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学理论资源的借鉴

黄晴

浅谈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学理论资源的借鉴

黄晴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了理论专章专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众多建立在敏锐、细腻的直觉体验之上的诗论、词话，是文艺理论巨大的原生态宝库。如何让这些传统宝藏在新世纪焕发出崭新的光辉，如何让这些主要针对古典文言传统的理论表述，对当代的文学也产生有效的解析力量，如何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实现文艺理论话语的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古代文论 理论借鉴 理论转型

我们的文学理论还需要借鉴吗？发出这样的疑问不是因为我国的理论体系已经多么完善了，恰恰是因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架构，我们一直都在引进，将外国零件国内组装。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无一不是进口产品，而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语言阐述别人的思想，缺少原创性和独立的品格。文学理论充斥着西方的话语，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细细想来，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有成套的专门论述文艺理论的著作。这也许是继承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过于彻底所致。

“借鉴”一词在字典上是这样解释的：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这就表示借鉴的过程应该是：引进—比较—认同—为我所用—再创造。认同是基础，再创造是关键。而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认同阶段，没有按照自身的特点，融入中国特色。我们已习惯了将借鉴等同于认同，认同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激情与勇气。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考支点建立在西方的某种理论范式上，由此出现了用外国理论评价本土创作的畸形现象。“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如果将之放在世界文艺理论批评史的大格局中，我们将如何评价呢？让我们以平静之心来假设一下，假如我们写一本《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会给中国留多大的篇幅？我们的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对世界文艺理论批评史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它提出了新的文学史解读模式吗？它提出了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吗？它提出了有别于自己和别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出现过的新的范畴、体系吗？”

面对新的文艺创作现实，面对世界文化背景的巨大参照，面对千年传统的积累沉淀，我们不希望把这样的疑问带入新的世纪。21世纪该建构怎样的文艺理论新篇章？既不能像文化民族主义者一样，拒绝学习别人和反思、清理自己，也不能采取所谓的全盘西化。文艺学学术界现在有一个共识：“今天的文艺学面临着这样三个理论资源：西方美学与文学批评传统；古代中国的诗文评和文章学传统；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艺学传统。”因此发展文学理论的正确道路应该是“清理遗产，兼取西学，以创建新的文学理论”。

一

正如上文所言，建立在理性与逻辑之上的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和冲击，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史实。事实上，西方文艺理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平台和一个与世界文艺理论对话的窗口。我们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不应该焦虑于自己的方法多么落后、思想多么僵化而一味地要赶超西方，西方文艺理论只是作为一个参照系而存在。如何移植西方的理论、如何使它和本土资源完美结合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正如王岳川先生所说：“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

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学术界的观点是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西方其他的文学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又可细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对我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前两者，没有太大争议，认为只要局部修改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被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马克思主义有被重新解读的可能。马列文论赋予文学艺术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的科学位置，马列文论经典理论家和新的承继者们，对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环节进行高屋建瓴的阐释和解析使文学艺术理论的基石第一次真正地落实到社会、历史的宽广大地之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依然是我们构架发展新时代的文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动文化的全球化，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理论已经应接不暇。女权、解构、后殖民……逐渐走过了高潮期。当前，文化研究可谓风头正劲。这种转向并非以往的文化学对文学研究的渗透，而是由于消费主义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新技术带来的视觉文化、传媒文化的扩张，文化商业化、跨国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原因，这表明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冲击在加剧，需要我们作出相应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从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文化研究体现出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许多理论的不足，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文学范式与视野的大大拓展，同时可以拯救越来越边缘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移植研究这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无疑可以成为补充我们现用方法的重要来源。例如，过去的文学是以精英文学为主的，尽管也提倡通俗的、大众的，但是万万不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就像现如今炙手可热的金庸、琼瑶是绝对不会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的。然而文化研究的出现对传统文学提出了挑战，使大众文学进入了正统的视野，并且地位越来越重要，从而促进了雅俗共赏，真正做到了文学研究适应创作发展的需要。同时文化研究使文学艺术走下神坛，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畅销书、电视、电影、广告，甚至麦当劳、肯德基、芭比娃娃……无不在文化研究的视野内。但是，正如高建平先生所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文艺学研究者怎样选取自己文化上的立足点和研究中的切入点，这成了关注的焦点。”毋庸置疑，文化研究毕竟是建立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艺术创作、社会历史之上的理论体系，它对建构在完全不同的汉语言文字系统和艺术创作现实及社会发展之上的中国文艺现象的解释效力，自然有其不充分之处。如何搭建理论沟通的桥梁、构建理论概念的基本起点，使之适应于中国的土壤，将成为摆脱理论和创作两者间相互“自说自话”尴尬局面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文化研究者处于两难的选择之间，或者接受一种普世主义的立场，或者接受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前者使他们丧失自我，后者使他们自我封闭。一个正确的立场，应处在两者之间，这就是不丧失自我的、主动参与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对话的立场。

二

中国的文艺理论传统有着风采独具的宝贵资源。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了理论专章专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众多建立在敏锐、细腻的直觉体验之上的诗论、词话，是文艺理论巨大的原生态宝库。如何让这些传统宝藏在新世纪焕发出崭新的光辉，如何让这些主要针对古典文言传统的理论表述，对当代的文学也产生有效的解析力量，如何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实现文艺理论话语的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论“失语”了，因为操纵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话语体系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特色。探其原因，乃是“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如此这般，“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

现在若想完全抗拒西方话语并制止其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符合我们要建立开放型理论体系的宗旨的。但是让古文论“复语”却并非难事，毕竟古文与今文是由一个母体生发出来的，有着共同的文化、思想源泉。曾有学者主张，用我国传统文论的“意象”概念和“意境”说取代西方文论的“形象”概念和“典型环境”说。这并非没有道理，至少在当今文艺理论系统中可以两者并存。实际上，我国古代文论中可继承和发展的理论观点与认识还很多。早期孔子论诗就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识鸟兽草木之名”。他对于文学的本质与功能的认识，就比今天的唯美主义者要宽泛和深刻得多。晚如清代李渔的戏剧理论，其许多精辟之见至今仍未过时。西方许多学者过去鼓吹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现在越来越多地承认文化多中心，承认东方文化的伟大历史贡献。有的学者甚至把历史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如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于1974年发表的《展望21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但是杨曾宪先生对古文论的现代转型进行了冷思考。他认为一些学者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做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的“古为今用”，不是愿不愿意可以解决的，而是一个能不能够的操作性很强的问题。他否认古文论有与当代文学对话的可能，即没有生命力。接着用中医做了个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

杨先生的“冷”让我们过热的头脑警醒。古文论的“失语”有其自身不可逆转的必然性，而绝不是“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的结果。文学理论的生存，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另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文学创作，作为其提炼并实践理论的对象。“中国古文论在当代，并不是因它失去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能力而‘失语’，而首先是因它脱离中国当代哲学、美学，失去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而‘失语’，是因其自身的‘失聪’而‘失语’”。因此在我们借鉴古文论这笔宝贵财富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国古文论所依存的“儒、道、释”传统哲学和当代成功衔接。

综上所述，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有着全球瞩目的社会发展现实和艺术创作实绩，更应该在理论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建构起独具民族特色的、和文艺创作现实相映生辉文艺理论。这必将为人类的21世纪文学艺术做出属于中国、属于东方的贡献。

[1]仲言.文艺理论的中国贡献.人民日报,2003-11-4.

[2]张炯.与时俱进深化文艺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9-25.

[3]葛红兵.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批评史反思.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studa.net/dangdai/060407/1 4195448.html,2006-4-7.

[4]杨曾宪.有关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J].人文杂志,1999,(5).

[5]欧阳有权.面对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6]张慧瑜.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北大中文论坛,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 hp?tid=103762,2003-10-22.

[7]李庆本.走向跨文化研究的美学[J].文艺研究, 2000,(3).

[8]王岳川.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的精神脉动[J].文学自由谈,2001,(4).

黄 晴 中北大学人文学院 讲师 硕士

（责编 陈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