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应润庙元代《梁公祈雨灵应记》碑考述

平遥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属古陶地，帝尧初封于此。秦置县平陶，属太原郡。北魏因避太武帝拓跋焘名讳，改平陶县为平遥县，后一直沿用此名。宋金元时期隶属汾州。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汾州升为府，属汾州府。清时未变。应润庙位于平遥境内的超山，在县城东南约40公里。碑载：

“《图经》云：超山在县东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余山。《城冢记》云：平陶东南有过山是也，唐天宝六年改名超山也。山之谷越谷也，谷行十余里，中有佛舍百福寺也，寺东有古神祠应润庙也。”[1]

《梁公祈雨灵应记》碑，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由教谕张翼撰记，曾存立于应润庙内。碑文回顾记述了曾任平遥县令的梁公天翔赴应润庙祈雨灵应并两次重修的事迹，并对梁公及其家族作了简要介绍，特别是记载了元代雩祭习俗和祀神演剧活动的相关信息。遗憾的是，虽载邑志，却寂寂无闻。笔者不揣浅陋，尝试钩沉文字，以还原一段史实。

一、应润庙及碑刻存毁载录

应润庙始建年代及所祀主神，已无可考证。其因祷雨灵应而闻名，北宋宣和元年（1119）即有“耆老相传，岁遇旱，祷于兹，未尝不应”的记载。更因当年平遥邑令余彦和祷雨灵应，请于朝，“乃赐以‘应润’名庙”而声名益著。受此敕封，应润庙也被称之为应润侯庙或应润侯祠[2]。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记：

“应润侯庙，在超山。宋宣和元年敕封，有碑。神及灵威，祷雨立应。又一庙在南门外，一庙在西坡村，一庙在东泉村。”[3]雍正十二年（1734）《山西通志》也记载了相似的信息，并提到了本碑的撰记人平遥县教谕张翼。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沿用康熙县志说，并另记：“应润侯祠乾隆三十五年邑宰德公重修[4]。直到光绪辛丑年（1901）胡聘之编撰《山右石刻丛编》仍收录庙内部分碑刻，可见此时应润庙尚存。考其现状，仅留有一段残垣断壁的遗址。有人在原址上用砖石垒砌了一孔简陋的窑洞，既无神像也无名称，只有极其简单的拜祭痕迹。

《梁公祈雨灵应记》碑最早存立于应润庙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明确记载：“元梁公祷雨碑，在超山。训导张翼撰，伶思贤书。碑甚大，字扁古，有别致。思贤，江右名儒。”[5]同时载录相关碑文9篇，即北宋宣和元年周炜撰《超山神祝文》、余彦和撰《敕赐应润庙记》、宣和二年（1120）张标撰《周太守超山祝文跋》；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郭明济撰《大金重建超山应润庙记》；元至元二十六年张翼撰《梁公祈雨灵应记》、至元二十九年（1292）杨天泽撰《梁公祈雨灵应记跋》、伶思贤撰《应润祠碑跋》，大德六年（1302）武亮撰《应润庙祈雨灵应记》、大德六年温仁甫撰《元遗山先生超山题名跋》等。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录其中除《超山神祝文》外的8篇。清胡聘之考其实，撰《山右石刻丛编》，收录《超山神祝文》《敕赐应润庙记》《周太守超山祝文跋》《大金重建超山应润庙记》《应润庙祈雨灵应记》《元遗山先生超山题名跋》《尚书省牒汾州平遥县应润庙》6篇碑文。由此推断，此时应润庙内仅存碑刻6通。《梁公祈雨灵应记》碑失存于何时，不可确知。现原址仅有北宋《敕赐超山应润庙牒》碑存放于废弃的车库内，且已断为三截。元大德六年《应润庙祈雨灵应记》碑的残余部分被随意弃置于大门内侧的高坡上。

《梁公祈雨灵应记》撰记者张翼，元时任平遥县教谕，生平无考。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记为训导，应为笔误。手书者伶思贤，志载：

“元伶思贤，豫章人，为夔路学正，尝寓居于兹。高文名语，见于碑碣，《安乐会祠》其一也。超山庙又有小跋，纯如上人，为余录得之。”[6]刊石者平遥邑令杨天泽，生平无考。杨天泽至超山应润庙观旧碑刻，有父老言梁公祈雨灵应事而惜无纪之。杨公记之于心，并访问当年组织修葺者安文美、相里德二人，俱告张君撰文一事。于是杨君命工刻石，以为永久。并撰写《梁公祈雨灵应记跋》[7]，记述将张文刊石之经过，并表明其目的：“于以表应润神之灵，于以彰侍御公之美，而又以励来者于无穷焉。”同时，伶思贤撰《应润祠碑跋》[8]，记述侍御梁公以祈雨灵应，将应润旧祠拆而新之，并记其首倡者、助资者之名姓，彰其功德以示将来。

《梁公祈雨灵应记》非即时记录，撰写于至元二十六年，梁公在云南行御史台授朝列大夫、侍御史任上。从1262年祈雨灵应而重新庙宇，到1285年再次增广重新庙宇，再到1289年撰文，直到1292年刊石，并由邑令和名士分别写跋，历时三十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意义已超出一庙一祷之意，诚如碑中所言：“由是观之，则事神治人之道，可谓备至矣。”该碑实是梁公德政影响之见证，也是元代地方治理与雩祭文化观念之反映。

二、梁公及梁氏家族

碑记梁公祈雨灵应之事，并对梁公及其家族概要述之。曰：

“今侍御史、行云南诸路御史台事梁朝列，其父自天朝革命，攻城略地，为国虎臣，绩纪太常，勋藏盟府，逮至伯叔兄弟，佩金符者凡六人，其子孙列职郡县者，袂相属也。乡民受赐三十年，其惠政遗爱，英声茂实，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易概举。”[9]

梁公，即梁天翔（1238-1293），字飞卿，梁瑛季子，世为汾州平遥县人。志载梁公生而卓异，未冠能树立，读书通大义，弧矢之艺，妙绝一时，尤邃国言，家素武弁，独以文阶起。正是他的天资聪颖，文武兼修，使他在地方治理方面能有更多的功业政绩。

1256年，梁公年仅十八，即任平遥县令。常礼召邑老，问于民事。本碑所记祈雨灵应事正是中统壬戌（1262）之春初，梁公于此任上，夏秋大旱，祷以县界灵祠无果，而率众于应润庙祷雨灵应一事。公自责不德，祷于超山，一祷而雨，是岁大稔。直到三十年以后，乡民仍不忘其功德，乃勒石以颂，即《梁公祈雨灵应记》碑。

中统五年（1264）[10]，制授同知怀孟路奥鲁总管府事。至元九年（1272），授从仕郎，为介休尹邑。建学劝农，持事公平，深受民众好评。

至元十三年（1276），授承直郎、同知郢州。惩治盗贼，问苦恤贫，兴学修桥，课民力穑，深得御史台赏识。因而授佥岭南广西道按察司事，后又迁海北广东道提刑，改奉议大夫，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碑中提到，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广东道路提刑按察副使秩满以归，曾特谒应润庙，并捐余俸增广之。可见梁公对故乡应润庙的深厚感情。

至元二十六年（1289），云南行御史台授朝列大夫、侍御史。在此任期，访民病、汰冗员、薄税敛、省驿传、迁士官、恤兵政、已逋悬、布威德、怀远人，世祖皇帝深所嘉纳，授吏部侍郎。因高丽赈饥有功，授少中大夫、成都路总管。未几，改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使。

至元癸巳（1293）七月四日，因病未及赴任，即卒于成都寓舍。终年五十五岁。后葬于平遥梁官村[11]。《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司使梁公神道碑铭并序》由奉政大夫、监察御史、亳郡李元道撰，集贤学士、资德大夫、吴兴赵孟頫书丹。梁公墓志铭也是卓绝书法精品，县志评为“笔锋瘦硬、清妍，别为一种”[12]。

平遥梁氏，世为平遥望族。志载：

“梁，嬴姓，非子之后。秦仲有功于周平王，封其少子唐于夏阳梁山，是为梁伯。其子孙以国为氏，如梁弘、梁益耳。梁婴父辈为晋大夫，汾晋地平遥其属邑也。”[13]

梁氏居于平遥梁官村，其世盖久，自梁瑛始大著。瑛父讳秉钧，仕元为评事，性宽厚纯粹，善与人交，乡党称之。有子七人，其中，长子瑜、七子琮先后任平遥邑令。瑛为季子。

梁瑛，少有大志，勇力绝人，善骑射。金末，中原兵起，其审度时势，率众从元太师国王领兵南下，授元帅、左监军，战功卓著，锡虎符，升行都元帅，以县行平安州事。后再授金符、御前千户。正如碑中所言“自天朝革命，攻城略地，为国虎臣，绩纪太常，勋藏盟府”，诏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治太原。刑简令信，境内以宁，卒于平遥故地，即今之梁官村。年六十有六[14]。

瑛有子四人，长子翼袭行军千户，迁成都转运使；次子羽太原路管军千户；季子天翔继叔父梁琮任平遥县令。梁氏叔侄两代三人为平遥令长达55年，诚如碑中所言：“其惠政遗爱，英声茂实，表表然著人耳目。”仅有元一代，梁氏家庭有五代16人列职郡县。明清时仍人才辈出，不胜枚举。

三、雩祭及演剧活动

雩祭是古代农业社会重要的祭祀和礼仪活动，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直至皇帝都十分重视，共同祈求天帝和相关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雨的文化本源是相同的，但其表现形式又各有其别，民众重祭、官吏重祈、统治者则重礼[15]。雩祭作为三大祭礼之一，早在西周时期就列入国家祀典。碑述：

“雩而请雨，旱祭也。按《周礼·地官》，则有供雩敛之人、教翌舞之师，雩祭之名始。基于此，故传称龙见而雩，及仲夏之月，命有司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虽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为所祀之先者，何哉？盖以二气良能天地，功用流行于其间，而能出云气，降时雨，润泽群物，而民生赖焉者。其德惟此为尤盛，是故为之坛壝，立之祝史，牲杀不同，珪币各异，顺狸沉之类，严备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诸侯惟及其封内。自秦汉而降，因革既殊，非复古制，将有事于山川者，或遣官而摄之。至于守令之徒，适有水旱之灾许以通祭，其来远矣。”

雩祀作为国家礼仪之一，与一般的民间祈雨不同，就是更加隆重而热烈，须借助盛大礼仪展示。参与人员多、仪式庄严、祭品丰盛，“有供雩敛之人、教翌舞之师”，“用盛乐”，“为之坛壝，立之祝史”。既要有专管农田水利的人向百姓收取雩祀之费，又要有专管群巫政令的人传授雩祀舞乐，还要筑专门的坛壝摆放丰盛祭品和供表演使用。

宋代“徽宗皇帝喜听鬼神祈祷之应，地方凡有奏请，莫不赐额及至敕封，上下一气，遂汇合为十二世纪中国一股造神、礼神的声浪”[16]。因此，“大量地域神祇在宋代受到封赐，地域雩祀文化的不断发展，是国家信仰和民间信仰两大体系不断对话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通过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得以形成，并且主要体现在官府信仰体系这个层面上。”[17]超山应润庙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实例。得徽宗皇帝赐额及敕封的应润庙，极大地提高了庙宇之等级和影响，名声远播，祷者云集。每遇大旱，必有地方官吏前来虔诚祈雨，这是官吏的重要职责，也是对他们政绩考核的内容。如果祈雨灵应，是不敢贪为己功，如果灵贶不答，则引为自咎。当梁公祈雨灵应，得到百姓盛赞：“咸谓我侯非神，无以享其诚；神非我侯，无以表其应。”而梁公也表明了作为地方官吏的态度和看法，如碑中所言：

“侯谓古人祷祠，其或灵贶不答，自咎而已。幸而应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令实不德，殆偶然而雨遇欤，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欤！是皆恍惚而不可复知。噫！影响之报恐不如是之捷也。众复曰：古人有致雨反风，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者，是皆诚之所感。侯复又何辞焉？既而秋乃大登，遂相与报，祀于神。”

这番话不是简单的自谦，它表明的是一种政治理念。大旱而雩是官吏的职责，祈雨灵应是神对于人的怜惜，是对官吏仁政德治的肯定。

文中“致雨反风”典出自《金縢》：“周公居东，天大雷电以风。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典出自东汉刘昆和宋均，刘昆为弘农太守时，崤、渑多虎灾。昆为政三年，因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因而老虎皆负子渡河离去。宋均为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阱，后传虎相与渡河。又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当地百姓用这些典故歌颂梁公之政绩仁德，认为祈雨灵应是梁公感动上天以降雨。所以，就有“秋乃大登，遂相与报，祀于神”的隆重盛谢，就有为报神恩而大规模的庙宇修葺，使“庙悉易而新之”，以至于十几年后，仍以余俸重新庙宇。

自宣和之初，碑文中有记载的前往应润庙祈雨的官员就有北宋之邑令余彦和、金之县尹兰嗣吉、县丞寇居庆和元之邑令梁天翔，后又有元大德四年达鲁花赤完颜大帖木儿等。地方官吏的特殊身份，使祈雨活动既有官府的国家礼仪色彩，又符合民间的祈雨习俗和方式，这种结合和模仿，最显著的特征应该就是祀神礼乐更加隆重。

梁公祈雨灵应，民众更是趋之若鹜，碑曰：“其或雨泽衍常，祷祠者，相望于道路。”而一旦灵应，则“贺者辐辏”。如此频繁的官府和民间祈雨活动，特别是在皇帝御赐的庙中祈雨，或祈或贺，一定会模仿国家雩祭仪式，必会有酬神的戏曲院本或乐舞百戏演出，以隆享祀，以悦百姓。碑载：

“今也化金碧于惊泉怪石之墟，以为乡人祈福之所，每遇嘉辰令节，时和岁丰，有丝竹管弦之声，游赏于其下，则山川之胜，风物之美，登高作赋，吊古抒怀，宜其览者，自得之余，惟春秋书法，喜雨闵雨，皆曰有志于民者也。”碑中所谓“丝竹管弦之声”一定是雩祭迎神，或祈雨得雨后谢雨酬神，或春祈秋报时祀神演出活动，直到后来相沿成习，成为“每遇嘉辰令节，时和岁丰”乡人祈福之时，应润庙固定的节目。在“丝竹管弦”的伴奏下，应润庙内上演着一出出乡民喜闻乐见的歌舞百戏或院本杂剧，可以想见当时盛极一时的演剧活动。置身在绝胜的超山风景中，敬神之乐、赏戏之乐、游怡之乐融为一体，从娱神到娱人，最终皆为民之乐。

正是因为古人对大旱雩祭赋予了政治的意义和人治的因素，引起帝王和各级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以礼为祈的国家雩祀与以祭为祈的民间雩祭的对话与结合，才使得官府的祈雨迎神和谢雨酬神比一般的民间祭祀更为隆重热烈，也使得官吏对庙宇的整修重建更为重视和慷慨大方。应润庙有记载的北宋宣和元年、金大定二十八年和至元二十六年三次重修都是在祈雨灵应后由地方官员发起并资助的。因此说，旱灾及其治理与官吏政绩的关联强化了雩祭的重要性，进而强化了包括歌舞杂剧演出在内的仪式感，也促进了包括表演场所在内的神庙建设，从而推动了神庙演剧的繁荣和发展。

应润庙及《梁公祈雨灵应记》碑已毁无存。幸运的是康熙四十六年和光绪八年《平遥县志》均将其实录，为后人保留了元代平遥应润庙雩祭习俗观念及演剧活动的情况，反映了汾州戏曲文化的繁荣。随着人们对古代文化的日益重视和深度挖掘，它所包含或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必将为更多的人认识和研究，发挥更大的史料价值。

[1](金)郭明济.《大金重建超山应润庙记》碑.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217.

[2](北宋)余彦和.《敕赐应润庙记》碑.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216.

[3](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之六祠祀).188.

[4](清)恩端,武达材,王舒萼.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卷之五典礼志).清光绪八年影印本.10.

[5](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之一星野).64.

[6](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之五人物).144.

[7][8](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之七艺文).293,293～294.

[9](元)张翼.《梁公祈雨灵应记》碑.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之七艺文).219.下文凡未注明出处的碑文引述均引自该碑.

[10]中统为与南宋同期蒙古纪元，中统实有四年，次年为至元元年，即公元1264年，中统五年之纪元，当为差误。

[11]关于梁天翔生平事迹见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收录《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司使梁公神道碑铭并序》（奉政大夫、监察御史、亳郡李元道撰。集贤学士、资德大夫、吴兴赵孟頫书丹。）及卷之五人物介绍。

[12]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之八杂志).368.

[13]元魏初撰《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载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之七艺文），第258页。

[14]关于梁瑛生平事迹见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收录《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嘉议大夫、御史丞行御史台事魏初撰。集贤侍读学士、奉议大夫李倜书丹。）及卷之五人物介绍。

[15]郭宏珍.古代官方祈雨考述.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6]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46.

[17]许哲娜.两宋理学思想与闽南地区的官方雩祀文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