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转向与实践的冲撞

冉 聃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

20世纪60年代，库恩发表了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并提出新旧范式不可通约论，从而引起科学哲学的历史学转向。发端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在认识论上对科学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主张对科学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并用社会实在论的解释模式解构了科学哲学的自然实在论。爱丁堡学派借助单一的社会利益因素所构造的科学说明模式，受到了来自SSK内外部的多种批判。批判的洪流导致SSK内部分化，以皮克林为代表的后SSK主张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从宏观模式转向微观模式，即从对“作为知识的科学”(science as knowledge)研究转向对“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研究，也即是转向关注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这种转向被称为“科学的实践转向”，以实验室研究的兴起为重要的转折点。后SSK超越了早期“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极端性和偏颇性，试图超越SSK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困境。

一、SSK的理论来源及发展困境

SSK的形成受到库恩范式理论的直接影响。所谓范式，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写道:“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通过对范式概念的表达，库恩把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特征联系在一起，对库恩范式理论的激进解读导致强纲领SSK的诞生，从而引发科学哲学内部社会学的转向。强纲领SSK坚持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它们“描述作为社会活动的科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