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滹沱河的治理与开发(1911—1937)

侯林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民国时期滹沱河的治理与开发(1911—1937)

侯林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滹沱河是华北平原重要的河流之一，以善淤、善徙、善冲及泥沙多而著称，历史上人们视其为“决不可以人力治者”。民国时期，华北水利委员会与沿岸各地对滹沱河进行全面治理与开发，主要集中在水利测量、河道与堤防治理、农田水利开发等方面。运用西方科学治水理念，引进先进治水技术，政府与地方积极协调，减少滹沱河灾患的发生，增加引水灌溉面积，也推动了华北水利事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民国；滹沱河；治理；灌溉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下，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河流及河北平原的缔造者之一，是该地区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滹沱河流经山西省的代县、原平、忻县、定襄、五台、盂县，过东治镇流入河北省平山、获鹿、灵寿、正定、藁城、无极、晋县、深泽、安平、饶阳、武强，至献县与滏阳河汇合，全长587公里，总流域面积27 300平方公里。*赵士舜主编：《石家庄地区水利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滹沱河支流众多，主要有冶河、阳武河、云中河、牧马河、清水河、松阳河、周汉河等，其中以冶河为最大支流。

滹沱河以善淤、善徙、善冲及泥沙多而著称，历史上河流多次改道，尤其是中下游地区不断决溢改道，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光绪七年(1881年)迄今，滹沱河一直行现道而无大变。*同上书，第145页。目前，关于滹沱河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以前和建国后*戴建兵、王峰：《滹沱河史料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期；许杨帆：《明清以降滹沱河水利开发与水利纠纷——以山西省定襄县广济渠水案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8期；石超艺：《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6年博士论文；石超艺：《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段河道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第20卷；马月林：《滹沱河灌区灌溉面积下降原因及对策》，《山西水利》，2006年第8期；宋文周：《滹沱河中游深泽段的治理与开发》，《河北水利》，1994年第5期。，而对民国期间研究关注较少，缺乏相应的系统梳理与研究。本文拟通过梳理民国年间政府与民间对滹沱河一系列治理与开发，了解两者对地方水利事业不同认识与态度，以及水利工程的一些特点，为现代水利事业提供借鉴。

一、历史上以“不治为治”

明清时期，滹沱河一直以“水性骄悍，土疏善崩，壅决不常”而著称，朝廷与地方曾多次对滹沱河进行治理，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形与气候因素，滹沱河被视为“决不可以人力治者”。*(清)吴邦庆辑、许道龄校：《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161页。上游地区两岸山壁陡峭，坡陡水急，植被稀疏，水系发达，河流侵蚀土层能力较强，使滹沱河携带大量的泥沙流入河北平原。且所处的华北地区各季雨量分布又极不均匀，夏季雨量约占全年雨量75%，其余季节仅占25%，致使夏季雨水过度集中，河流水量骤涨，河道排泄不及，堤防决口泛滥，而春季却雨水过少，不足以供农业之需，又成亢旱之灾。*徐宗溥：《华北气象之概况》，华北水利委员会编印：《华北水利文选》，1933年，第357页。虽然沿岸人们均悉滹沱河的危害，期望彻底治理，但因种种条件阻碍了治理工作的进行。

滹沱河是条利害参半的河流，也减弱人们对河流治理的决心。滹沱河上游水势凶猛，挟带泥沙，出山以后，奔涌直入下游平原地区，经常泛滥成灾，淹没农田，冲毁村庄，给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沉重的灾难，成为一条“害河”。洪水给沿岸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挟带的泥沙在两岸平原地区淤积，也带来肥沃的土壤，人们可以在上面种植农作物。据沿岸府县地方志记载，在多处提到滹沱河危害时，也能够辩证地认识到“滹犹利害相参”， 沿岸人们一方面惧怕河水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也盼着洪水带来淤泥，为农田起到施肥的作用。如乾隆《衡水县志》载“徙则淤为沃壤，宜宿麦，率一苗可得数斛石，衡之西境多资为膏腴”。*《衡水县志》(卷十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4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605页。光绪年间束鹿县不仅认识到滹沱河泛滥、积涝、淤沙等三害，也看到洪水的益处，“然泛滥可灌溉，积涝可水利，淤沙可肥田。一害一利，相反相生，操之在人”。*李中桂等：《光绪束鹿县志》(卷10)，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27页。可见，农田遭受洪灾或者受益增产最终由人们如何利用河水决定，如果能够积极兴修水利工程，加强防洪措施，引用河水灌溉，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局面，提高粮食产量。但并不是沿岸每个地方都可获益的，即使在河北段各地情况也是不同的，“藁、晋、赵、宁、束、深、冀、衡、武等处，地势较高，每次水来不数日即落，被淹不久，大溜一过，土性愈肥，春收必倍，该处庶民佥指滹沱河为送麦河，反恨该河去久不至”，而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滹沱河水“一来而不去”*《民国冀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5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也成为人们的心头病。虽然河患给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但由于利害参半，人们在遭受灾害的同时也享受着洪水带来的益处，沿岸各地持着不同的治理的态度，相对巨额的治河费用，以“不治为治”却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二、滹沱河的治理与开发

1928年，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刚刚结束，国家政策由军事战争转为建设阶段，治理河道、兴修水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鉴于滹沱河对华北地区的危害，华北水利委员会与山西、河北省各级政府开始对滹沱河进行全面治理与开发，主要集中在水利测量、河道与堤防治理、农田水利开发等方面。

1.水利测量

水利测量是水利工程设计与施工的首要基础，滹沱河跨越山西、河北两省，地形复杂，河道下游地区水灾频仍，为疏浚滹沱河河道，制定科学的疏导计划，1931年10月，河北省建设厅派滑德铭等前往滹沱流域安平、深泽、饶阳等县境内勘查测量*《冀建厅派员勘查滹沱河》，《华北水利月刊》，1932年第5卷第9-10期合刊。。其次，华北水利委员会与河北省建设厅为制定科学详细的滹沱河水利灌溉计划，曾多次对滹沱河灌溉工程进行测量，比较重要的是1934年2月至6月华北水利委员会对滹沱河流域的平山、获鹿等县段河道进行测量，所测面积为366平方公里。*内政部华北水利委员会编印：《华北水利建设概况》，1934年，第4页。次年10月，为设计滹沱河南岸灌溉工程提供详细测量数据，华北水利委员会又派出由耿瑞芝率领的水利设计测量队，对山西省平定县与河北正定、平山、获鹿、井陉等县进行测量，共耗时5个多月，此次测量结果成绩斐然，绘制地形图22张，测量导线与水平183.31公里，建设洋灰永久测站10座，星象观测12次，水准基点168处，地形测绘417.3平方公里，河道横剖面222个。*耿瑞芝：《测量滹沱河南岸正定平山获鹿井陉及山西平定灌溉区域总报告(附表)》，《华北水利月刊》，1936年第9卷第11-12期合刊。本次测量有助于工程顺利实施，不仅节约工款，也减少了水患，保障沿岸村庄的安全。滹沱河河北段进行测量工作的同时，上游山西段也做了许多测量工作。1934年，山西省水利工程委员会计划在滹沱河沿岸新建水库，改善当地农田灌溉，“自河边以上至代县之山麓为止”*山西省水利工程委员会编印：《晋省桑乾滹沱漳沁四河测量报告》，1934年，第5页。，各渠道进行了测量，勘察新建水库的适宜地形，但能大容量蓄积冬水的水库库址未找到。

2.堤防修筑与河道疏浚

滹沱河流经的华北平原地区土质疏松，加之流域内天然植被较少，致使滹沱河“一石水沉泥五斗”*(明)王调鼎：《滹沱河水涨泛舟》，《畿辅通志》(第8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成为河北地区两大浊河之一。流入滹沱河的有名之水有256条，而山西境内仅有59条，剩余的197条河流均在河北境内所受*张毅：《方志中的滹沱河》，《沧桑》，2010年第3期。，故滹沱河进入河北平原后水势增大，而在山西境内水量较少，且两岸悬崖峭壁，不容易形成灾害，而一进入河北境后，水缓沙停，日积月累，河道壅塞，其势不得不徙。因河流易堵塞，水流不畅，每值雨季，滹沱河堤防常常发生溃决，河北段的河道疏浚与整修堤防成为重点。

1913年，滹沱河在安平县武毛营、牛具村一带决口，直隶省公署与河防局组织堵口修堤。1917年滹沱河发生罕见大水，政府由于财力受限，组织地方成立河道堤防管理机构。因北堤最容易决溢，堤坝以北的河间、饶阳、肃宁、献县、任丘、雄县、文安、大城等地组成八县堤工联合会，该会负责滹沱河北堤修筑与管理，在此后整修滹沱河堤岸工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17年滹沱河下游堤岸决口32处，河防局给饶阳、安平两县各拨大洋3 000元，八县堤工联合会会长郭寿轩等人组织堵口，至1918年才恢复原堤。为巩固堤防，1919年再次培修此段堤防。1918年，晋县组织水利会在沿河65村征收水利捐，修整堤防以防水患。1921年4月，由保定征集1 000民夫，沿滹沱河北岸筑堤，堤长21里，堤顶宽3—5米，高1．5—2．0米，耗资16 420元。1928年，8县出工6 000人修整北堤残堤，但汛期又在安平县白石碑以西决口130余丈，旧堤溃决255余丈，形成两水夹堤，华北赈灾会与上海济生会资助银洋8 000元，各县摊派5 000元，在中秋节前合拢。*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水利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共用大洋38 000余元。1929年五六月份，滹沱河北堤安平县武家营、油子、杨庄等处，发生两次人为扒堤决口事件，子牙河务局和八县堤工联合会通过国家补助与受益县自筹方式集资，共耗光洋28 881元，修筑残堤45处，险工险段造埽13处，口门5处。1930年，滹沱河在安平县北堤油子村西决口，饶阳、河间、肃宁、献县、任丘、雄县、文安、大城等县被淹没。由于政府不组织堵修，八县堤工委员会征集民工前往堵筑，但因安平县油子村村民的反抗，1931年9月才将决口堵上。*董忆锋主编：《衡水地区水利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36页。仅仅依靠河堤决口后组织人们堵筑是远远不够的，治理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河北省建设厅也曾计划彻底疏浚滹沱河，使沿岸各县免受水灾侵扰，1933年，拟对现行河道加以疏浚截直，全段工程长约37 350公尺，河宽16公尺，整修加固两岸堤防，计共需工款150 160元，连同其他杂项等费约16 000元*《冀建厅定期疏浚滹沱河》，《华北水利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合刊。。后因财政资金短缺，时局动荡，未能实施。

3.水利灌溉工程

我国是农业社会，水利乃是庄稼丰收的关键因素，自古以来，滹沱河沿岸百姓在遭受灾患的同时，依然积极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想尽各种办法利用滹沱河灌溉农田。清初雍正年间起，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缺额，朝廷曾在畿辅腹地大兴屯田。忻州引滹沱河水修建王府渠、新渠、金山渠，“经白村、高村、金山铺三村溉地二十七顷有奇”*乾隆《忻州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咸丰年间，平山县通过滹沱河及支流冶河水利营田达三百二十顷三十五亩三分四厘四毫。*咸丰《平山县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1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直至民国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求最大规模的引滹沱河水灌溉农田的方案，尤其遭遇大旱年景时，愿望更加迫切。1920年，直、鲁、豫、晋、秦5省发生旱灾，被称为“四十年来未有之奇荒”。滹沱河流域均受其灾，5月至9月滴雨未降，赤地千里，棉谷无收，乡民甚饥，为救济灾荒，人们决定利用滹沱河凿渠救灾。

冶河作为滹沱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处于迎风坡，该区域降水量大，支流绵河与陶河流域充足的降水量保证了冶河的水量，且河水清澈，人们纷纷在冶河与滹沱河沿岸修渠灌溉农田。民国年间，沿河建成大同、兴民、源泉、仁寿四处万亩灌区。

大同渠位于冶河西岸，始建于1920年，由王母村刘继先联合沿庄、王平等村大地户集资修建。渠首在井陉县洛阳村东南，引冶河水，流经刘家会、杨西冶、岗上、王平等村，到王母村止，受益26个村，有效灌溉面积2.4万亩。*河北平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山县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兴民渠位于冶河东岸，前身为兴盛渠，同样始建于1920年，由平山县烟堡村、东关村、高村、胜伏、义平等村联合兴建，历时3年竣工，共用工约9万人，花费3万银元，为梁忠一人垫资，灌溉平山城东一带共计22个村，120余顷。1950年，改称兴盛渠为兴民渠，由民生渠、兴盛渠、天成渠、永盛渠等多条渠道变迁合并而成。*王文学编著：《平山县科学技术志》，石家庄市：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河北平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山县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源泉渠分为南北干渠，北干渠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南干渠乃民国期间修建。渠首位于井陉县北防口村冶河东岸，到获鹿(今鹿泉市)山尹村终止，长60.3公里。1921年，由资本家黄新怀、李连溪等开始协商筹建，时称“曹公渠”。后由商家弓武亭及其他地方豪绅投资兴建，改名“公济渠”，仍未完工。1929年弓武亭召集藁城县李渭泉等再次投资续建，改名“源泉渠”，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整修，于1959年通水到山尹村。*河北省获鹿县地名办公室编印：《获鹿县地名资料汇编》，1984年版，第60页。

工程量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是滹沱河灌溉计划中的仁寿渠，灵正渠的前身。滹沱河流入河北省境内后，沿岸各地积极利用河水灌溉，但河流各段因自然环境等因素不同，利用水资源程度差异较大，平山县主要利用滹沱河支流冶河以资灌溉，地方殷实。而与其紧邻的灵寿县虽亦位于滹沱河岸边，由于河岸较高，无法引水灌溉，“赤地千里，辘轳声响，妇女于役，人等牛马，农夫蹙额大声呼井干水涸者，盈盈在耳，每遇荒旱，呼天不应，祈神无灵，苗槁禾枯，颗粒不收，闻之惨然，观之疚心”，*《滹沱河灌溉计划》，《河北月刊》，1933年第11期。两县仅一水之隔，而穷富悬殊。民国20年(1931年)冬，灵寿县政府拟以引进抽水机等设备引水灌田，县长任甫亭函呈华北水利委员会请求测量与规划，同时南岸获鹿县也有引滹沱河水灌溉的提议，经过华北水利委员会勘测后决定工程改选在平山县黄壁庄附近，为节省工费，取得最大收益，决定将灌溉范围推广，不仅仅局限于灵寿县，遂改名为滹沱河灌溉工程计划。随后成立滹沱河工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财政厅厅长、实业厅厅长及华北水利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四人组成*《河北省滹沱河灌溉工程委员会组织章程》，《华北水利月刊》，1934年第7卷第9-10期合刊。，负责该项工程重大决定，从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可以看出河北省政府对该项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因灵寿、获鹿等县地瘠民穷，无法筹集工款，由河北省农田水利工赈基金拨款314 000元，先行修建第一期工程。*《滹沱河灌溉工程计划》，《华北水利月刊》，1933年第6卷第7-8期合刊。

1933年开始施工，该工程主要包括修建拦水堰、泄水闸与引水闸、引水渠等，在平山县黄壁庄筑堰引水，计划灌溉正定、灵寿、获鹿、行唐、新乐等县耕地38万亩，1935年6月15日滹沱河仁寿渠工程进行放水典礼，该项工程共用款60多万元，均由农田水利会垫拨，将来由用水地户平均摊还，投资额分8年偿还。遗憾的是沿岸百姓仅受益一年有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乱不息，渠道随之停办。1945年，晋察冀边区冀西四专区专员崔民生，组织灵寿、正定两县，恢复扩建仁寿渠，改名为灵正渠。

山西段利用滹沱河灌溉的农田水利工程主要有广济渠，位于山西省定襄县滹沱河北岸。1912年，忻代宁公团团长续西峰为了解决两岸村庄农田用水及争水纠纷问题，创建了“广宁水利有限公司”，次年开工，渠道仍沿用滹水渠和赵公广济渠故道，1920年竣工，灌田4.5万亩，后扩大到6.8万亩。3县27村农户受益，亩产由过去40公斤提高到200公斤。*马月林：《滹沱河灌区水利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广济公司设立一系列管理机制，在宏道镇设立管理总局，于家庄设立分局，河口设办事处，各渠段均有监水员一名。临时巡渠共3-5人，各收益村设渠长1人，负责本村的渠道管理。一套严密规章制度的制定，对沿岸各地抢水霸水，偷砍堤防树木、拖欠水费等进行严厉处罚，保证了渠道的正常运转。实行有偿用水，征费办法由各村渠长等共同议定与包干征收，水费可以缴纳钱币或以物抵钱，不能拖欠，否则来年不予放水。*刘彦、马月林：《水利建设与管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滹沱河河北段仁寿渠与山西段广济渠都是实行有偿供水，体现了水的商品价值，代表农田水利方式开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政府管理机构或私有公司负责水渠的建设和管理，出售水资源给沿线农民，通过征收水费的方式，双方都获得所需利益，也维持了水渠的生存与发展。这些农田水利工程提高了滹沱河水资源的利用率，变害为利，分流了滹沱河河水容量，降低了洪水发生的可能性，也改善了周边地区灌溉条件。

三、民国时期滹沱河治理与开发的特点

1.先进的治水理念与技术的引进

民国时期，主管华北水利事业的华北水利委员领导层多具备留学国外的学习背景，他们积极运用科学的治水理念与方法，重视工程前期的测量和规划工作，以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性与安全性。华北水利委员会制定滹沱河灌溉计划前，多次派出测量队进行河道、地形与气候等全方位的测量，拟订《灵寿县灌溉计划概要》，再次测量后发现原定引水河段河流发生变化，作最精密之计算，比较工程投入收益比，修正原计划为《滹沱河灌溉计划》，减少抽水机引水灌溉的比例，增强自流渠灌溉面积，以期望农田获得最大利益。按投资年息一分计，“原计划每亩须费利息三角(实则需四角三分)，运行费七角一分，两共一元另。本计划所费为年息二角九分余，运行费三角，两共五角九分余”。*《滹沱河灌溉工程计划》，《华北水利月刊》，1933年第6卷第7-8期合刊。引进先进的测量仪器和灌溉设备，滹沱河灌溉计划中设计人员为准确掌握河床土质，保证拦水堰工程的实施，1934年3月，使用钻探机钻探10孔，*内政部华北水利委员会编印：《华北水利建设概况》，1934年版，第8页。以此验证水堰地质是否与假定地质条件相符。仁寿渠灌溉工程引进机械抽水灌溉，开启滹沱河械力引水的历史。这些先进理念与技术保证了滹沱河水利工程的质量，推动了华北水利事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政府与民间管理相结合

民国时期，滹沱河河道基本稳定，但水灾依然不断，河水利用不足，政府虽了解治理与开发滹沱河的必要性，责成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各地方水利机构组织实施一系列滹沱河水文测量与水利工程规划等工作。由于受社会环境、资金、人才与技术等条件的限制，政府关注度与投入仍显不足。沿岸各县人民为避免水患，改善灌溉条件，提高农作物产量，当地豪绅与百姓积极参与堤防修护与引水灌溉工程。八县堤工委员会的成立最具代表性，它是“为办理民业各堤修守事务，即补助各河河务局进行河务工作”*《河北省各河民业各堤堤工会组织通则》，《河北建设公报》，1930年第4期。而组织成立的，基本全权负责滹沱河下游河段堤防维护工作，堤工会任务繁多，涉及各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防汛抢险、筹备经费、征集物料、堤防树木载种等。由于各县堤工委员会的积极努力，方能及时堵塞决口，整修加固堤防，减少水患的发生。此外，水是农业的命脉，在地下水利用不足的情况下，引地表水灌溉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唯一办法，沿岸各县大地户与商人积极兴建水利灌溉设施，除滹沱河仁寿渠为政府全资修建外，山西的广济渠与河北的大同、兴民、源泉等水渠均为民间投资管理。民间力量介入地方水利事业，弥补了滹沱河堤防维护与水资源利用中的不足，增强了沿岸人民的凝聚力，保证了沿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了粮食产量。

综上所述，滹沱河虽然是条“害河”，但由于政府与民间治水力量相互协调，运用西方科学的治水理念，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从河道测量、疏浚、堤防整修、水利灌溉多方面对滹沱河进行全面的治理与开发，河道迁徙趋于稳定，水患灾害减少，沿岸地区农作物丰稔连年，这些都与民国时期的治理是分不开的，至今一些治水理念仍值得我们借鉴。

The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Hutuo River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1937)

HOU L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i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The Hutuo River which was famous for the deposition, movement and alluviatio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ivers in North China Plain. It was called a river that could not be controlled by people in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orth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Committe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conducted overall management and exploitation mainly concentrating in terms of water measurement, management of watercourse and embank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The government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applied the western scientific concept of water control and introduced the high technology which aimed to reduce the disaster of flood and enlarge irrigation area, which promo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Hutuo River; control; irrigation

2013-01-19

侯林(1983-)，男，河南博爱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环境史研究。

K928.6

A

1008-469X(2013)02-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