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高校影视教育与影视学研究三十年回顾

修 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武汉高校影视教育与影视学研究三十年回顾

修 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近30年来，武汉高校的影视教育伴着时代的节拍不断发展，影视课程的开设愈益细化、多样，影视专业的设置和学科建设日趋完备；影视学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研究、电影基础理论研究、电影叙事学和电影修辞学研究、喜剧美学与影视喜剧研究、东亚电影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影视理论的发展有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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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校步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转眼间30年过去了，在宽松自由的环境氛围中，武汉高校的影视教育和理论研究伴随着跨世纪的时代节拍不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文主要拟对1983—2013年近30年间武汉高校影视教育与影视学研究的情况作简要的历史回顾。但是由于武汉乃高校云集之地，影视教育不断发展变化，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影视课程日趋精细化和专业化，影视研究成果也逐年增多，综合把握实属不易，本文只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择其要者概而述之，意在为飞速流逝的历史瞬间留下一个亲历者的见证。

一、 影视教育与学科建设

与全国高校的发展同步，电影课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进武汉高校的。20世纪80年代之初，高校电影教育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83年7月23日至8月23日，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电影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高等院校电影教师进修班”，主办者把电影课进入大学课堂看作普及电影文化和培养电影人才的“一项战略性的措施”。当时，武汉高校的有关老师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个进修班。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下文，明确要求“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中文系，应把电影课作为重要选修课，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与此同时，武汉高校一些原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的老师也在酝酿着电影课的开设。他们调整或拓展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承担了为本科生开设电影课的教学任务。当年陆续开设电影课的学校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江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所开课程主要是“电影艺术概论”、“电影艺术鉴赏”或“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等面向中文系的选修课或面向全校的通选课。以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为例，电影课当时虽说是中文系的选修课，但由于学生每人都选，实际上等于必修课。记得中文系85级的300多名学生全部选修，讲课时只能分作两个大班在阶梯教室上，而两个班合在一起观摩世界经典影片时，激情澎湃的学生坐满了电教中心的两个大教室，气氛非常热烈。每学期必开的全校公选课人数更多，曾有一个400多人的大课堂设在了科学会堂，上课的情景颇为壮观，后来只好采取限选，并分成100多人的小课堂授课。大学生对电影课的欢迎和喜爱于此可见一斑。

1999年，党中央从“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大计出发，决定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同年5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华中师范大学是十四所发起学校之一，笔者曾代表学校参加了筹备大会和成立大会。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以高科技为依托的影视艺术是一种集文学、音乐、舞蹈、表演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现代化艺术，其视听兼备的感性魅力直达观众的心灵，非常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因此，“美育”方针的落实使我国影视教育以更快的发展速度跨入了21世纪。2000年以来，影视课作为素质教育的重头戏在武汉各大高校遍地开花。甚至在一些理工科大学(如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所开的公选课也愈加细化、多样，既有“影视艺术概论”、“影视美学导论”这样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也有“西方影视欣赏”、“俄罗斯电影赏析”、“电影音乐欣赏”等不同类别的鉴赏类课程，还有“文学名著与影视经典”、“影视文化传播”等课程。与这些影视课程相配合的是各大高校“电影协会”举办的电影放映(专题电影周、电影月)、电影交流、影评征文，以及“DV协会”组织的微电影创作等活动。

在各种影视活动中，与武汉高校影视教育形成紧密互动的，还有“武汉大学生电影节”的电影观摩和影评征文活动。早在1988年、1989年、1990年、1992年，“武汉高校校园文化协会”就曾与“湖北省电影家协会”、“武汉市电影公司”等联合举办过四届“武汉大学生电影节”：首届电影节以中外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为主，推出了《简爱》《祝福》《复活》《青春之歌》等20多部影片，历时3个月，观众达20多万人次，影评数百篇，评出各类奖项38个。第二届电影节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共展映《开国大典》《共和国不会忘记》《百色起义》《林则徐》等20多部影片，影评近200篇，评出各类奖项70个。第三届电影节的主题是“大学生最喜爱的故事片奖”，全国13家故事片生产厂家大力支持，推荐了《开国大典》《人到中年》《红高粱》《老井》《本命年》《豆蔻年华》等38部电影，全国80多所高校纷纷响应，社会效果良好。第四届电影节展映了39部由中外名著改编的影片，还举办了“丝宝杯”电影文学知识竞赛(包括纸质试卷和电视竞赛两部分)，数十万大学生观摩或参赛，电视台现场转播了决赛和颁奖，华中师范大学最终夺冠，捧回了奖杯。2000年之后，经过充分的筹备，并经由国家广电总局备案，“武汉大学生电影节”再度扬帆启航，于2003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先后举办了5届。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电影节相比，21世纪以来的大学生电影节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和多样，活动的开展方式和手段也更为灵活、有序。如，第二届电影节以“中国电影新力量”为主题，安排了“开幕式”“电影节参选影片评奖”“大学生影评征集”“中国电影新希望论坛”“高校电影巡展”“国产电影院线展映”“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7个主题活动。电影节期间，20部参展影片于3个月内在近百所高校巡回放映，有关知名导演还走进高校，与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些活动的开展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使他们既丰富了情感和心灵，又提高了素质和能力，所以深受武汉大学生的欢迎和喜爱。对于高校教育而言，大学生电影节极大地拓展了武汉高校影视教育的社会空间，也使素质教育落在了实处，因而就其功能和作用来看，它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高校影视教育。

影视艺术生成于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合力。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影视艺术也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在综合性院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多设置一些与影视传播技术相关的专业课程，一些艺术院系则往往设置动画艺术或影视音乐一类的专业课程。如创办于2004年的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是中南地区唯一的传媒类本科院校。该校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于2013年3月获批省级重点培育学科，该学科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表演与戏剧影视美术四个跨院系的研究方向，其相关的专业课程设置与一般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或艺术院系比较接近，主要在影视技术和艺术层面上体现出武汉高校影视教育的专业特色。

在高校影视教育中，与电影课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影视专业的学科建设。目前武汉高校中设有“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的学校主要是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但由于二者所在的院系有别而形成了不同的办学特色，或偏文学，或偏艺术。

华中师范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设在文学院，2001年开始招生，按文学类招收超过重点线20分以上的本科生。该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戏剧影视文学基本理论、知识技能，能够在国内各类传媒和文化教育机构、企事业文化宣传等岗位，从事戏剧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与评论、戏剧影视节目的策划与编导等工作的专门人才，并为硕士研究生教育提供优质生源”。其主要课程有：现代汉语、文学理论、写作、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影视艺术概论、世界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戏剧史影、外国戏剧史、影视编剧理论与实践、戏剧剧本写作、影视文本细读、表导演基础与实践、非线编辑与制作、电影叙事理论基础、电影修辞理论基础、港台电影专题、影视音乐赏析、戏剧名作赏析，等等。同时，戏剧影视方面的专业课程向全校开放，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或供读双学位的学生辅修。其学制四年，授文学学士学位。

武汉大学1999年开始招生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原本设在中文系，而在2003年艺术学系成立之后，这个专业就转到了艺术学系，按艺术类招收戏剧影视文学和表演两个方向的本科生。该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戏剧、电影、电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较高文学艺术修养，能独立从事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本创作与评论的高级专门人才”；设有东方电影、西方电影、影视视听语言、影片分析、影视编剧、艺术概论、戏剧理论、戏剧元素分析与舞台呈现、外国戏剧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话剧、DV制作、散文写作、戏剧编剧、现代西方戏剧分析、世界电影理论思潮、影视观摩与研讨、中国电视艺术、电影大师作品研究、电影音乐、舞台美术等主干课程。学制四年，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此外，江汉大学在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中设置了“影视文化”方向，该方向旨在“培养能在电视台、电台、文艺团体、文化管理机构、报刊杂志等部门从事影视文化传播、管理、研究、影视制品流通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学生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一年之后，再转入“影视文化”方向，修中外电影史、影视艺术概论、影视美学、西方电影理论思潮、影视剧本创作、大众传播学、文化市场与管理等专业课程，学制四年，授文学学士学位。

在影视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华中师范大学起步较早。1980年代后期，文学院的有关老师就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内招收“电影文学”方向的硕士生，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文艺学硕士点内招收“影视理论与批评”方向的硕士生。2000年以来，随着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又于2005年增设了独立的“影视文学”硕士点，下设影视剧作学、影视理论与批评、影视文化三个研究方向。在博士生的培养上，由于近年来学科体系调整的需要，有关老师主要通过“文艺学”博士点的“文艺美学”方向来开设“影视美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课程；同时，文学院2012年获批的“文化传播”博士点则设有“影视文化传播”的研究方向。

在过去的学科体系中，一般高校的艺术学科大都涵盖在文学学科之内，近年来教育部对高校学科体系作了一些调整，2012年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学科门类由原来的11个增加到12个，新增的艺术学科升格为与文学学科并列的一级学科，由此带来的直接效应是，艺术院系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武汉大学艺术学系，现设有电影学硕士点、戏剧影视文学博士点和艺术硕士的专业学位点，其电影学硕士点下设电影理论研究、欧美电影研究、东方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研究四个方向；戏剧影视文学博士专业点设有戏曲史论研究、中外戏剧比较研究、戏剧与电影理论研究、东方电影研究、中国电影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五个方向；艺术硕士的专业学位点则设置了戏剧影视编剧、表演、评论、传播、制作五个研究方向。显然，其调整后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向更为完整，专业特色也更加鲜明。此外，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武汉大学艺术学系的硕士生学制设定为2年，而华中师范大学的影视文学的硕士生学制则是3年。

同时，武汉的一些理工科大学也纷纷创办人文学院并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通常会在中文系的某个硕士点内设置与影视相关的研究方向，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文艺学硕士点，就设有“影视艺术与赛博文化”的研究方向，由此可见现代影视教育在武汉高校的深入和拓展。

二、 影视学研究成果述要

一般而言，高校教师大都肩负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一些从事影视学研究的老师同时也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往往需要在二者的矛盾中维持动态的平衡，以形成科研带动教学、教学促进科研的良性互动。总的来看，武汉高校30年来的影视学研究成果丰硕，在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影视理论的发展有所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研究、电影基础理论研究、电影叙事学研究、电影修辞学研究、喜剧美学与影视喜剧研究、东亚电影研究等方面，在此大致以出版或发表的时间为序，对相关成果略加评介。

长期以来，在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关注的是电影艺术史，而对于电影文学史的研究则很少有人问津。周晓明教授《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上、下册)于1985年、198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成为填补这一空白的拓荒性成果。作者历时6年，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该书首先阐明中国现代电影的性质与特征、发展分期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而以五编十四章的篇幅，对中国电影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样式和文学门类的形成和发展，对电影创作中旧派和新派的性质与特征，对左翼创作群的崛起及其创作趋向和基本美学特征，对抗战电影运动及理论思潮，对战后现实主义新潮电影的主题和风格，等等，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论述。全书既有丰富的史料钩沉，又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发和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可谓史论结合、视野宏阔、论证有力，是一部富有创见、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陈荒煤先生在序言中肯定该书“是中国电影界第一次出版的一部电影文学史”[1]。该书1993年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首届“优秀学术成果论著类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北京电影学院将其列入教学参考书。

在电影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李显杰、修倜教授合著的《电影媒介与艺术论》于1994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媒介特性入手，对电影艺术的基本特性及其在影像创造、文本架构、读解批评等方面的规律和特征做出了个性化的理论阐释，是一部见解独到、富有新意的理论成果。全书分四编十章：第一编从宏观角度作出概念的区分和界定，着重阐释“电影是什么？电影艺术是什么？”；第二编分别以影像(形象本体)和影片(产品)两个支点考察电影作为艺术的审美特性，提出审美物象性与录制整合性两大基本特性；第三编探讨电影因其录制整合性所带来的在艺术形象构成和文本架构上的一系列特殊之处，论及各构成元素和剪辑的特征、功能，以及蒙太奇的思维、结构和手法；第四编从“被动性”和“主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电影艺术接受的基本特征以及电影读解的步骤与方法、电影批评的形态与影评的类别。各编和各章的内容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整体。当代电影批评家黄式宪先生在序中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理论创见，认为“它既涉及电影理论的基本范畴，又能从人类文明和媒体演进的角度对电影艺术做出若干新的阐释”，作为“一家言”，“无疑是具有一定理论启示意义的。例如，书中鲜明地提出的‘电影艺术概念的当代性’问题，就是一个富有理论开拓性的新课题，是可以撞出理论思维的火花来的”[2]。另有学者评论该书是“沟通传统与现代两个理论时空的力作”[3]。1999年，该书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二届“优秀学术成果论著类一等奖”。

在电影叙事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方面，李显杰教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了两部专著：一是《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该书于2000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被称为“填补国内空白”之作。该书从当代叙事学的理论角度，考察和阐释了电影叙事的基本规律和个性特征。全书分为五部分：首先，着眼于电影叙事的基本要素，对一系列基本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区分、界定和阐释，着重辨析了“因果性”情节叙述与“反情节性”叙述。其次，论述“时间畸变”在电影叙事中的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三种畸变形态的特征与功能以及声音作为电影时间的外化标志和蒙太奇作为空间化的时间所呈现的独特个性。其三，着重阐释电影叙事空间的一系列表意功能与“话语”特征，重点辨析和论述了电影话语的“空间性”与叙事性的种种背反与融合以及电影“言说”的叙事策略。其四，集中探讨了电影叙事人的类型、特征与功能，归纳概括出四大叙述人系列，尤其对叙事人称与视点的结构性作用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分析和探讨。其五，着重于电影叙事结构模式的分析和概括，通过对五种有代表性的电影结构模式的细读分析，比较论述了它们各具特色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功能，及其不同的文本结构手段、话语组合方式和叙述运作规律。中国电影出版社评价该书“立论谨严，观点鲜明，具有理论创新性”，书中的诸多观点和内容“都是富有个性见解的理论概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4]。“因为电影叙事学研究带有一定的开创性,所以作者同样非常注意对自己所提出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理论框架等进行严格的论证, 仔细的识别, 认真的辨析, 缜密的区分, 以做到理论本身的系统性、严密性、逻辑性、自洽性”，“在具体的论述中能够做到有放有收, 有点有面, 放与收协调, 点与面结合, 使一部理论著作不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而且显现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5]。2004年，该书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三届“优秀学术成果论著类一等奖”，内容被海内外学者、博硕士生广泛引用，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以及港台地区的多所高等院校将其列为教材或重要的专业参考书。

二是《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该书于200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前曾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被称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领先之作。全书分上篇、中篇、下篇三个部分：上篇主要从现代修辞学与后现代修辞学中不同特色的“辞格”理论入手，比较辨析了电影修辞与一般修辞及电影叙事的异同关系，重点论述了电影修辞与电影叙事的不同理论取向，提出并界定了电影修辞的概念；中篇首先阐明电影修辞的镜头元素符号及编码特征，强调电影影像作为“惟一具有三重分节的符码”所具有的多向度、多层次的修辞潜能，进而重点提出并论证了十三种电影修辞格的基本形态风貌、主要功能特征，同时结合影片实例，分析探讨它们在具体“语境”中发挥的作用，企图能够达到和可能产生的修辞效果；下篇从电影修辞格与文本风貌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影像辞格的运用与修辞策略的关系，分析论述了电影修辞格在不同历史背景和审美潮流中呈现出的不同风格特征及其所具有的当代文化意义。张玉能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电影是在镜像话语实践之中建构人对现实审美关系及其审美价值的艺术”，“因此，对于镜像作为话语的修辞学研究就是在镜像话语的叙事学基础上的深入”，“电影修辞学就更具有审美的意义，是电影美学中比电影叙事学更加审美化的理论形态，而且是比电影叙事学更加新锐、前沿、先锋的理论，具有更多的新颖性、创造性。所以，李显杰的这部《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应该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著”，它“不仅仅具有全球化的视野，而且还具有本土化的根基，因此更加难能可贵”[6]。

在喜剧美学与影视喜剧的研究方面，修倜教授申报的课题“喜剧性矛盾的结构特征与精神特质”作为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准立项(批准号：06BZW014)。作者先后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系列论文，其研究特点在于，密切关注当代喜剧创作实践，从形式特征与精神内涵结合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的中外影视喜剧文本的剖析，来阐释和论证喜剧美学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和学理深度的理论创见：其一，喜剧的精神本体是自由。在审美诉求上，喜剧以游戏化的方式超越现实矛盾，高扬意志自由，以笑声释放人性、激发生命活力。在精神实质上，喜剧的“自否定”显示出人类自我更新的生命意识，喜剧的颠覆和反叛，体现了人类对平等、自由和人性回归的期盼与追求。其二，喜剧性自由是一种极其理想化的审美自由。在特定的艺术情境中，喜剧多以象征性或非现实性的方式实现自由，明显带有乌托邦和狂欢化的色彩，体现出超越生存悖论的意志自由。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喜剧的世界观提供了一种释放压抑、修复人性的智性自由，具有直面现实、乐观进取的审美意义。其三，喜剧意识是主体超越现实矛盾并从中获取生之欢乐的审美感悟和生命体验，人类喜剧意识的萌生和发展与背反性矛盾的发现和建构相伴而生，密不可分。其四，喜剧性矛盾的基本特征在于其“自反性”与“反常性”复合叠加的“双重背反性”。黑色幽默的悖论性将背反性矛盾推向极致，使人感受到恐怖与滑稽交融互渗的审美震撼，令人警醒、深思，由此体现出人类审美精神的超越性和喜剧意识的深化。其五，解构批评与笑的艺术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戏仿”手法以戏谑夸张的滑稽摹仿，在仿本之内以及仿本与源本之间、审美客体与接受主体之间造成多重背反性矛盾，以独特的喜剧效应显示出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功能。喜剧的观念与手法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悄然而变，“泛喜剧化”倾向愈益鲜明，“搞笑”娱乐的大众狂欢亦可引发多元的思考。上述学术成果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并得到有关专家的肯定，或被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或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美学》全文转载，或被多次下载、引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黑色幽默》于2005年获“第二届中国高校影视研究学术奖”二等奖(论文奖)，《“戏仿”的喜剧性动因与创造新性建构——以中国当代影视喜剧为例》于2009年获“第六届湖北文艺论文奖”一等奖，2009—2010年发表的7篇系列论文于2012年获“第八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东亚电影研究也是一个较为薄弱的领域，国内多分散为国别电影研究，而缺少更高层面上的整体把握和比较视野，黄献文教授2011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东亚电影导论》则以拓荒性的史论之作填补了这个缺憾。该书在宏阔的历史跨度上，概览了日、中、韩、朝东亚四国电影百年间的发展历程，同时对国别电影的分析把握各有侧重：对日本电影着重于1950年代至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电影则依据其自身发展特色分而论之，对中国大陆电影，在整体观照中重点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电影成就，并以“代际”划分为切入视角，阐述了几代导演的不同历史身份和艺术追求；对台湾电影的考察主要以著名导演及其作品为路径，而对香港电影的梳理则更多地从类型电影和个性化艺术倾向的角度作出概括。对韩国电影着重考察1990年代，对朝鲜电影主要论及红色经典。在对各国电影发展脉络和趋势的纵向勾勒中，又对不同历史时期重要导演的创作风貌、电影浪潮及流派的创作倾向、不同题材和类别电影的艺术特色等作出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在文本读解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悟和激情，体现出独到的思考和见解。书中对国内学界较少论及的朝鲜红色经典电影的分析和阐释，附录中对罕见的“满映”、“满铁”纪录片史料的梳理和钩沉，都具有可贵的价值和意义。总体来看，该书所论对象范围宽广，头绪繁多，有相当大的把握难度。可喜的是，作者多年致力于东亚电影研究，有着扎实的学术积累，因而在整体结构上做到了条分缕析，疏密有致，点面结合，史论兼顾，重点突出，在资料的爬梳和理论的建构上都体现出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功力，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史论著作。

以上择要概述了武汉高校影视学研究的部分成果，由于篇幅所限，其他未能述及的只好引以为憾了。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武汉高校从事影视教育和影视学研究的老师大都是多年奋战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他们的科研成果被及时运用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影视课程教学中，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奉献，武汉高校的影视教育和影视学研究才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在全国拥有了一席之地。同时还要看到，武汉高校的一些年轻学者正在成长起来，他们的不懈追求和辛勤耕耘，将创造出影视学研究新的生长空间和影视教育充满希望的未来！

注释：

[1]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序》(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页。

[2]李显杰、修倜：《电影媒介与艺术论·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彭涛：《沟通传统与现代两个理论时空的力作——评〈电影媒介与艺术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4]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内容说明”，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

[5]刘安海：《电影叙事理论阙如的填补及其与实际的结合——评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社会科学动态》，2000年第11期。

[6]李显杰：《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