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北史》研究综述

梁丽红

近三十年来《北史》研究综述

梁丽红

《北史》中保存了大量北朝时期的史料，是北朝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颇受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北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将《北史》研究推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主要从评论、校勘与整理三个方面加以归纳综述。现阶段《北史》研究仍然存在未能解决的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北史》 研究综述

《北史》是记载北朝历史的一部巨著，包括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政权从公元386年到618年共233年的历史，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作者李延寿继承其父遗志，在魏、齐、周、隋四书的基础上删改而成，同时也参考了当时所见的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史料。其书成于唐高宗时期，一经问世就得到朝廷的批准流传，并由高宗亲自作序，至宋朝时被认定为十七史之一，清乾隆年间则被钦定为二十四史之一，可见其传世后的巨大影响力。《北史》成书至今已经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各个时代的学者从未间断过对它的研究，尤其是近30年来，从不同方面对《北史》进行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本文拟从评论、校勘、整理选编与今译三个方面对《北史》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以予研究者之便。

一、评论

《北史》成书后，历代学者对其评价不一，或褒扬，或批评，大多是从总体上考察。而现代学者则改变视角，更深入地对《北史》中所透露出的问题进行评论和探讨。

（一）专著

1.简单介绍类。此类以史学史专著和文化辞书为主。《北史》作为史学名著之一，在史学史专著中基本都有专章介绍，此类书大多会介绍《北史》的成书经过、编纂方法、历史价值、优缺点等问题，如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吕涛等编的《史籍浅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瞿林东的《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树民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等。文化辞书中一般有专条对《北史》进行简单介绍和评论，字数不多，创新性不大，如丁守和主编的《中华文化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道静主编的《简明古籍辞典》（齐鲁书社，1989年）等。

2.专门评述类。此类以介绍二十五史的专著为主。《北史》作为二十五史之一，在此类专著中约占二十五分之一的比重，相较前一类来说，此类专著对《北史》的介绍会更加详细和深入。如穆德全的《二十四史讲座》（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瞿林东的《〈南史〉和〈北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瞿林东的《二十五史随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锦贵的《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学勤的《经史说略》（燕山出版社，2002年）等著作较为详细地介绍和评价《北史》的修撰过程、体例、优缺点及内容特征等。

（二）论文

1.关于《北史》统一观的讨论。《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卢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记载毛主席曾“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赞同此说法的学者不在少数，如瞿林东的《〈南史〉、〈北史〉散议》[1]一文介绍了李延寿著述南北史的思想渊源，并着重提出了他倾向统一的思想，同时也指出南北史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如自相矛盾、曲笔、画蛇添足等。穆德全《唐初河北史学家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及其〈南史〉和〈北史〉的修撰》[2]一文首先介绍了李氏两代人修史的过程及南北史的体例，并对南北史和八书分别进行了比较，高度评价了李延寿的南北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文中也指出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张华腾《延寿修史诚堪赞》[3]一文高度评价了李延寿修南北史，认为他顺应了大一统的趋势。高国抗《一部倾向统一的正史——唐李延寿的〈南史〉〈北史〉》[4]一文介绍了李延寿著史的渊源和过程、编纂南北史的方法和优点；批驳了前人对李延寿的错误批评，最后，指出南北史的缺点在于削删过多、好语鬼神、不懂官制。陈冬冬、郑振捷《〈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观及其得失》[5]一文认为《南史》《北史》有“倾向统一的历史观”，值得肯定，继而指出李延寿修史之失，如不严谨等。不赞同此观点者也并非没有，如谢保成《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6]一文认为“倾向统一”是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的观点，与李延寿关系不大，是后人强加在李延寿身上的，且在《北史》中体现不出来。作者认为李延寿的经历和他编史的社会现实决定“统一”不是时代的中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调整。

2.关于《北史》削删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以高敏先生居多，如高敏《〈南北史掇琐〉序》[7]一文首先肯定了南北史的削删之功，又提出南北史至少还有四方面的功劳：创造了研究门阀士族政治的良好条件；提供了南北政权对峙的时间对照表；增补八书史料；为考察南北朝各史中若干词语提供依据。高敏《李延寿与南北史》[8]一文整体上肯定了李延寿删减增补的功劳，但也指出《北史》删削有很多不当之处，可归结为三种类型：不当删而删、因删致误、因删致疑。高敏《论李延寿南北史的规律性删削失当》[9]一文指出李延寿的南北史有很多删减不当的地方且呈规律性，如不当删而删、因删致疑、因删致误，并一一举例说明。高敏《从〈北史〉关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制度的记载看〈北史〉的简略失当》[10]一文通过对所列四朝制度的记载进行比较，来论述《北史》的删减失当。

3.关于《北史》正统观的讨论。对于此问题讨论者不多，仅见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统史观》[11]一文，他指出南北史是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主要通过以下手法体现出来：宋、齐、梁、陈、东魏、北齐的《帝纪》必记北魏、北周、隋的年号；北魏、北周皇帝死，《南史》书崩，北齐、宋、齐、梁、陈帝崩，《北史》书殂；北魏、北周、隋对南朝等发动战争称征伐，反之则称侵略。

4.关于李延寿修史宗旨的讨论。修史宗旨方面仅见一位学者有过专文讨论，金家诗《〈南史〉〈北史〉价值研究：对李延寿修史宗旨之分析》[12]一文通过对南北史正统观、佛教观、少数民族观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南北史有其时代价值，他提倡儒学，反对玄学。金家诗《陇右儒学与李延寿史学》[13]一文认为李延寿之所以在八书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还花费16年的时间修史，除了因为八书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史实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八书儒、道、释杂糅不能容忍，故撰写南北史，用儒学思想贯穿其中，成一家之言。

5.对《北史》其他问题的讨论。宗拾《魏晋南北朝史籍简介》[14]一文介绍了《北史》的作者、编纂过程、资料来源及优缺点。张志哲《南北朝正史简论》[15]一文对《北史》相关问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讨论。王海晨《二十六史的学术价值及其弊端》[16]一文介绍了《北史》的学术价值，并指出其存在的弊端。黄晓斧《二十四史现存版本述略》[17]一文介绍了《北史》现存版本的状况。李丽发表了《〈魏书〉〈北史〉卷一衔接系统对比研究》[18]等一系列文章，探讨《北史》的衔接手段问题。邓武蓉《试论〈南史〉与〈北史〉的史传文学成就》[19]一文提出《北史》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主要体现在简洁扼要的叙事风格、直书其事的叙事态度、怪异奇雅的小说色彩三个方面。穆晓恩《〈南史〉〈北史〉通史体例考》[20]一文经过一一论证，得出《北史》为通史体例的结论。

二、校勘

《北史》成书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由于战乱、当权者的擅改、抄书者的笔误、版刻的失误等诸多原因，很多地方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它的原貌，故历代学者的校勘工作也如影相随，成果丰硕。近30年来，主要有以下的成就：

（一）专著

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许福谦的《南北朝八书二史疑年录》（北京出版社，2003年）、高敏的《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吕思勉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通过详细考证，指出《北史》记载中的部分讹误。

（二）论文

1.地名。王子今《中华本〈北史〉地名点校疑议一则》[21]一文指出《北史·尒朱荣传》中的一段记载：“建义初，北海王元颢南奔梁，梁立为魏主，资以兵将。时邢杲以三齐应颢。朝廷以颢孤弱，永安二年春，诏元天穆先平齐地，然后征颢。颢乘虚径进，荥阳、武牢并不守，车驾出居河北。”其中的“荥阳”是“荥阳”之误，在今河南荥阳。王子今《中华本〈北史〉〈金史〉地名点校疑议》[22]一文中认为《北史·皮景和传》中“阳平人郑子饶”的“阳平”当为“平阳”。

2.人物。黄云鹤《读〈北史·魏本纪〉札记》[23]一文指出了《北史·魏本纪》中几处人名的失误。

3.时间。牛继清《〈北史〉系时讹误拾遗》[24]指出《北史》中时间记载上的几处错误。

4.标点。王义康《〈北史〉标点勘误》[25]指出《北史·皮豹子传》中“征西大将军、开府”标点误，应为“征西大将军，开府”；《北史·封敕文传》“出为使持节，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三州刺史”标点误，应为“出为使持节、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三州刺史”；《北史·杨播传附弟津传》“乃加津安北将军，北道大都督”标点误，当为“乃加津安北将军、北道大都督”。

5.史实。曹永年《拓跋力微卒后“诸部叛离，国内纷扰”考》[26]一文利用《晋书》中的八条史料来考证当时拓跋部“诸国叛离，国内纷扰”的社会现实。贾二强《〈北史〉勘误一则》[27]指出《北史·王褒传》“梁元帝嗣位，褒有旧，召拜吏部尚书、右仆射，仍迁左丞，兼参掌”有误，当为“梁元帝嗣位，褒有旧，召拜吏部尚书、右仆射，仍迁左，兼参掌制诰”，“丞”是衍文，又脱“制诰”二字。洪沉《〈北史〉纠误一则》[28]指出《北史》中关于吴明徹大败尉破胡并非在吕梁南。王丽珍、李建栋《〈北史〉纠误一则》[29]及李建栋《〈北史〉纠误一则》[30]均指出《北史·陈元康传》记载元康做高欢军书以讨伐山胡刘蠡升是错误的，事实上元康为高欢的军书时讨伐的是山胡，并非刘蠡升。

6.综合与其他。吴振清《〈北史·崔浩传〉校读札记》[31]一文对《北史·崔浩传》进行校勘，指出其中的误字、脱字及标点错误。黄云鹤《〈魏书·本纪〉、〈北史·魏本纪〉校记》[32]一文将《魏书·本纪》和《北史·魏本纪》进行互校，指出了其中的抵牾之处，并进行了价值判断。武秀成《〈北史·杨素传〉勘误一得》[33]指出《北史·杨素传》中的“墙竿”是“拍竿”之误。俞艳庭《〈魏书〉及〈北史〉之〈江式传〉点校举疑》[34]指出《北史》《魏书》之《江式传》中的四处标点和字形失校之处。高华平《〈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附显宗传〉所引〈庄子〉文字考辨》[35]指出《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引用的一段《庄子》原文，并未见于今本《庄子》，经考订它出自已遗失的《庄子·惠失篇》。朱利民《“武成”谥号考订》[36]通过考证两合墓志，认为《北史》将阿史那氏的谥号记为“武成”是错误的，当为“武德”。李丽《〈魏书〉〈北史〉对读札记》[37]一文，通过对《魏书》《北史》的比勘，指出了《北史》中的几处讹字。另外，石泉《关于校勘〈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的三点建议》[38]对校勘《北史》等古籍提出一些建议，侧重于校勘方法的指导。

三、整理、选编和今译

《北史》作为二十五史之一，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但是竖排、无标点、文言文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今天的普通读者根本无法完全读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让更多的人读懂《北史》是时势之需，故《北史》的整理、选编和今译应运而生。

（一）整理类

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史》是全国权威专家首次标点整理《北史》所产生的成果，堪称《北史》整理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为学者们广泛使用。《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二十五史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二十六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华全二十六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等对《北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使其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和可读性。

（二）选编类

齐良《〈北史〉故事选》（学苑出版社，1998年）、《二十四史精华图文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张素《二十五史精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二十五史故事全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二十四史传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选择《北史》中的经典故事、篇目进行介绍，让更多人可以轻松地了解《北史》中部分精彩内容。

（三）今译类

刁忠明的《〈北史〉选译》（巴蜀书社，1991年）、《白话二十五史精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文白对照二十四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白话二十四史精华》（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谢圣明《白话二十四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二十四史精注精译本》（线装书局，2006年）等著作将《北史》部分或者全部翻译成白话文，更方便今人阅读，有利于《北史》内容的普及和传播。

四、几点思考

第四，《北史》是否体现了统一观，各家各执一词。多数学者认为其体现了统一观，并总结出其体现统一观的方法。但也有部分学者否定这种看法，认为这是李大师的思想，与李延寿关系不大。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动其向更深发展。

第五，《北史》的版本值得研究。版本是古籍整理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治学必须靠正确的本子，才能从中得到正确的信息，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文献传世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和散佚，不同版本的典籍就会在具体内容上有出入。《北史》成书于唐初，至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多次刊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加强对其版本的研究，也能更好地推动《北史》校勘的发展。

最后，《北史》的校勘应当继续系统化和全面化。继中华书局整理《北史》之后又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校勘成果，但比较分散，都散落在各类杂志和专著中，今人在阅读《北史》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使它们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应当将其系统化，才能使其对恢复历史真实起到应有的作用。

综观近30年来《北史》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出，其研究已较为全面，内容涉及评论、校勘、整理、改编、今译等多个方面，成果丰富。但关于《北史》的研究有很多方面还未达成共识，有些方面缺乏系统深入地研究，需要史学工作者继续努力。

首先，《北史》的作者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值得探讨。二十五史的作者中，唯有李延寿的生卒年不详，学者们涉及此问题时只能用约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其次，李延寿改用纪传体编撰《北史》的原因还未达成共识。根据《北史·序传》记载，当时李大师主张用编年体编写《北史》，李延寿为何自作主张改为纪传体的问题，也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为了更好的记载历史，总结经验；也有人认为是为了突出高门的地位；还有人认为是由于纪传体的独尊地位。

再次，李延寿为高门做家传是否值得肯定。这个问题讨论者众多，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也有一分为二看待的，莫衷一是，有继续深入的空间。

[1]瞿林东.《南史》、《北史》散议[J].史学月刊,1981, (1).

[2]穆德全.唐初河北史学家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及其《南史》和《北史》的修撰[J].河北大学学报,1986,(4).

[3]张华腾.延寿修史诚堪赞[J].殷都学刊,1989,(1).

[4]高国抗.一部倾向统一的正史——唐李延寿的《南史》《北史》[J].暨南学报,1989,(1).

[5]陈冬冬,郑振捷.《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观及其得失[J].社科纵横,2006,(5).

[6]谢保成.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J].北京大学学报,1990,(2).

[7]高敏.《南北史掇琐》序[J].史学史研究,1999,(1).

[8]高敏.李延寿与南北史[J].学习与探索,2000,(2).

[9]高敏.论李延寿南北史的规律性删削失当[J].史学史研究,2002,(2).

[10]高敏.从《北史》关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制度的记载看《北史》的简略失当[J].北朝研究,(8).

[11]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统史观[J].史学史研究, 1990,(4).

[12]金家诗.《南史》《北史》价值研究：对李延寿修史宗旨之分析[J].青岛师专学报,1993,(4).

[13]金家诗.陇右儒学与李延寿史学[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2).

[14]宗拾.魏晋南北朝史籍简介[J].史学集刊,1983, (2).

[15]张志哲.南北朝正史简论[J].历史教学问题, 1986,(3).

[16]王海晨.二十六史的学术价值及其弊端[J].辽宁大学学报,1990,(1).

[17]黄晓斧.二十四史现存版本述略[J].中华文化论坛,2002,(2).

[18]李丽.《魏书》《北史》卷一衔接系统对比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2008,(4).

[19]邓武蓉.试论《南史》与《北史》的史传文学成就[J].船山学刊,2009,(4).

[20]穆晓恩.《南史》《北史》通史体例考[J].青年文学家,2009,(9).

[21]王子今.中华本《北史》地名点校疑议一则[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1).

[22]王子今.中华本《北史》《金史》地名点校疑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

[23]黄云鹤.读《北史·魏本纪》札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1).

[24]牛继清.《北史》系时讹误拾遗[J].中国史研究, 2002,(2).

[25]王义康.《北史》标点勘误[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3).

[26]曹永年.拓跋力微卒后“诸部叛离，国内纷扰”考[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8,(2).

[27]贾二强.《北史》勘误一则[J].陕西师大学报, 1990,(1).

[28]洪沉.《北史》纠误一则[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1993,(1).

[29]王丽珍,李建栋.《北史》纠误一则[J].长沙大学学报,2007,(4).

[30]李建栋.《北史》纠误一则[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4).

[31]吴振清.《北史·崔浩传》校读札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1).

[32]黄云鹤.《魏书·本纪》《北史·魏本纪》校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4).

[33]武秀成.《北史·杨素传》勘误一得[J].中国史研究,1998,(1).

[34]俞艳庭.《魏书》及《北史》之《江式传》点校举疑[J].北京大学学报,1999,(2).

[35]高华平.《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附显宗传》所引《庄子》文字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6).

[36]朱利民.“武成”谥号考订[J].唐都学刊,2000,(2).

[37]李丽.《魏书》《北史》对读札记[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1).

[38]石泉.关于校勘《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的三点建议[J].书品,2006,(5).

梁丽红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讲师二十四史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责编 樊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