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杭州寺院的地理分布及原因

孙旭

摘要：宋代杭州，佛教繁荣，寺院众多，因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人口分布、经济状况、交通条件诸因素的共同影响，寺院分布呈现出总体密集，不同区域略有差异的特点。城内因面积所限，绝对数量相对较少；城外西湖和州城南北两端数量较多，府城东郊次之，西湖西岸最少。城内外寺院分布较之辖县明显稠密，诸县除临安县略多，昌化县略少外，总体平衡。

关键词：宋代；杭州；寺院；地理分布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208?05

“自佛法流入中国，民俗趋之，而南方尤盛”[1]（6563）。在尤盛之地，杭州更有“东南佛国”[2]（5）之称。两浙“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3]（2177），有“瓯越之民，僧俗相半”[4]（2137）之说。宋代杭州寺院林立，高僧云集，“俗尚浮屠”，“归施无节”[5]（卷28《杭州新作双门记》），事佛最勤，“佛之宫室棋布于境中者殆千有余 区”[6]（1220）。苏轼称：“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7]（638）元祐三年（1088），章衡在《敕赐杭州慧因教院记》中写到：“杭之为州，领属县九，寺院五百三十有 二。”[8]（23）基本反映了北宋杭州寺院的繁盛情况。

靖康之乱，宋室南迁，建炎及绍兴间，杭州三经兵烬，寺院破坏严重，一度出现“僧舍无有，钟鼓莫闻”[9]（卷31《仙林寺记》）的局面。然伴随着杭州行在地位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加之北方寺院和僧尼的大量南迁，在朝廷和民众的支持下，杭州寺院再度繁盛。绍兴末，湖山周围“皆僧坊宝社”[9]（卷30《净慈创塑五百罗汉记》）。南宋末年，“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 数”[10]（卷4《钱塘南山开化寺记》）。

两宋时期，杭州佛教繁荣，学界对其多有关注，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的《宋元时代の杭州寺院と慈恩 宗》[11]，佐藤成顺的《北宋时代の杭州の净土教者》《北宋时代の杭州における禅僧と净土教》[12]等是为代表。但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杭州的佛教宗派及高僧大德，而对杭州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较少关注。斯波义信在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3]中对此虽有涉猎，但对杭州寺院的总体分布状况反映不足。本文拟以《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为中心，在借鉴前贤宋代杭州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绘制杭州寺院的地理分布示意图，并探讨影响杭州寺院分布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

一、杭州寺院的地理分布

“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14]（4026）据成书于南宋末年的《梦粱录》记载，杭城内外寺院共计486所。“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王寺以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安（庵）之次，共一十有三。”[15]（137）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载，杭城内外寺院总计494所。

杭州所辖诸县亦佛教繁荣。盐官县“奉佛惟谨”，“民居与僧坊栉比，钟呗之声相闻，隆楼杰阁，错立鼎峙，饱食丰衣，缁褐塞路，不耕蚕而仰给于民者，不知其几千指”[16]（卷6《盐官县南福严禅院记》）。据《梦粱录》载，杭州下辖七县寺院，“自余杭县径山能仁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诸录官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15]（137）。统计《咸淳临安志·寺观》所载，更是高达279所①。数量庞大的信众与寺院的存在和建设相得益彰，“僧行欲建道场殿宇，则持钵游于四方能事者干缘，不日可以成就”[15]（137）。寺院为信众提供了表达信仰的场所，信众为寺院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在此情况下，杭州寺院发展迅速，呈现繁荣之势。

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载，南宋末年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城内有明庆寺等61所。城外寺院总计389所。京城南侧，自慈云岭郊台沿城墙往东，至嘉会门泥路龙山一带，有明净院等21所。京城和西湖西南部，自龙山六和塔沿江往西，至南荡富阳县界，有祖塔法云院等46所。京城西南侧，自方家峪往南至慈云岭，有褒亲崇寿寺等10所。西湖南侧，自南山净慈往东至龙井，有报恩光孝禅寺、龙井延恩衍庆院等42所。京城西侧、西湖东侧之间的狭长地带，自涌金门外往南至钱湖门，有灵芝崇福寺等10所。京城西北部，西湖南部，自钱塘门路由北山沿西湖往西南至九里松，有菩提院、大昭庆寺等55所。西湖西岸，自飞来峰往南至上竺，有景德灵隐寺、上中下天竺寺等9所。京城西北部，西湖北部，自钱塘门外霍山路扫帚坞往西北方向至西溪黄杜篠山诸乡，有护国仁王禅寺等22所。京城西北部，西湖北部，自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往北，至余杭塘西良渚一带，有清修院等36所。京城东部，自嘉会门沿江往北，至城东汤镇上塘一带，有保宁院等65所。京城北部，自太平桥北前沙河往北至临平上塘一带，有水陆院等28所。京城东北部，自北关门（余杭门）外至临平下塘诸乡，有崇果院、佛日净慧寺等45所。具体分布状况详见图1。城内外还有尼院31所，庵13所。

下辖7县寺院总计279所，平均每县近40所。其中余杭县有法喜院等41所，临安县有径山能仁禅院、海会寺等66所，于潜县有寂照寺等33所，富阳县有

永宁院等40所，新城县有宁国院等40所，盐官县有安国禅寺等44所，昌化县有治平寺等15所。

综上可见，宋代杭州寺院分布总体密集，不同区域略有差异。杭州城内因面积所限，寺院绝对数量较之城外要少；杭城内外寺院数量较之辖县要多；杭州城外，西湖和府城南北两端寺院数量最多，府城东郊次之，西湖西岸最少。杭州辖县除临安县略多，昌化县略少之外，总体基本平衡。

二、影响杭州寺院分布的自然环境

宋代杭州寺院的地理分布与其自然风光和社 会环境密切相关②。“南方富于山水，号为千岩竞 秀，万壑争奇，所以浮图之居，必获奇胜之 域。”[17]（卷8《韶州白云山延寿禅院传法记》）“天下佳山水莫富于东南，有道之士庐其中者十常七八。”[18]（卷7《上高净众禅院记》）山水胜境历来是寺院的最佳去处。宋代杭州城位于凤凰山麓、西傍西湖，东濒浙江，“邑屋之繁会”与“江山之雕丽”相得益彰[19]（1771）。“西湖环岸皆招提”[6]（58），“沿湖古刹相望，以得湖之多为胜”[14]（4072）。

（一）湖山之胜与寺院分布

“天下名山僧占多”[20]（卷30《天下夕阳佳诗说》），杭城内外称之为山者主要有凤凰山、吴山、包家山、大慈山、龙山、武林山、孤山、霍山、赤山、南屏山、临平山、佛日山等，尤以西湖和京城南北部及西部为多。杭州诸山之上建有寺院者十居七八，“钱塘南北山为浮屠 氏居者，大小几四百所”[14]（4092）。

杭州山水秀丽，环境优美，得湖山之胜成为杭州著名寺院的共同特征。“圣果寺在凤凰山巅，旷爽清 傲。江湖供几席间，收武林诸峰之胜”[21]（39），浙中名山胜刹，“未牟有若是者也”[21]（6）。西湖“旁岸皆僧坊宝社”[9]（卷30《净慈创塑五百罗汉记》），南屏山“虽濒湖，千岩万壑莫出其右”[22]（卷14《游南屏山记》），净慈寺修建于此，“俯瞰西湖，翠绕南屏，胜甲五山”[23]（88）。“濒湖百刹，钟鼓相闻，而宏敞伟丽，道风特盛者，昭庆、净慈，对峙南北，称两大焉。”[24]（7?8）“先有武林山水，而后有寺”[25]（3?4），武林山上有灵隐、天竺诸峰，“秀极而为万状，翠钟而成一色，乍耸而还伏，将趋而却 屹”[14]（4087）。苏轼曾赋诗“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以表达其对灵隐寺的特殊感情。

不仅西湖周边如此，府城内外及所辖诸县亦然。龙山崇福禅寺，“在杭都之南，浙江之上”[14]（4053）。崇先显孝禅院，“处皋亭山之阳，面直北高峰，左则长 河深润，右则马目相拱，山水对峙，秀不可 掩”[9]（卷30《崇先显孝禅院记》）。临安县径山，“其地尊，故鬼 神不敢宅；其境胜，故凡庶不得居”，径山能仁禅院建于其上，“储精会秀，揽光景而纳于其 中”[26]（卷36《径山寺记》）。于潜县“号山水邦，而岝崿为 最”[14]（4137），崇寿院建于其上。富阳县净明寺，“寺枕高山，名曰舒壁，山坳有龙潭，涧水横流”[14]（4140）。

（二）湖山之胜影响寺院分布的原因

寺院建设为什么要追求湖山之胜呢？严耀中先生在其《江南佛教史》中提出佛教名山的形成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佛陀常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说法，须弥山又是佛教圣山，故佛教初传中国便有把佛教与山联系起来的概念；二是受道教修行方式的影响；三是名山胜境可以吸引游人，僧人筑寺院于此，就会香火不断[27]（288?289）。严先生充分考虑了宗教和社会的双重因素，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山水之胜与寺院建设选址的关系。此外，山水之地的神秘性对寺院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有佛氏，非其教也借不深，非是宜宅幽奥之阻绝，湫嚣之聚”不可，故“湖山浮屠尤弗 计”[14]（4116）。灵芝崇福寺“宅幽宾胜”[14]（4073）；南禅资福院“最幽阻阒寂”，“以演佛之说为宜”[14]（4116）；净相院“占湖山之胜，而处地最僻”[14]（4061）。幽寂空灵的自然环境本身便充满了神秘色彩，神秘的环境与宗教渲染的神秘性不谋而合，加之僧人的策划宣传和气氛营造，佛教的神秘性得以极大展现。神秘性是寺院吸引信徒的关键所在，也是僧人游方化缘取得檀越的最好说教，山水胜地的神秘色彩使得寺院香火旺 盛。如怀隐利用“神火”的神秘性实现寺院营建的目的：

寿圣禅寺，开山无住师怀隐所建也。寺居临安东北，其地则仁和县安仁里谢家塘也。始为旷土，四无人迹，夜有异灯，乡人谓之神火。师因经行，或指以告，师熟视，喜之，谓前临浙江，潮汐可挹，两山曰临平、曰皋阜，左右拥如屏，此佛地胜境也。住锡，营草庵，日夜危坐。祥光焕燿，远近骇之。师时仰面，上见星斗，若无屋然，阴晦亦如是。闻者传异，缁素争趣，于是木石之事兴矣。[14]（4111）

由于佛教的神秘性及教义、修行方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宋代杭州的自然环境对其寺院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占据湖山之胜的西湖和杭城南北两端寺院最为密集，与之相应的是经济最为繁华、人口数量最多的府城内，但其寺院数量与人口相较却明显偏少。与西湖仅有一城之隔的府城东部，由于与西湖几无关系，寺院数量较之占据湖山之胜的西部和杭州城南北两端的寺院数量明显要少。

三、影响杭州寺院分布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寺院的分布亦有重要影响。“以此山之胜，建为宝坊净刹，宜其粥鱼斋鼓，倾动一方，而香火寂寥，人迹罕到。大雄氏之宫，鞠为藜藿鼪鼯之墟，院僧或浮寄他舍，数议兴复，阒无应者。”[14]（4056）以 脱离世俗为标榜的僧人，其日常生活的维系和寺院内部设施的修建维护，离开了资金和人力支持便举步维艰，正因如此，宋代杭州的寺院分布又与其人口分布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一）人口数量对寺院分布的影响

寺院既是佛教信徒活动的重要场所，又是联系不同社会群体的重要社会组织。佛教信众借助寺院这一场所，表达信仰需求，满足精神生活；僧人借助信众的檀越和施舍，维持寺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寺院信众的多少与周边人口的多少密切相关。南宋咸淳时期杭州的寺院分布与各地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详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到，杭城内外由于户口数最多，其寺院数量也相应最多，昌化县户口数量最少，其境内寺院数量也最少，人口数量与寺院数量总体成正比④。

西湖西岸，由于当时距城较远，且不适合粮食生产和商业经营，人口相对稀少。加之本区域的灵隐、天竺诸寺，由于佛法尊荣，自吴越国起便受到皇室、贵族和地方官员及文人墨客的大力推崇，名僧云集，香火旺盛，“国朝驻跸，竺、隐之价日高”，周边中小寺院一度出现“荒废不治”的局面[14]（4092）。这也是造成西湖西岸寺院数量总体较少的重要原因。

不具湖山之胜的府城东部寺院数量却相对较多，这是由于该地区人口数量较多造成的。“中兴驻跸临安，绍兴十一年（1141），先从开封例，城外南北厢置主管公事所，又于城内左右厢增二员，分减在城词讼，寻罢，惟城外如故”，“幸今治平，中外绥靖，众大之区，编户日繁”，“南厢四十万，视北厢为倍”[14]（3830）。据《咸淳临安志》载：“城南左厢公事所在嘉会门外洋泮桥东，东至钱塘江，西至新禁城，南至铁井栏，北至艮山门；城北右厢公事所在余杭门外江涨桥东，东至东新桥，西至余杭西，南至慈云岭，北至北新 桥。”[14]（3542）府城东部基本也就是城南厢。因其人口 “视北厢为倍”，其所处地理环境虽乏湖山胜景，但寺院数量相对较多。

（二）信众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寺院分布的影响

“佛屋遍天下，大率费不赀。泥金缯，示瑰璚，务为不可胜者，多在夫通都大邑。水舟陆车，珠玑象犀，百货之所萃，商官争负挈营营。然贪眸不瞬，浮图能一语倾之，则罄槖勿傿。此通都大邑之有刹庙，所以视他处所为最雄侈繁丽。至于荒僻穷绝之所，往往土圯木撑，罅漏不苴。”[28]（卷35《重修东华寺记》）社会环境对寺院分布的影响，除信众数量外，信众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是重要因素。

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研究，南宋杭州城内外的居住和利用空间为：沿交通线的南北轴自西向东成条纹相间状狭长形纵贯排列，西城垣外可称得上是西湖畔的别墅地、风景区，其北是连绵的军营地。西城垣内狭长的官绅区，在盐桥运河（南北轴）西侧的中央部位，是楔入这一官绅区的经济中心区的地块，这些经济中心区的存在就十分显眼。在盐桥运河东段的城垣内，北部是仓库和军营，中部是中产以下平民的居住区 域，南部是官绅区，这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东城内的东郊，则由军营、装卸堆积货物区和城内移居 城外人口的居住区构成，唯有南端是繁盛的工商 区[13]（357，359，367）。

根据斯波义信先生的研究，对照图1可以看到：宋代杭城内外的寺院密集地带与官绅区关系密切。一方面，城外寺院分布的密集地带与城外官绅区和湖山胜境多有重合；另一方面，城外寺院分布的密集地带距离城内官绅区也都较近。这主要是因为湖山胜境是有钱有闲者向往的乐土，他们通过创建功德坟寺、别墅等方式，满足自己追求山水情趣的目的。而寺院创建于环境优美的官绅区内，既可以满足寺院追求“奇胜之域”的宗教要求，也较易从官绅那里得到经济支持和政治庇护。

宋代杭州寺院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人口分布、经济状况以及人为原因等诸多因素因缘和合而共同形成的，虽有主次和程度之分，但诸因素在此过程中却因或多或少的对其产生影响而缺一不可。

注释：

①《梦粱录》与《咸淳临安志·寺观》关于杭州寺院数量的记载差别较大，或与“诸录官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是否统计在内有关。南宋中晚期，朝廷对寺院的控制一度放松，虽也新建了一批寺院，但数量并不太多。

② 北宋杭州新建寺院数量较少（参见拙文《北宋寺观政策与数量探析》，《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且基本承袭了吴越国时期杭州佛教寺院的基本格局。南宋时期虽有一部分新建寺院，但基本没有改变先前的总体状况。关于吴越国时期杭州寺院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原因，参见拙文《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③ 资料来源：《咸淳临安志》卷58《户口》和卷76《寺观二》至卷85《寺观十一》。

④ 诸县之中，临安县户口数较之余杭和盐官都少，但寺院数量却最多，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临安为吴越王钱镠的家乡，钱镠发迹之后，在故乡新建、扩建寺院40余所。66所寺院中，除3所建于两宋，11所不能确定建立时间之外，其余全部创建于吴越国及以前，参见拙文《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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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