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晓黎,庞文扬,张悦清
(1.防灾科技学院 外语系,河北 廊坊101601;2.英特国际英语学校,北京100080)
在乔姆斯基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r SLA)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美国应用语言学家Krashen 提出的“输入理论”和Schumann的“文化适应理论”在该领域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两者都不约而同地将重点放在了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上。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智力因素,情感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的效果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1]。
Krashen 在“情感过滤假说”中提及的情感因素主要针对语言习得者的个体情感差异,而Schumann 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上,也可以说是情感因素的社会化。毕竟,不同语言所处的社会或文化背景并不能直接影响语言习得,而是通过社会或文化因素对习得者的情感产生作用。因此,在对二语习得情感因素的探究过程中,Schumann 的“文化适应理论”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既是对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细化,也是对情感因素另一个侧面的补充。
如果说概念可以用来标志一个时代,那么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中,最具标志性的概念毫无疑问将是“语言习得”。而在语言习得情感因素的研究中,Krashen“情感过滤假说”和Schumann“文化适应理论”则是两个不得不提及的理论成果。
“情感过滤假说”是Krashen 所提出的“语言监控”理论(The Monitor Theory)中的一部分。该理论由五大假说构成:“习得——学习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