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美：回族传统中阿拉伯和波斯语文学原典的流传
——以阿拉伯文《母噶麻忒》和波斯文《古丽斯坦》为例

周传斌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民族学研究院，兰州730020）

·文学与文化研究·

异域之美：回族传统中阿拉伯和波斯语文学原典的流传
——以阿拉伯文《母噶麻忒》和波斯文《古丽斯坦》为例

周传斌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民族学研究院，兰州730020）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唐宋以来渐次来华的穆斯林移民为载体，同时有大量阿拉伯和波斯语的文本被带入中国，并长期在回族社会中流传。明代以降，外来的穆斯林后裔已形成中国化的回回民族。但在回族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教育当中，仍继续使用阿拉伯和波斯语的文本。这其中除宗教经典和仪式用书以外，也还有不少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学经典，或作为学习阿拉伯和波斯语文的教材，或作为传讲宗教教义的辅助用书。阿拉伯文《母噶麻忒》和波斯文《古丽斯坦》两书的流传，既反映了伊斯兰文学对中国回族宗教文学的影响，也表明了回族伊斯兰教经师们具有很高的阿拉伯与波斯语文的造诣。

《母噶麻忒》；《古丽斯坦》；文学原典；伊斯兰教；中国

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的方式各不相同。佛教是通过西域和印度高僧入华传教、中国僧人出国求法的方式进入中国，并通过译经运动逐渐实现了中国化，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教在历史上多次入华传教，多走上层路线（如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但均告湮灭；只有在近代以后凭借特殊的历史与政治背景才获得了成功，但却一直存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伊斯兰教是以唐宋以来渐次来华定居的穆斯林移民为载体的，初期为一种移民宗教，后来随着移民群体的中国化，伊斯兰教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宗教。这样，伊斯兰教一方面较好地保持了其原貌，另一方面也较难突破民族界限而为其他的民族所接受。中国伊斯兰教①中国伊斯兰教可以按照民族的界限划分为内地与新疆两个系统。内地系统包括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四个民族；新疆系统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等六个民族。本文主要涉及的是以回族为代表的内地系统的伊斯兰教。据2010年人口普查，回族总人口为1058．61万，是仅次于壮族的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这种独特性，在其宗教语言和文本的使用上有比较突出的反映。

一、回族伊斯兰教的语言与文字

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当中，有10个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语言和地域来看，这10个民族可以划分为内地与新疆两大系统。回族是内地系统穆斯林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通用汉语文且有宗教文学典籍传世的民族。从族源来看，回族是由操不同语言的外来移民入华后与当地居民通婚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回回先民入华始于7世纪中叶，在长安、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形成了被称为“蕃坊”的早期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教作为移民宗教而存在。从唐到元，“蕃坊”内的回回先民基本上仍使用各自的母语，没有强烈的翻译原典的需求。

明初推行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和禁止“本类自相嫁娶”的汉化政策，遂使得回回人开始通用汉语文，进而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一个民族——回族。但与中国化相伴随的却是面临宗教传统失落的危机。有鉴于此，陕西渭城人胡登洲于明万历年间开创了有系统的回族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教的传承人。从那以后，经堂教育选取的教材以及使用的语文一直都是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因此，回族伊斯兰教的传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阿拉伯和波斯文原典的流传，较少翻译与汉文创作。

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回族伊斯兰教当中一直综合使用着三种语言、四种文字。这三种语言是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阿拉伯语是回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当中使用的基本语文，所有传习伊斯兰教经典的学生，都要从基本的阿拉伯语字母和语法学起，进而掌握对原典的阅读与理解能力。波斯语也一直是回族当中传习的一种宗教语言。据学者研究，回族的先民当中有相当部分的母语是波斯语；在元明清三代，波斯语还是中国国际交往中最主要的书面语［1］。另一方面，自明朝推行汉化政策后，汉语已经成为回族日常生活的第一语言。所以，在经堂授课之时，老师实际上主要是用汉语讲解的，这样，一种夹杂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并在很大程度上受阿拉伯语语法影响的汉语讲课用语就产生了，这就是回族中所谓的“经堂语”［2］。

由于三种语言的交互使用和相互影响，不少地区回族的日常汉语当中也夹杂着为数不少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而用于书写的文字系统，除了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以外，又多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拼音文字，俗称“小经”（也写作“小儿锦”、“消经”等），即经堂教育中用阿拉伯和波斯语字母拼写汉语的一种拼音文字。在这四种文字当中，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主要用于传习宗教原典，小经文字主要用于记录老师授课过程中使用的“经堂语”，而汉文用于译著伊斯兰教文献则相对出现的较晚。

为了在中国传承伊斯兰教，阿拉伯和波斯语文的教学是回族经堂教育的首要任务。传统的经堂教育当中，首先学习阿拉伯语语法和修辞学，然后学习教法学、教义学、《古兰经》及注释、圣训等；然后要学习波斯文，称为“过法尔西”，①“过法尔西”是一个典型的回族式词汇，“过”是汉语，表示“通过、掌握”，而“法尔西”为波斯语“farsi”音译，意思就是“波斯语”。所谓“过法尔西”，就是学习波斯语的意思。进一步学习波斯文的经注学、哲学、苏非认主学和文学课程。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教材，逐渐形成了定制，称为“赛拜嘎经”或“十三本经”［3］。为了提高阿拉伯文与波斯文的阅读水平，拓展经学传习者们的视野，一些本非宗教经典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作品也被广泛传抄，其中就包括本文所介绍的《母噶麻忒》与《古丽斯坦》两种。

二、阿拉伯文《母噶麻忒》及其在中国的流传

目前可知，《母噶麻忒》一书在回族伊斯兰教中首次出现，是在经堂教育奠基人胡登洲时期。胡登洲（1522—1597），尊称为“胡太师”，“世籍渭滨，幼肄儒业，长随同乡高师祖习受本教之学”，“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远近负笈来学者，师祖悉为供给，乐为教育”［4］，开创了回族社会有系统的经堂教育之先河。据成稿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经堂教育最重要文献《经学系传谱》记述胡登洲经商行至西安以东的新丰一带，遇见一位远从阿拉伯而来的缠头老人，就主动向其请教，缠头老人一一作答。记述中还特别提到一本书的名字，即缠头老人随身携带的一册《母噶麻忒》（阿拉伯文，转写为al－Maqāmāt）。

据《经学系传谱》记载，《母噶麻忒》为“兹土未覩之经也”，胡登洲“玩不释手，愿以金购，叟晒之曰：‘汝师我乎！当传此赠之。’”［5］26当他最终得以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其经义均乃西域诗文中，如千狐所萃之裘者也，故义理难悉，惟通大概”［5］27。到胡登洲四传弟子马真吾的时候，他亦“向习《母噶麻忒》，经中多意外昧语，乃品位进级之经也，计章五十，每章约三页，每页三十八行，并讲义字句约七八万言。先生熟读，每章一日即能背记，共五十日，终身不忘。”［5］51到马真吾的再传弟子、著名经学大师舍蕴善的时候，他虽然聪慧异常，颇有悟性，当学业大成之际，“惟《母噶麻忒》并《勒默阿忒》二经，尚有疑隘”，幸而他购得注解此二经的《哈勒里米纳哥补》（即《母噶麻忒》注解）并《克世乃里者补》（即《勒默阿忒》注解），才“对视二经，则易如破竹，故精而益精矣”［5］88。以上记载表明，在明清回族经堂教育中，《母噶麻忒》是非常受到重视的一部书，而且也被视为是阅读难度很大的一部书。这种认识与该书在阿拉伯文学当中的地位是相称的。

《母噶麻忒》系阿拉伯语音译，“al－Maqāmāt”是阿拉伯语复数名词，其单数形式是“maqām”，意思是“地方、场所”，也有“地位、品级”或“社会、界”等含义。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以此为名的书籍不止一部，但根据《经学系传谱》中的描述来看，这部书应为11世纪哈里里（Abu Muhammad al－Qasim ibn Ali al－Hariri，1054—1122）①哈里里其人以“巴士拉的哈里里”之名著称，他出生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巴士拉，是11世纪的一位阿拉伯诗人和语言学大师，并在塞尔柱土耳其人的政权当中任职。他所撰写的《母噶麻忒》，乃是阿拉伯文韵文体“萨吉阿”（，转写为saj＇）的一次极致展演；而“萨吉阿”这种文体经常出现于宗教文学当中，在一些世俗文学作品如《一千零一夜》中也有使用。的同名著作，该书包含有50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计章五十”），每一个故事对应于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一座城市，这也就是书名的来历（“母噶麻忒”一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50个地点）。故事通过一位名叫哈里特（al－Harith）的商人之口，讲述了一个诙谐的草莽人物艾布·宰德（Abu Zayd）的传奇经历和连珠妙语。该书最引人注目之处，乃在于对阿拉伯语之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通过艾布·宰德之口，阿拉伯语的双关语甚至三关语，一些七八世纪贝都因方言字词以及精心设计的语法结构等都得以展示。正是因为这一语言学和修辞学的魅力，使得该书自诞生起就迅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本畅销书，一再被传抄、刊印，得以保存至今的版本就有上百种之多。其中，一本绘制有99幅插图的13世纪的版本成为传世珍品，为研究阿拔斯王朝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史料［6］。同时，该书也成为重要的阿拉伯文学、词源学和修辞学的文献，甚至被用作教材。这些传世的版本大都出自说阿拉伯语的核心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这是因为，读懂这本书需要极其高超的阿拉伯语能力和对语境、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由于该书的巨大魅力，在13世纪还出现了希伯来文的译本和仿写本，并对西班牙流浪骑士文学产生了影响。而《经学系传谱》的记载首次证明，该书不但至迟在16世纪后半叶已经传入中国，而且还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师们非常青睐的一部阿拉伯文原典。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胡登洲初见此书时会爱不释手。一个传习阿拉伯语的中国学者，在出版与信息极为不畅的时代，蓦然见到如此妙语纷呈的精彩文章，当然会心痒难忍，一读为快了。而鉴于中国穆斯林所处的地理和文化背景，胡登洲发现那些以“西域诗文”表达的句子“义理难悉”也在当然之中，即使“惟通大概”，亦属难能可贵了。从《经学系传谱》可知，一方面，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师们自此传承此书，是作为测验阿拉伯语水平的一种标志。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代代经师对该书孜孜不倦的钻研，如马真吾将之背记下来，而舍蕴善将之作为最后攻克的难题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也把该书视为阐释伊斯兰教义理、寓教于乐的一种重要的教学与学习参考书。《经学系传谱》称之为“品位进级之经”，认为“经中多意外昧语”，就是说不仅将之理解为有趣的故事书，而是认为这些语言和故事的背后还藏有深意。这种解读方式，正是符合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当中盛行的苏非神秘主义精神的。而故事背后的隐义，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那么，《母噶麻忒》一书在今天的中国还有流传吗？经过笔者的调查，在西北回族地区的阿訇和清真寺当中，该书不同时期的手抄本仍在流传。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主持的《中国伊斯兰文献汇编》项目自2011年12月启动以来，在已经搜集到的各种文献当中，就有阿拉伯文《母噶麻忒》的数种版本。而由于《母噶麻忒》本身所固有的阿拉伯语言学和修辞学品质，它也是很难被翻译表达的，所以该书仍是以阿拉伯文原文的形式流传，并没有汉文译本出现。

三、波斯文《古丽斯坦》及其汉文译本

除阿拉伯文外，波斯文被公认为是另一种重要的伊斯兰语文。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许多学术大师出自波斯，而伊斯兰化的“大波斯文化区”包括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印巴、中亚地区。由于地域的原因，元代来华的大多数穆斯林是来自大波斯文化区域，属于操波斯语的人群或受波斯化伊斯兰教影响的人群。至今，在回族的日常用语中，还保留至数百个的波斯语词汇。这些都说明波斯语文在回族伊斯兰教中的长期使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与文化渊源的。在回族传统经堂教育使用的系列教材“十三本经”当中，约有半数都是波斯文的经典，其中包括波斯语语法、圣训、哲学、苏非行知和文学等不同种类的典籍，《古丽斯坦》即为其中之一。

据《经学系传谱》的记载，胡登洲的再传弟子冯伯菴在今宁夏境内的同心城任教时，“门人以《古勒塞托尼》（即古丽斯坦）求指授，亦乃未传之经也。先生如前阅以旬日，虽亦授之，而有蒙蔽者数处，无所释也。及蕴华先生出，其理方贯彻焉”。［5］34这段记载表明，明中后期的回族经堂教育当中，的确是阿拉伯与波斯语文并授的，否则冯伯菴不可能直接阅读波斯文的书籍。而他初读该书，即能讲授，虽然尚有蒙蔽之处，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经堂教育的波斯文水平还是很高的。

到了胡登洲五传弟子常志美（约1621—1670年）时，回族经堂教育中的波斯文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经学系传谱》记载，常志美因感于中国波斯文教材的缺乏，遂自著“内蕴法而西文风之《米纳哈迟》并法而西所注字义之《赫华亦》。此二经蕴借包涵，义理该备，固非人工笔墨之所能及者”［5］58。后来，两书合称为《赫华亦·米纳哈迟》，为回族经堂教育中最重要的波斯文教科书。《经学系传谱》还有一段记载，说明常志美的波斯语口语也非常好。据说当时有一位名为极料理的外国伊斯兰教学者来华游历，行抵山东济宁，“因法尔西语人多不谙”，难以交流，而常志美与之相见，则能够“对坐交谈法尔西语”［5］59。所以对《古丽斯坦》一书的解读，“及蕴华先生出，其理方贯彻焉”（蕴华即常志美之字），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著名经学大师舍蕴善在常志美门下求学时，亦曾专门学习波斯文的《呵退蒲》（圣训）和《古勒塞托尼》（即古丽斯坦）二书［5］86。

据《古丽斯坦》的记载，萨迪本人曾于1210年后不久造访中国新疆喀什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并见到了自己的诗文被当地人传诵。①《古丽斯坦》第五章第18个故事题为“萨迪的喀什噶尔之旅”，他写到自己在花剌子模国王与和田议和（1210年）后得以造访喀什噶尔大清真寺，在寺中见一童子读书，与之交谈中知道萨迪的波斯文诗歌在这里也很流行。参见萨迪著、张鸿年译的《蔷薇园》，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144－145页。据说，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亦曾在其游记中记载，杭州的穆斯林也在传唱萨迪的诗歌。②经笔者查证《伊本·白图泰游记》汉文译本，其中记载当伊本·白图泰拜见杭州的地方总长官郭尔塔时，得到优厚招待；而长官公子嗜爱波斯音乐，“歌手们演唱一首波斯诗，公子命他们重复多遍”。参见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553页。［7］译序21这样看来，冯伯菴在宁夏的同心城见到《古丽斯坦》的抄本，就很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除《经学系传谱》有关《古丽斯坦》之流传的记载外，民国时期河南著名阿訇庞士谦则明确将之列为中国“回文大学”14种课本中的波斯文课本之一［8］。民国时期著名阿訇王静斋将之译为汉文，1947年由北平清真书报社刊印，该书的“译者自序”说，《古丽斯坦》“传入中土殆已六百余年矣”，这当是从伊本·白图泰的记载来推算的；而在“卷后语”中，则列举了当时尚精通《古丽斯坦》一书的阿訇，包括：西北的嘎巴老人家和尤努斯阿訇，宁夏的虎嵩山、王世龙、马五蛮子阿訇，华北的刘成爷、海全老、李希真、谢晋卿、刘世明等阿訇；而且指出，当时河北省和东北的阿訇们，“十、九教授《古洛司汤》”［9］。

该书的波斯文抄本至今仍在回族阿訇和清真寺中广为流传，而且，自民国以降，也出现了至少四种的汉译版本。最早的汉译版本，是1947年王静斋阿訇从波斯文所译之《真境花园》。1958年，又有水建馥译自英文的版本《蔷薇园》。200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万宝阿訇译《真境花园》全译本。同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波斯经典文库”当中也收入了张鸿年所译之《蔷薇园》。据说，在回族民间也还有其他汉文译本流传。而在上述4个版本当中，有3个直接译自波斯文，其中两位译者都是回族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阿訇。

值得指出的是，两位阿訇译者都将书名译为《真境花园》，而非直译为《蔷薇园》，这表明他们在欣赏萨迪美妙的诗文的同时，更加注重阐发其宗教内涵。王静斋在其“译者自序”中指出，现实中的花园虽然“皆足恰心养性”，然“好景不常，秋风一至，景物全非”［9］；而作者萨迪想要呈现的乃是一座永恒的精神花园，“园中蔷薇的花瓣不会因秋风乍起而凋残。时序的轮换也不会使它春的明媚变为秋的凄凉”［7］10。因此，《古丽斯坦》并非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部宗教训诫；只关注到花园之美、文字之妙，尚不足以领会作者的苦心孤诣。就此而言，民间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阿訇们对文义的把握，似乎还稍胜于学院派学者们的理解。

结 语

如前所述，在回族伊斯兰教传统当中，阿拉伯与波斯文的宗教经典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要阅读宗教原典，必须先培养起较高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水平。这样，回族经堂教育就必然要从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和字词开始，由学习语言逐渐过渡到研读经典。而本文介绍的阿拉伯文《母噶麻忒》和波斯文《古丽斯坦》都是文学名著，并非宗教经典；其之所以能在回族经堂教育中长期流传，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两部文学名著基本上可以代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的最高表现力，集文字、韵律、修辞、语法之美于一身，堪称不二佳作；

第二，两部文学名著的文字和故事背后，贯穿着伊斯兰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彰显的乃是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

而回族伊斯兰教经师们对这两部文学名著的选择和传习，也有力地表明：一方面，回族伊斯兰教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回族经师对伊斯兰文学传统的把握和选择相当准确；另一方面，中国回族经堂教育的水平的确很高，他们所具有的阿拉伯和波斯文水准，足以阅读最艰深的原文著述。

［1］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

［2］丁士仁．“经堂语”的基本特征和关键语气［J］．西北民族研究，2008，（1）：48－53．

［3］周传斌，等．薪火相传的回族教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75．

［4］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G］／／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513．

［5］（清）赵灿．经学系传谱（整理排印本）［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6］Al－Hariri．Maqamat Al－Hariri［M］．Illustrated by Yahya ibn Mahmud al－Wasiti，deluxe facsimile edition with？introduction by Oleg Grabar．Published by Touchart，London，2003．

［7］萨迪．蔷薇园［M］．张鸿年，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8］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G］／／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373．

［9］萨地原．真境花园［M］．王静斋，译．北京：北平清真书报社，民国三十六年（1947）．

The Beauty of the Other：A Study of the Spread of Arabic and Persia Literatures among the Hui People of China—Taking the Arabic al－Maqāmāt and Farsi Gulistan as Cases

ZHOU Chuan-bin
（School of Ethnology，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20，China）

Islam came into Chinawith waves ofMuslim immigrants as carriers from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akingmany Arabic and Farsi literatures with them and keeping these books constantly among the Hui communities．During the Ming dynasty，the descendants of foreign Muslims were localized as Hui peoples of China．But in their religious ritual and education，they still kept using the Arabic and Farsi texts，which included not only religious classics and ritual texts，but also many Arabic and Persia literary books taken for teachingmaterials or reference books．The spread of the Arabic books al－Maqāmāt and Farsi Gulistan strongly shows that how Islamic literature influenced the Chinese Hui religious literature and that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scholars of China have had a distinguished ability of reading the Arabic and Persia literatures．

al－Maqāmāt；Gulistan；original literary texts；Islam；China

I299；I29

A

1009－1971（2013）03－0082－05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3－02－03

周传斌（1972—），男（回族），山东平邑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博士，从事回族与伊斯兰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