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结构》5 0年

皮特·蒂尔

（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美国）

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下文简称《结构》）1962年出版，已经过去50年了，当我回想起差不多35年前首次阅读该书（1970年版，该书现在就摆在我面前——粉红色封面的第二版）时，内心的沉重感似乎减轻了许多。当时，将拉卡托斯和马斯格雷夫合编的《批判与知识的成长》（1970）与《结构》进行对照式阅读，是必需的。它的准学科领域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其参照学科是科学哲学——一个在哲学学科中得到确认的专业。对照式阅读，产生了一些张力，因为《批判与知识的成长》在当时是权威的标志。哲学家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不可通约性和相对主义议题上（特别是夏皮尔1964年的著作）。在《结构》的开头部分，库恩对自己进行了学科定位，不过这种定位并不是哲学:“如果历史被视为不仅仅是轶闻或年表的堆砌的话，那么，它就会为我们当下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改变。”（kuhn，1970:1）真正的科学史家成为了英雄，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追问新型的一类问题，并追踪不同的、通常是非累积性的科学发展轨迹”（第3页）。

现在想来，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库恩意义上的“新”科学史家之一竟然是亚历山大·科瓦雷，后者因其《伽利略研究》（Koyré，1940）而声名大噪。这种难以理解来自于斯蒂文·夏平后来所谓的“后科瓦雷式的理智主义”（Shapin，1980a:110）:科瓦雷很快就成为了理智主义科学思想史的标杆，而这与《结构》所开启的社会学进路形成了鲜明对立。不过，在此意义上，或许库恩对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大多数科学史家的判断是准确的:他们的思想中或多或少都带有社会语境化倾向。随着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兴起，它为库恩铸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在科学论领域的先驱者中，最直接应用《结构》思想的工作之一，就是巴里·巴恩斯的《库恩与社会科学》（Barnes，1982）一书。坦率地说，不仅科学史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该书，就连库恩本人也未重视:库恩于1991年在哈佛大学进行了著名的罗斯柴尔德演讲（Kuhn，2000），即便是文章中对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进行的更一般性的批判部分中，他也未提及该书。当时为时已晚;由于夏平和沙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Shapin 和 Schaffer，2011［1985］）①大约1990年之前，夏平和沙弗的著作在文学学者中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此后，科学史家们才开始广泛引用该书。参见该书2011年版中作者的新的“引言”（Shapin和Schaffer，2011）。一书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点姗姗来迟，但科学史家们已经被拖入了与作为后库恩主义历史事业的SSK对峙之中。

《结构》在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运用，应当是对科学共同体的确认与考察，这也是库恩在《结构》第二版（Kuhn，1970:176）的“后记”中自己所提出的。在经过库恩澄清的“学科基质”或“范例”（当然，意在处理那些为绘制地图的工作带来混淆的案例）的意义上，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一个“范式”的社会展现。然而，颇有些出人意料，科学史家们几乎并未真正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即便做了些许，那也决然不是一种典型库恩式的工作。相反，库恩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之视为范式共同体——由同样的教科书所训练出来的专业共同体——的那些事物，历史学家们也并没有将对它们的描述视为理所当然的工作，即便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它们的根本重要性;假设19世纪两位在不同组织结构下训练出来的物理学家在进行交流时，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也会被典型地确认为其学说上的差异，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如，文献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尽管历史学家并未承担起其应承担的责任;但库恩也并未提供多少指引。甚至是库恩本人对两种范式的区分，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说明一个范式共同体的范围，更无法说明学科基质何时应该收缩为一些内化的范例。1979年，库恩离开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做了一位哲学家，库恩实际上已经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在我看来，直到那时，科学史家们一直都倾向于通过早已被哲学家们（以及库恩本人）确立为核心的两个概念——不可通约性和相对主义——来反思库恩的重要性。除非通过我们的联想，否则库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引导者。

当然，总有一些例外。夏平发表在《爱西斯》上的、对杰拉尔德·盖森的《迈克尔·福斯特与生理学中的剑桥学派》（Geison，1978）的书评（1980b）中指出，尽管该书的研究集中在一个研究团队及其结构和承诺上，但作者却从未提及库恩。（盖森在谈及此事时以一种挖苦的口吻对库恩说:“那是因为我已被你的思想彻底同化。”①个人通信。）盖森的相关后继工作集中关注“研究学派”而非“范式共同体”（Geison，1981;Geison和Holmes，1993），并且极少谈及库恩的工作本身。有些研究工作将其他方面可以被视为库恩式范式的智识内容作为关注对象，这些工作必然与科瓦雷主义的编史学几无差异，而且后者也是库恩工作的一个重要模板。

传记作为编史学研究的主导性模式，它的衰落也反映了当时《结构》在科学史中影响力的缺失。库恩在其“后记”中审慎地写道:“要理解科学为何会以其固有方式发展，研究者无需追究那些使个体作出特定选择的个人经历和个性特征的细节，尽管这一研究主题也颇有魅力。”（Kuhn，1970:200）这确然反映出 20 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在科学史领域中学者传记研究的急剧减少。尽管以个体角色特征为关注点的著作仍然不断出现，但这些著作的前言中往往会着意提及“此书并非一本传记”（见Geison，1978:xiii）。相比之下，过去20年则代表了在科学史领域传记工作的声望的复苏（这种新的编史学方向的极佳例证之一就是波特［Porter，2004］的著作）。现如今，科学工作的客体也都拥有传记了（Daston，2000）。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结构》中对“科学共同体与社会之隔离”的颂扬呢（第164页）?库恩视之为一件好事，因为它能够赋予科学事业以独特性并能够保证其特有的成功。科学中不存在社会（因素），就像奇妙的冷战、波兰尼式的思想孤立和特权群体在不知不觉中被铲除大量的资金一样，必然会导致库恩与正在形成中的科学论在关注点上的潜在冲突（特别参见Dear和Jasanoff，2010）。似乎只有库恩本人在批判SSK时非常在意这种不一致;而科学论领域中对库恩著作的引用长久以来都忽视了这一点（参照Fuller，2000）。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当时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系关系密切的、被称作“科学的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很少对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感兴趣，实际上，这与库恩本人的核心关注点之间并不一致（例如，Kohler，1982）。

简而言之，人们很容易就会贬低《结构》对科学史的重要性。科学编史学很少引用《结构》一书（这与当今对《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引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更加印证了这一点——《结构》一书显然是无足轻重的。确实如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只要坐下来重读一下《结构》一书，必将惊诧于那几近过时的编史学洞见:它确实是以科瓦雷式的智识史为根基的，只不过他用一种巧妙而又迷人的科学结构模型为之进行了修饰。显然，这一模型是立足于美国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是一种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体制——之上的，并用认知心理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进行了精心的阐释。它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并作为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迅速流行起来:就像托尔金对于物理学学生一样（参见 Kaiser，2011）。

《结构》在今天还保有活力有许多原因:在科学论中，它还拥有一个神话般的地位（本期刊的特别专栏就是证明）。它的介入，弱化了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和默顿功能主义在科学社会学中的支配地位，并进而为在20世纪80年代由SSK、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布鲁诺·拉图尔等人发起的革命扫清了道路。不过，从更为积极的视角来看，《结构》一书以及库恩的总体工作，在专业的科学哲学中已获得了惊人的合法性:在过去的20年中，哲学家关于库恩的著作和论文持续不断地出现，并且没有减少的迹象:库恩已成为科学哲学家标准的一部分（时间跨度从霍伊丁根—许纳［Hoyningen-Huene，1993］到雷伊［Wray，2011］）。

但是，如果仅就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而言，那么，科学史与《结构》之间仅有一种令人怀疑的关系;如果是作为一种考察形式并作为更宽泛意义上的科学论的一部分，那么它确实从《结构》一书中受益良多（我对历史因果关系的问题持暂时的搁置态度）。《结构》开创了研究科学的某些可能的进路:如果在库恩的思想中可能看上去真的带有一些非常像相对主义的东西，那么其他人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结构》的内在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包括SSK和带有美式风格的文化研究，都是很难想象的;不仅如此，库恩显然也认为该书所采用的论证和证据，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学家风格。

因此，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1987）最初以英语出版有着充分的理由:英语世界的科学论共同体已经对《实验室生活》（Latour和Woolgar，1979）进行了积极的回应，这就为本书在认识上不合常规的怪异观点提供了最佳的环境。这部书就好像被预先包装成了与《结构》同一阵线的巨著一样，科学史家们深明此点，争相一睹为快（我手头就有一本最初的精装版，里面还充斥着印刷错误）。历史学家的普遍反应是，认为拉图尔从《实验室生活》的建构主义立场退回到了实在论立场，原因就在于《行动中的科学》引入了非人类的行动者，并合理地忽略了其隐晦的符号学根基。网络（尽管不是行动者网络）也引起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关注，但总体而言，拉图尔对认识论和本体论之二分的颠覆，就算是被某些学者注意到，它仍未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

这是科学论的知识宝库中的两本重要著作，它们对历史取向的学者们的实践工作和科研成果能够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我们很难对之进行评价。或许，考虑到至少从昆廷·斯金纳（Skinner，1966）的工作以来，历史学家们普遍对“影响”解释持怀疑态度，那么，我们也就不应该进行此种评价。周年的纪念为我们提供了颂扬与回忆的机会。确实，这样的书是值得纪念的;事实上，它们长期以来也为人们所颂扬。

（原文选自《科学的社会研究》2012年第3期第424至428页［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2（3），2012:424-428］）。淮阴师范学院王荣江译，南京大学哲学系刘鹏博士校。摘要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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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ston L（ed.）（2000）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Dear P and Jasanoff S（2010）Dismantling boundar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Isis101:759-774.

［4］ Fuller S（2000）Thomas Kuhn:A Philosophical History for Our Tim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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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eison GL（1981）Scientific change，emerging specialties，and research schools.History of Science19:20-40.

［7］ Geison GL and Holmes FL（eds）（1993）Research Schools:Historical Reappraisals.Osiris 8（new ser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Hoyningen-Huene P（1993）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Thomas S.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Kaiser D（2011）How the Hippies Saved Physics:Sci-ence，Counterculture，and the Quantum Revival.New York: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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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uhn TS（1962）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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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orter TM（2004）Karl Pearson:The Scientific Life in a Statistical 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 Shapere D（1964）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hilosophical Review73:383-394.

［20］ Shapin S（1980a）Social uses of science.In:Rousseau GS and Porter R（eds）The Ferment of Knowledge:Studi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93-140.

［21］ Shapin S（1980b）Untitled review essay of Geison GLMichael Foster and the Cambridge School of Physiology.Isis71:146-149.

［22］ Shapin S and Schaffer S（2011［1985］）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 Shapin S and Schaffer S（2011）Up for ai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a generation on.Introduction to the 2011 Edition ofShapin S and Schaffer S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xi-xl.

［24］ Skinner Q（1966）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s.Philosophy41:199-215.

［25］ Wray KB（2011）Kuhn’s Evolutionary Social Epistem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王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