出，郑玄注《周礼》也是博综兼采，古今俱收的。

三是不拘门户，时出己意。汉代经学不仅有古文、今文之分，也有师法、家法之别。郑玄淹贯今古文经学，通晓纬候术数，故能突破今古文之藩篱，冲破师法家法之壁垒，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比如《周礼》，在郑玄之前就有诸多注家。[注]郑玄《周礼注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见《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郑注《周礼》兼存郑司农(郑众)、杜子春、郑少赣(郑兴)三家注，并时出己意，增其成义。仅举一例，《周礼·天官冢宰下》云：“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郑注：“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数量之多少未闻。郑司农云：‘三贰，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庙，小祭五祀。齐酒不贰，为尊者质，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齐酒不贰，谓五齐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饮者，益也。’《弟子职》曰：‘周旋而贰，唯嗛之视。’玄谓：‘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贰、再贰、一贰者，谓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礼运》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饮诸臣，若今常满尊也。祭祀必用五齐者，至敬不尚味，而贵多品。”[注]《周礼注疏》卷三《天官冢宰》下，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9页。这条经注说的是祭祀所用“五齐三酒”的情况。郑玄首先实事求是地指出“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数量之多少未闻”，继而列出郑司农注、杜子春注，最后并出己意，对大祭、中祭、小祭所用服饰、酒数等进行注解，以补郑注、杜注之不足。这种注经方式，类似后世“集注”，不同的是郑注在并出他人注解时，融入了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郑玄还能突破师法。郑玄少时学的今文《韩诗》，后来注《诗》，用的却是作为古文的《毛诗》。郑玄师从古文经学大师马融，但在不少注解中，并没有囿于师说，盲从师说。

正是因为郑玄注经博综兼采，网罗众家，不拘门户，会通今古，才使得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之所从”的经学局面渐被打破。

三、举纲张目，凡说不解

章句之学出自子夏，本有助于经义传承，但至汉代，已堕入“繁琐寡要”泥潭。《汉书·艺文志》载：“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注]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3页。这说的是西汉末期的情况。五字经文，鄙儒注解竟达两三万字，读书人毕其一生，方解其中一艺。这种“破坏形体”的章句之学，自然是“学者之大患”。降至东汉，章句繁琐寡要之弊依然存在，学界认识趋同，并开始做一些“瘦身”工作。汉初，伏黯“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其子伏恭认为父黯“章句繁多”，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注]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1页。光武帝中元元年诏书有云：“《五经》章句烦多，议欲简省”。[注]范晔：《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9页。汝阳钟兴，从丁恭习《严氏春秋》，光武帝善之，“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注]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9页。。沛郡桓荣，从朱晋学《尚书》章句四十万字，深感“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入授显宗，删削成二十三万字，其子桓郁复作“删省，定为十二万言”[注]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七《桓荣丁鸿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56页。。大将张奂，少从朱宠习《欧阳尚书》，对“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的《牟氏章句》颇为不满，“减至九万言”[注]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38页。。

两汉章句，大体以两汉之际为分水岭，前汉由简至繁，后汉由繁至简。这种变化是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势力的消长相一致的。东汉今文经学的地位走弱，古文经学地位日隆。古文经学注经务求简省，郑玄尤其如此。郑玄在《诗谱序》阐明了他的注经思想：“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为达到这一目标，郑玄采用了“凡说不解”的方法。《诗谱序》云：“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众篇皆然。”经文明白晓畅、文义自解之处，郑玄不再像章句之徒那样逐字逐句加以注解，枉费笔墨，而是只对“不解之处”进行注释，这样就大大节省了经注的篇幅。故郑玄注经，往往“注”少“经”。如《仪礼·少牢馈食礼》，经2979字，注2787字；《有司彻》，经4790字，注3456字。《礼记》之《学记》、《乐记》二篇，经6495字，注5532字；《祭法》、《祭义》、《祭统》三篇，经7460字，注5523字，“皆注少于经”[注]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页。。故郑注具有“于力则鲜，于思则寡”的特征，易被读者接受，以至于郑注一出，学界独尊，其他注本不复行世。《后汉书·郑玄传》云：“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注]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13页。皮锡瑞论说尤详：“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9页。这里皮锡瑞没有谈到郑玄注释刑律的情况。事实上，郑玄注律同样如此，其《刑法》云：“汉承秦制，萧何定律，……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注]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刑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2-923页。魏明帝诏令天下，只用郑氏章句，可见郑玄注律是明显优于其他注家的，务求简省，恐怕也是一因。

四、疑以传疑，不知盖阙

郑玄注经继承了“多闻阙疑”的著述传统，疑以传疑，不知盖阙。郑注博采众长，会通古今，“多闻”情形已如上述，而“阙疑”之处，亦有明显表现。郑注中常有“未闻”、“未之闻”、“未可尽闻”、“未得尽闻”、“未闻孰正”、“未闻孰是”之语，这些都体现出郑玄注书“疑以传疑，不知盖阙”的思想。郑玄经注的“阙疑”情况，张舜徽在《郑氏经注释例》中归纳为22种，依次为：“不知其礼”、“不知其制”、“不知其义”、“不知其辞”、“不知其故”、“不知其人”、“不知其服”、“不知其物”、“不知其牲”、“不知其名”、“不知其用”、“不知其地”、“不知其远近”、“不知其长短”、“不知其广狭”、“不知其厚薄”、“不知其大小”、“不知其轻重”、“不知其疏密”、“不知其异同”、“不知其形象”、“不知其法式”、“记载异辞，未闻孰是”[注]张舜徽：《郑氏经注释例》，见《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42-147页。。这23例，实分两类，前22例是“阙”例，后1例是“疑”。

先看“阙”例。如《礼记·礼器》云：“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郑注“壶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闻也。”郑玄只知门内壶和君尊瓦甒的大小，而不知门外之缶的大小，故明言“缶大小未闻也”。《周礼·职方氏》云：“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郑注：“霍山在彘，杨纡所在未闻。”[注]《周礼注疏》卷三十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63页。这里郑玄注出霍山所在位置，但未能注出冀州之泽薮“杨纡”所在的地理位置。又如：《仪礼·乡饮酒礼》：“乐南陔、白华、华黍。”郑注：“南陔、白华、华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义未闻。”这里，只注出了《南陔》、《白华》、《华黍》均为《小雅》篇什，因已亡佚，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故郑玄实事求是地说“其义未闻”。

再看“疑”例。如《仪礼·既夕记》：“既正柩，宾出，遂、匠纳车于阶间。”郑注：“车，载柩车。《周礼》谓之蜃车，《杂记》谓之团，或作辁，或作抟，声读皆相附耳。未闻孰正。”[注]《仪礼注疏》卷四十一，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64页。《杂记》中的读法虽然相近，但毕竟不同，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郑玄不能作出判断，故直言“未闻孰正”。再如：《礼记·月令》：“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郑注：“皆记时候也。蝼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闻孰是。”[注]《礼记正义》卷十五《月令》，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65页。是“萯生”，还是“萯秀”，郑玄不得而知。此二例，都是郑玄直言“未闻孰正”、“未闻孰是”的例子。其实，郑注中还有不少虽未明言，实为“传疑”之例。这类释例，郑玄多用“似”、“盖”、“或”、“乎”等表示不确定意思的词语来表示。如《周礼·职方氏》：“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民二男三女。”郑注：“二男二女，数等似误也。盖当与兖州同，二男三女。”[注]《周礼注疏》卷三十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63页。再如《周礼·大司寇之职》：“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及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与？”[注]《周礼注疏》卷三十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0页。如此等等。

五、声近义通，因声求义

训诂方法有三：义训、形训和声训。声训之法，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汉末。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云：“流求、佴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仁者人也，谊者宜也，偏旁依声以起训。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展转积声以求通。此声训之大凡也。侵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恉。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墟，实亦儒门之奥键已。”[注]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王先谦这里所说的“郑”即指郑玄。郑玄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声训法，明确提出了就声求义、考据秘逸的训诂主张。其《周礼注序》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注]郑玄：《周礼注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郑玄之所以能提出“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的方法，源于郑玄对汉字孳乳过程和音义关联规律的深刻体认。他说：“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郑康成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郑玄经注中有大量的“读为”、“读曰”、“读如”、“读若”之语，均为郑玄“声训”所用的标准术语。“读为”、“读曰”与“读如”、“读若”的用法不同，“读为”、“读曰” 是以探求词源的方式来训释其义，即“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注]耿天勤：《郑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这种训释之例，在郑玄《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中有109例。[注]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0页。如《周礼·地官·均人》：“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郑注：“政读为征。地征谓地守、地职之税也。”[注]《周礼注疏》卷十四，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0页。政与征，音近可通。征为本字，政为通假字。征者，税也。这里是以本字来训释通假字。相同的例子《周礼》中还有《地官·遂人》：“以土均平政。”郑注：政读为征。土均掌均平其税”[注]《周礼注疏》卷十五，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40页。；《地官·土均》：“土均掌平土地之政。”郑注：“政读为征。所平之税，邦国都鄙也。”[注]《周礼注疏》卷十六，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46页。“读如”、“读若”之语用以为字注音，兼释其义。这些训释之例，在郑玄《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中有109例。[注]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7-558页。如《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主，以利得民。”郑注：“玄谓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谓以政教利之。”[注]《周礼注疏》卷二《天官》，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8页。盖汉世“利”字有数音数义，利民之“利”与财利之“利”音义不同。郑玄以“上思利民”之“利”读之，既正音，又释义。再如：《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郑注：“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注]《周礼注疏》卷二十四，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3页。盖汉世“得”既有“得到”之义，又通假“德”字，义为“感恩”。此时“得”字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王德狄(翟)人”[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夏狄伐郑，取栎，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翟与狄原为一姓，后有分化，北方读“狄”，南方读“翟”。之“德”义同。“王德狄人”之“德”，是“承恩”之义，“荷其恩者谓之德”[注]《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8页。。“陟之言得也”，是说“咸陟”之“陟”为“得”之义，后说“读如‘王德翟人’之德”，是把“陟”之义界定在“承恩”之上，既为“陟”字注音，又兼释其义。

在郑注中还有许多虽未使用“读为”、“读曰”、“读如”、“读若”之语，实亦为声训的例子。如，《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注]《礼记正义》卷二十四《礼器》，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1页。这里郑玄同样运用了声训法来训释“祊”。祊与旁，音近义通。“祊”这种祭祀方式之所以称为“祊”，就是因为是在庙门之旁进行的。

郑玄的注经思想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和体系特征。高居其上的是“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这是郑玄遍注群经的主导思想，也是郑玄的人生价值取向。郑玄一生不屑为官，专心向学，虽遭党锢，仍痴心不改，穷且弥坚，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在“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形势下，要达到这一至高目标，惟有“博综众说，会通今古”，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才智，是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为力避今文经学“繁琐寡要”之弊，郑玄确立了“举纲张目，凡说不解”的注经思想。如果还是如今文经学家那样，一经训释成百万言，就难以被学界广为接受，“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的注经宗旨也就得不到彰显。“疑以传疑，不知盖阙”思想也是由注经宗旨催生的，是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臆测过多，可信度就会削弱，就不可能实现注经宗旨。至于“声近义通，因声求义”思想，既来源于郑玄对汉字音义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郑玄找到的解决“同事相违”问题的重要方法论。“因声求义”使郑注更具创新品质。郑注一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宣告结束，郑学由此行于天下。直至今日，郑注仍然是我们理解经籍要义、研究先秦两汉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