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志讲“百年地博”风云

本刊记者 岳尚华

中国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左）、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贾跃明（右）

2016年，中国地质博物馆将迎来百岁生日。7月19日，以“弘扬中华文化 传播科学精神”为主题的“百年地博讲坛”系列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国家古生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贾跃明主持了首讲并致辞。

首次讲座由中国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家胡承志主讲。96岁高龄的胡承志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老研究员，从博物馆建馆伊始就在馆里工作。他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第一代复制品的制作者，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见证人。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工作中，他发现过胡氏“贵州龙”、“山东龙”，在古生物学方面有独到建树。

围绕“品味历史，开创未来”的主题，胡老先生打开回忆之门。中国地质学历史的风云变幻，我国古生物学和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沿革，中国近代科学发端、发展及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在听众面前缓缓铺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地质学开始了艰难的成长历程。1929年，地质调查所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并聘请了瑞典人安特生作顾问。安特生与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制定了东亚科学考察计划，以采集和研究亚洲的人类化石为主。在这个计划中，安特生采集的有关于考古的人的骨头标本，都拿来给步达生做研究。由于资金不足，这个计划没有能按照原定的设想进行，但是他们的工作却由中国人裴文中坚持了下来。

周口店山角，裴文中在此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1929年，裴文中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这表明“不但在中国亚洲东部终于发现了猿人，而且最重要的是给沼洼猿人恢复名誉”。

1931年，年仅14岁的胡承志到新生代研究室做童工。他先是给加拿大人步达生做杂务，借书、送信、领东西。由于他聪明勤快，受到大家的喜爱，不久被确定为练习生，开始辅助实验和整理科技资料、物品。1934年，步达生心脏病猝发病逝在办公室。之后，德国人魏敦瑞接替了他的工作，胡承志被安排参与科研并制作古生物模型。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鉴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已经暴露，科学家们担心珍贵化石的安危，加强了防护措施——包裹装箱。

据胡承志老先生讲，先后共包装过两次：第一次是事变之前，将“北京人”头盖骨等珍贵化石包装两箱，以便紧急时迅速转移；1937年8月，日本人已经进城，那时协和医学院还能正常运转，为了继续研究工作，又把箱子打开，取出化石存放在保险柜中。

第二次包裹装箱是在1941年。为确保“北京人”头盖骨的安全，裴文中和胡承志一边同美国办理转移手续，一边将包装好的三个头盖骨寄出。胡承志回忆说，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三个多月，有一天他收到通知，让他把装箱的头盖骨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办公室。送去以后他才知道，头盖骨在协和医学院保险柜里待了一夜，第二天又送走了。头盖骨原本应由北京市公使馆接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撤退的时候带走，所以这个东西就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等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年，日本天皇下命令给日本华北驻屯军帮着找北京人头盖骨，这时，才发现保险柜里都空了。北京人头盖骨至此下落不明。

讲到这里，这位饱经沧桑和视标本为生命的老人神情十分凝重，寄语在座的年轻科研人员，现在学习和科研条件好了，一定要好好珍惜，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

近3个小时的演讲，饱含着胡老先生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与眷恋，也寄托了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殷殷期盼，听来令人动容。

中国地质博物馆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最早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1916年正式在北京开馆，抗战期间曾先后搬迁到南京、重庆并在两地也建了馆；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回迁北京，现在的馆址是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兴建，1958年落成的，是北京西四地区的制高点和地标性建筑。地质博物馆九十七年薪火相传，一直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近、现代地质矿产和国土资源事业发展鲜活的见证。在中国地学、考古学乃至人类学等中国现代科学方面做出了独有的贡献。从这里走出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科学翘楚，取得了仰韶文化、北京人头盖骨等一系列蜚声中外的研究成果。

据了解，“百年地博”讲坛是中国地质博物馆为迎接百年华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传播国土资源知识，展示国土资源部门新形象，打造国土资源文化大平台，而特地举办的系列活动。此次讲座内容紧扣社会热点，与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精神有机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与提升能力水平和推进工作有机结合，为人们提供一场丰富的精神盛宴。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