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羖大夫”畅体元事迹考稽——兼议《五羖大夫》作者毕载积

《聊斋志异》第三卷中的《五羖大夫》，写河津畅体元早年做秀才时，梦见有人称他为“五羖大夫”（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大夫百里奚的号），醒来暗喜是个始穷终达的好兆头。实际上畅体元最后只做到雒南知县，与梦兆相差甚远。这则故事并非那些狐鬼花妖精魅篇什，而是写人世间的奇闻异事。作者的动机无疑是通过畅体元梦的内容、梦验经过和结果来取笑他热衷功名、希求显达的思想行为的。本来，梦幻故事不足为信，但作者在故事的末尾，有意识地交代了故事结局“以明经授雒南知县”，以强调其真实性。既是这样，那么清代河津究竟有无畅体元？做过雒南知县否？虚也，妄也，实也？作者查阅清代几部《河津县志》及《雒南县志》资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畅体元是河津人，确曾“以明经授雒南知县”，是清朝在雒南的第六任知县，并且以突出的治绩受到县民拥戴。

一、致力于儒家学说研习

据康熙版《河津县志》载，畅体元，字汝玉，山西省河津县畅孝里人。从他的《洙泗从信录序》一文中可以看出，早在他“舞勺”之年，就受到严格而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其家人常以《圣门名位图》给他看，要他知道哪位是圣人，哪位是贤者，哪位是贤儒。还要他牢牢记住，并立志将来学习他们，“做天下第一流人，步斯、趋斯”，无怪乎，“梦人呼为五羖大夫”，喜为佳兆。试想，如果他目不识丁，或粗通文字，怎么可能知道“五羖大夫”是谁，并以为喜兆呢？

幼年的畅体元，“以纯孝称，父疾，祈以身代，痛哭骨立，乡人化之”，而且很勤奋、富于理想。他依照家人的谆谆教导，不分“昕夕”，刻苦研习儒家典籍，自然兴趣越来越浓，竟然痴醉到“俨然如在嗣”的程度。从这种劲头可以看出，他不仅崇拜，而且在以顽强的意志学习靠近儒家先贤。正因如此，所以很早、也很快地全面接受了儒家思想，并成为孔孟的忠实信徒。他先考取秀才，再博得科贡，并以科贡身份顺利地踏上仕途，当上雒南知县。在仕途的起步上，畅体元是一帆风顺的。

二、本人和家庭受过农民起义军的重创

《五羖大夫》写畅体元曾“遇流寇之乱，尽剥其衣”。几本清代《河津县志》及《雒南县志》没有提及，但北京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清康熙版《河津县志·烈女》记载：“贺氏，故镇里人，贡生畅体元之妻。顺治元年（1644），闯逆攻固镇，垂破，氏携子女并儿媳吕氏俱投井尽节。”大概正因此“国仇家恨”，所以畅体元于清康熙二年所撰《雒南县志》（这本书流传很少，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刻本）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商洛活动有具体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李自成起义军留下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任雒南知县政绩斐然

1.对赋税灵活征收。

畅体元到任雒南，是清圣祖顺治己亥（1659）年间，离任是康熙七年（1668），接任他的是河北永年人张扬采，畅体元“居官九年”。这时候，清王朝已经结束了与南明政权和农民起义军之间的长期纷争，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大业，社会已初步呈现出稳定太平的局面。然而摆在这个新生政权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鼓励人民从事农耕，尽快使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变战争后的萧条、凋敝景况。

畅体元到雒南后，结合雒南的实际，把自己的思想、经历和积蓄，全部投放在这项工作中。

首先碰到的就是赋税问题。“雒故瘠下”，唐宋以来的兵燹饥馑、凿山开矿、开监铸钱等灾异和弊政，搞得雒南“国初田园长蒿莱，行百里间绝人烟”，四顾一片荒芜。“现户往往耕陇数亩，负荒粮以石斗数，而赋额率责取。”畅体元到任后，状况并未好转，依然是“民寠甚”，“多不能入赋”。面对这样实际情况，他采取了“许以麻缕鸡豚”等物皆可作为赋额抵偿的灵活办法，既不减少国库收入，又大大减轻或缓解了县民经济负担，从而受到县民“雅好恤民”的赞誉。

2.致力《雒南县志》搜集编纂。

畅体元在《雒南县志·旧序》中提到自己刚到任时，就询问有关雒邑县志和县志的种类，得知有“旧志”、“洪志”、“李志”三种，而以“洪志”为善本。“洪志”是明万历天启年间，在雒南担任知县的洪其道所修的县志。可惜这个称得起“善本”的“洪志”，却因明末兵变革，搞得“书与板举付煨烬”。这不能不说是古雒邑文化典籍上的一大损失。但经过畅体元的苦苦觅寻，“加意访求”，总算得到“‘洪志’之半”。“‘ 洪志’之半”的失而复得，既为他重编、续编《雒南县志》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借鉴上的方便，也是他对雒南历史文化资料收集整理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洪志”记事年代截至明万历乙未年（1595）。从万历乙未到康熙二年（1663），其间雒南69年的事迹、见闻没有得到后人记载，畅体元有感于这段历史的兴衰昭灿，于是以修志为己任，开始搜求整理。其中有些人物事迹，因岁月的冲刷，已被搞得渺茫不清，不能“复知详悉”。但畅体元仍效史学家的严谨态度，深入调查，广泛了解，即使“隐微”之事，也要予以“顾问”，方才“采摭”，千方百计鼓励县民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征得第一手资料后，康熙二年（1663），在“洪志”基础上动手重纂，“四历月”后而终于“告竣”。”

3.修复城墙、护城河堤和古塔。

雒南古城墙，最早为土木结构，是金朝兴丁二年（1218），担任大将军的金人粘割子仁，在代行雒南县事时所建。以后在高、长、宽度、质地原料结构等方面，经历代几任县令的重新设计和努力营造，已变得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长长的城墙上，四维设有四个护城敌台，四门设有八个护门敌台，敌台的两重飞楼凌空兀立，与县前鼓楼周遭相望，对面呼应，严密地守护着雒邑城池的安全。但城门、城墙却先后遭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万历四十七年（1619）、清康熙元年（1662）几次大雨猛水袭击而毁坏，于是畅体元分别于顺治己亥（1659）和康熙元年“出资缮新之”。

城墙外的护城堤坝，年久失修多年受到河床逼城态势的威胁。明万历年间，洪其道在堤坝以外筑了重堤，用以加固防险，并拓园地21亩，用做植桑、修筑“课桑亭”，劝民不忘农桑和从事农桑。但在崇祯庚午年（1630），由于河水泛滥，这些已荡然无存了。“畅令体元修堤堰，复蚕桑。”

城东，龙山之上有附城塔一座，万历戊午年（1618），县令李灿在城南状头山（状头即状元，疑为今之馒头山）上建三座古塔，明天启甲子年（1624），县令陈应显建在东南两处筑塔，对雒邑外景无疑增色不少，可馒头山上西边的两座，在建起不长时间便倒掉了，又是“畅令体元”加以补筑。

4.重修文庙，兴复学宫。

雒南文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嘉靖二十五年（1546），县令高授重修；隆庆中，县令徐旭增修了“棂星门”等工程；万历中，洪其道又扩建了“明宦”、“乡贤”二祠，并在棂星门外，树起“腾蛟”、“起凤”二坊。于前院正中开拓泮池，围上石栏杆，空中架起三孔月弓桥。清圣祖顺治二年（1645），文庙被李自成“部下”“突入焚毁”。畅体元和《县志》撰稿人，把文庙残破的情形描写得异常凄惨：“青青子衿久不闻”，“睹学门门，瞻学宫宫颓”，“风松冽洌，猥杂茂草”。“初入则颓栅数棂也，进数武则废阶断碣也，正殿则飘瓦摧栋也，两垣数尺也，中则交而隙则茂草也，登瞻神位则败土堆垭也。”[5]如此描述，不难看出他们对农民军的偏见和憎恶。

其实，畅体元自读书时代起，始终以孔孟圣贤为膜拜偶像，以儒士自我修身，对文庙原本就怀有特殊感情。因此对文庙被“突入焚毁”，自然是痛心在目，恻然如刺，对农民军焚毁文庙也自然是憎恶愤恚之至的。

正因如此，畅体元才拿出最大的勇气和力量重新修复文庙。当时，大多数士人缺乏信心：有喊“难哉”的，有苦“力薄”的，有建议他“言之于邑”做好“惟当途是籍”准备的。畅体元都既没有因困难大而停工，也没有“当途是籍”，而是本着“毋役民，毋累士”的原则，承担起重修文庙、兴复学宫的责任和费用。

修复重造中，畅体元不仅拿出自己的俸禄，而且典卖了家中的田产。陆朝瑛《重修雒南文庙序》中的“出俸不给田以董事”和《雒南县志·畅体元传》中的“迁输额，家素丰，尝质田修学宫，辑邑志”便指的是他义修文庙学宫之事。畅体元慷慨解囊的善行义举，感动了同僚、乡绅和路过雒南的州官，也同心戮力，纷纷捐资捐物。在畅体元“寝不安席”积极奔走下，文庙修复从顺治己亥年（1659）仲春开始，入冬“乃成”。不到一年间，“庙貌复如故”。

4.撰写《洙泗从信录》。

畅体元很早潜心于儒家学说，仰慕成为儒学的后继者，并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撰写《洙泗从信录》就是很好的例证。编写前畅体元参阅了先秦诸子和《史记》《阙里志》《先贤事迹录》《孔门全集》《田明会典》等《洙泗从信录》大量图书资料，然后对收录的儒学开派人物孔子及其以后的群贤、儒士逐一进行名位、里居、爵谥等方面的详尽介绍，对其渊源、分流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考古辨伪。全书资料翔实，论述系统，是儒学研究中难得的书目。文庙落成时，他把自己撰写的《洙泗从信录》作为厚礼献出。这部书的编撰和刻印，实际上是文庙修复同一工程中的两个部分，“畅侯之功于洙泗也甚厚”。

书成以后，商雒道副使陆朝瑛、在南方做县令的邑人李楷，对畅体元“始作孔庙以祀之，又为录以记从祀之人”的可贵精神深表钦佩，并慨然为此书作序，给予很高评价。

畅体元在文庙落成时献上此书，除了“成先大人之志，以无负趋庭之教”，还寄寓了他坚定不移推行儒家之道，并借此教育县民“明礼以做人”、净化社会风气的厚望。

四、《五羖大夫》作者毕载积

《聊斋志异》的作者是蒲松龄，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聊斋志异》中有四篇文章与毕际有（字载积）有直接关系。1.《杨千总》为蒲松龄听毕际有口述家父自严事迹加工而成；2.《颠道人》则是记述毕际有姑父之事；3.《五羖大夫》和《鸲鸪》为毕际有亲自撰写，蒲松龄加工收入其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君不见，《五羖大夫》结尾有“毕载积先生志”字样，志者，记载。志异，记载怪异的事情。

那么，毕载积何人也？蒲松龄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据史料记载，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山东淄川县人，19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此后，在乡试中屡屡受挫，51岁放弃应举，在家乡为塾师，71岁才成贡生，康熙五十四年（1715）辞世，享年76岁。蒲松龄家境贫寒，他一生，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外，其余时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37年。《聊斋》中400多篇，大部分都是在此间写成的。他的东家也是乡友毕际有，字载积，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中子。清顺治二年（1645），毕际有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1656）任山西稷山知县。稷山位于汾河河畔，因河水侵蚀，实际地亩少于粮赋之数。毕到任后，据实上报请减免空头粮赋，并形成条文固定下来。又置二簿，收本县各业之人分别选册，由县衙统计备案。对无固定职业者以法约束，从事正当职业。两年后，晋升为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1663），毕因“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被免职。《聊斋》中收录毕撰写的两篇文章，可能是毕读了《聊斋》中已经完成的篇章，一时兴起，便写出他在山西稷山听说的两个故事。蒲松龄加以文字润色后，纳入《聊斋》中。为了尊重馆东的草创之功，便于篇末注明出处。

[1](清)范启源修.雒南县志.清同治 7年(1868)刻本.

[2]畅体元.洙泗从信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