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礼之间的矛盾——论林纾言情小说的创作及其审美意蕴

胡焕龙

(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淮南232038)

作为文学家的林纾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形象，首先是不懂外文的“译界大师”和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古文大家。他的小说创作虽在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上有着一定的影响，以至于他曾被友人誉为“小说界泰斗”，［1］然平心而论，林纾的自撰小说与他充满新的时代精神的“林译小说”和声情并茂的散文相比，思想和艺术成就显得逊色多了。笔者关注林纾的短篇小说，是想借此尽可能地走近一个复杂而真实的林纾，因为他中年后创作的短篇言情小说更精彩地揭示了他复杂微妙的心灵世界:他的生命感悟、他的审美情趣，他的种种矛盾与痛苦，他潜意识深处的“白日梦”等等。“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宗旨在此也可以表述为“文学是人性之学”——文学作品不仅揭示作品艺术形象的人性内涵，同样可以折射作家本人的人性内涵。因此，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地理解一个具有独特生命体验、文化心态和审美理想的林纾的话，深入解读其短篇小说尤其是他的言情小说是不可或缺的。

一 “名教罪人”的文化回归

在终极意义上，历史的本质就是其存在本身，是人鲜活的生命及生命存在方式。因此，人类用后天发展的语言去描述历史，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而不可能真正做到“把握”历史。不经过内在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历史不是真正鲜活的历史，尽管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它而不可能真正地还原它。只有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生命的本真状态，我们才能更接近那个本真的林纾。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纾与苏曼殊的人生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他们终生被难以调和的情－礼矛盾所苦。苏曼殊终身漂泊，饱尝人世艰辛，使他遁入空门，然又无法潜心坐禅、释怀于人间孤苦，终使他成为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浪漫“情僧”。林纾则终身为“情”与“礼”的矛盾所苦。两人不同的是，苏曼殊在其文学作品中把空门之法与世情之累、情与礼等矛盾冲突真率地、诗意浓烈地加以倾诉，以至慨叹矛盾人生的悲哀与无奈，抒发无奈中的凄婉之情成为其作品独特的审美意韵。林纾小说艺术世界却恰恰相反，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国社会诸多尖锐矛盾急剧嬗变的时代环境中，致力于“情”与“礼”的调和，精心设计情—礼相融、万事和谐的理想化审美王国，以此回应时代风云。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调和情与礼的尖锐矛盾，建立融中西、古今于一体的民族新文化，是贯穿林纾终生的文化理想。他在民国初年的言情小说创作，更为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文化理想。

林纾于民国初年的1912年开始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他在《践卓翁小说·鬊云》中表白了自己创作小说的宗旨:

辛亥之前，男女之礼防已撤。其服饰梳掠，渐渐怪异。女子不裙而绔，绔尤附股，急如束湿。忽而高鬟，忽而蜷发，忽而结辫，忽而作解散髻，忽而为抛家髻，忽而为古装，终极至于断发为止。辛亥以后，男子既去辫，则少年貌美者，两鬓刷以胶青，如何敬容。今日又轻松为云鬓，加以黑纱之半臂，草冠玉貌，过市时几不辨男女。荔香社里，小有中天，侧笑佯欢，流波送睐，彼此神往都不避人，想今日社会渐渐化为巴黎矣。呜呼!果能为巴黎者，虽不名为盛强，尚称曰巨富;若男不事生产，女不守阃范，但能袭巴黎淫荡之风，不能学法人治生之术，国不国矣!余，伤心人也，毫末无益于社会，但能于笔墨中，时时为匡正之言。

早年的林纾以激进的姿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随后大量译述的外国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对我国传统礼教形成巨大的冲击。他在众多译作的序、跋中不厌其烦地倡导西学，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然辛亥前后，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急剧崩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几乎一夜间全然西化，不仅装束打扮让林纾看不下去，男女之事公然不讲礼防、蔑视礼教。社会道德失范、价值观念混乱局面，更让他深以为忧。于是，在这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历史十字路口，以“林译小说”而蜚声海内的“名教罪人”林纾开始向传统文化回归，自觉地通过小说创作以风世俗，对矫枉过正的时代思潮和社会风气进行“再矫正”。

二 雅正和谐的爱情王国

短篇小说《鬊云》开头，林纾在点明自己匡正时俗的创作目的后写到:

小说一道，不述男女之情，人亦弃置不观。今亦仅能于叙情处，得情之正，稍稍涉于自由，绚时尚也。然其间动有礼防，虽微近浓纤，或且非导淫之具，识者或能谅之。

这段话集中地道出了林纾的言情观。作为性情中人，他深深懂得并认可两性之爱是人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内在动力。因此，言情作为一条中轴线贯穿着林纾短篇小说创作始终。立足传统而思想开明的林纾，面对社会变化的“时尚”，其言情小说既要“稍稍涉于自由”，追随时代风气，大胆描写男女之情，而“微近浓纤”的情爱中又“动有礼防”，不致使小说成为“导淫之具”，以“得情之正”。处在中西、古今交汇十字路口、切身体验诸多人生矛盾撕扯的林纾可谓用心良苦。本着“得情之正”的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精心构筑矛盾消解、万事和谐、典雅静穆的言情王国，是其小说创作的旨趣。于是，他以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式的古典爱情要素为基本架构，融进现代爱情“作料”，再按照自己“匡正”世俗的良苦用心加以精心调配，创造出一个个古典模式、现代情趣、情—礼和谐的精致爱情故事。其基本模式表现在:

1．一见倾心，矜持腼腆。古典言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普遍表现出阴柔之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精英文化的内在气质。林纾经典型言情小说无不着意展现男女主人翁类型化的文雅、纤弱之态。才子多“白晰敏妙”，呈文弱的女性化气质，如赵东生“少年美风姿，顾影自怜”(《纤琼》)，陆元业“白晰，……狐裘灿然，亭亭玉立，世之佳人也”(《鬊云》)。佳人形象都是“眼波四流，媚中带庄，粉颊微丰，肥不显肉，履纤而步稳，发多而髻称，体格亭匀，风韵绰若仙姝”(《纤琼》)之类。男子面对异性主动示爱时的羞赧不前，无所措手足之态，更为林纾所津津乐道。《吴生》中的吴生见美女夜至“竞踧踖避于屋隅，不敢致问”。《柳枝》中的玉尊瞥见未来的岳父案上作札，愿以女妻之，竞“脑筋纷乱，几晕于地”。内在生命力竟孱弱到无法承受爱情的喜悦。年轻气盛时的林纾非常推崇以拿破仑为象征的法兰西民族强悍、进取的民族精神，甚至欣赏欧洲列强的海外开拓历史，因而在译序中大力提倡雄强之气以振兴中华民族，藐视文弱萎缩的传统秉性;但在才子佳人小说里，为了矫正现实社会男女交往中不受制约的“淫荡之风”，却又不得不回到传统审美情趣的轨道。这真可谓“顾此失彼”。

在传统的矜持文弱的审美情趣下，林纾对其笔下男女一见钟情的描写充满诗意，典雅内敛而有情趣。《纤琼》写东觉与纤琼相见及情窦初开情景:“生奇骇不敢正视，长揖为礼。女亦盈盈裣衽，相向无言。”《鬊云》写陆元业与鬊云相互心仪之后的相见:“女……盈盈而前，陆翁拱手，元业长揖，女亦抱礼，彼此不交一言。女既矫柔，生亦腼腆，眉梢眼角各相通辞，但无声响。”而最“现代化”的描写莫过于《娥绿》中男女主人翁共游雨雪未溶的山景时的描写:女忽然站立不稳，“生不期突进扶掖，葱尖软腻，握之如绵，生魂魄丧失，女赧及双颊”，总算突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限。然终是适可而止，不悖礼防。曾被茶花女毅然殉情的悲壮之举感动得痛哭流涕的翻译家林纾、因译述迦茵未婚先孕而被唾骂为“名教罪人”的林纾，此时更欣赏的，是中国式典雅、中正之美。

这此基础上，林纾融进第二种传统言情小说的“配料”:

2．诗词传情，学问为媒。以诗词表露男女主人公内心深处微妙情愫，是中国古典爱情小说的审美情趣所在，集中体现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民族特色”。林纾在此不仅让男女主人公处处吟诗作赋，更让他们以学问为爱情的推动力，在二人世界中每每探讨各名家诗词源流、书意画蕴。《朱廓》中男女主人公详细讨论《三坟》的真伪问题，一本正经的考证过程几占全篇四分之一。更为奇特的是，《吕紫娥》中的侠客身入贼窟，竟与贼女大侃王渔洋诗，以致林纾自己在跋语里自嘲“小说家言，往往突兀，无可取证。”这种不顾人物身份，不顾具体情节需要，让男女主人公动辄大谈学问，成为林纾小说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这自然表明林纾追求其小说的文化品位并借此“炫才”的心理，而更深层的意味，大概借此使青年男女悄然涌动的自然情欲尽快“升华”，越过“性”的“雷区”而进入纯情的审美境界，达到情礼和谐，从而“有惊无险”。所以，这也成为林纾建构他的和谐审美王国的重要一环。

从更深层面看，林纾这种学问为媒的言情模式似乎还包涵着他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辩证关系的社会理念。早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林纾就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而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兴女学;他认为接受过必要的文化教育的女子才能是自觉自为的、理性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下实行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才不至于陷于淫乱。林纾在《〈红礁画桨录〉序》里对此说得很清楚。在小说《桂珉》跋语中，林纾写道:“究之男女之爱，全球皆然，须有学问为之界域，或不至乱也。”林纾在作品中以牺牲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真实为代价，形象地演绎了他的思想理念。

3．父母允婚，情礼相谐。情与礼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以情抗礼或以礼制情，是自古以来中国言情文学的永久主题。然而辛亥革命前后，道德失范、人欲横流、世风日下。这正是他在迷惘与失望之中的“伤心”之处。于是在他的言情世界中，他一厢情愿地作出精心设计:自由恋爱与父母之命相得益彰，情、礼相偕成趣。

在中国言情小说世界中，开明父母的形象也时有出现，作为作者在无法解决情礼矛盾冲突的一种理想化结局。然而在林纾的言情小说中，当事人的父母无一例外都是开明、亲切、善解人意的。他们一旦发现儿女们的私情——当然这是不会“越轨”的私情——便无条件地同意，并主动促成婚事，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儿女私情“不谋而合”。《纤琼》中的赵东觉在姑妈家与表妹纤琼一见钟情。及赵返家，向母亲呈上姑妈的书信，乃姑氏求婚书也”。《盈盈》中的水仙庵尼姑盈盈，与游庵书生施鉴倾心相爱。作者借机对自然人性进行了诗意的描写。令人欣喜的是，师父慧晓察其尘心，不加责备，准其还俗;盈盈亡父之灵亦托梦于慧晓，促其婚事。于是，男女情爱、礼教规范乃至佛门慈悲和谐一致。自然人性与纯真爱情的“合法性”由家长的首肯得以证实，美好爱情得以完满结局又显示了礼教的“合情合理”。更为奇特的，是《柳亭亭》中的爱情“佳话”。作品描写明朝末年南京秦淮河畔名妓柳亭亭与书生姜瑰由以色相悦到才情相吸再到患难真情，尽情渲染二人的“放纵”意态。同时，姜瑰总是担心“老父方严，决不吾许”。然而，身为南京知州的姜父竞不以亭亭妓女之身为意，未见其人而慨然允婚，并不顾身份前往青楼为亭亭医治妇科之疾。老父慨然大度的许婚、调疾之举让姜瑰与柳亭亭大感意外并深受感动。而读者在作者的“肆意调度”下，只能是屡感意外了。

程朱理学把传统的人伦之礼上升到具有本体意义的“天理”，视人的自然情欲为破坏宇宙绝对理性、和谐秩序的恶渊。二程认为“不是天理，便是人欲”，［2］强调“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是“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一是“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两者绝对相互排斥。因此，必须“革欲复理”。林纾并不把人的自然情欲看作是邪恶，因此他总是以典雅纯净之笔把男女间自然情愫写得那样充满诗情画意，且与父母的理解支持总是水乳交融般和谐一致。这种纯正和谐的审美理想使其经典言情小说先天缺乏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演进，而显得故事平铺、单调，“波澜不兴”。因此，缺乏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成为林纾纯正的言情王国的通病。同样是“大团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往往是经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后的消解矛盾，走向团圆;林纾则从根本上取消内在矛盾，在表面情节的“沧海桑田”中始终有着潜在的和谐趋势。因此可以说，林纾的言情小说与其说写了爱情本身的发展历程，不如说仅仅写了男女主人公的“姻缘”而已。

然而，在林纾“人作之和”和谐世界背后，还有一层本体性的“和谐”力量，那就是:

4．姻缘前定，天作之合。“天作之合”既是人们对美好婚配的赞誉之词，也是古老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社会延伸。林纾在他的经典性言情王国里把它转化为“姻缘前定”、“命运使然”。《纤琼》中的赵东觉在去合肥姑妈家省亲之前梦至一故家园亭，并于粉壁题情诗《蝶恋花》。至姑家后，惊奇地发现姑妈家庭院与梦境一模一样。夜为姑妈扶乩求仙，箕竟书其所题《蝶恋花》，并曰:“前缘所定，后祉方遒。”《盈盈》写盈盈与施鉴私定终身后，不但盈盈亡父托梦于慧晓师父道拜托之意，慧晓亦“因缘听俗”，预约施鉴于明年自己坐化前一日来领美人归。明年，果如其言。其他如《柏梵娘》、《郑问》、《渚莲》等多有这种姻缘前定的神秘命运安排。这也是林纾“志怪”、“传奇”传统小说理念的反映和对传统小说阅读期待这一公众文化心理的迎合，从而增强小说的趣味性。

总之，林纾由男女之情、开明礼教和人生姻缘/因缘三位一体的多重和谐，精心设计了他心目中纯正典雅的言情王国。在此理想化的完美境界中，男女自然性情总是超越“性”的冲动迅速向纯情升华，并自然而然合于礼防;礼防以对“不及于乱”的纯正之情的慨然认可显示其开明与“人道”。而“前缘所定”为这一切做了最根本的“合法性”解释。这种古典、精致的言情王国遂成为一个虽有悲苦人生却少有悲剧情怀，虽有生活情趣却少有生命激情、封闭自足的纯净世界。这是林纾一厢情愿的“白日梦”。

然而，这只是一个显在的、理性的林纾。在他精心营构的和谐审美世界里，却常常涌动着不和谐的暗流，在无声地解构着林纾的精彩制作，客观上显示了人情与礼教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这使他有些象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推巨石上山似的徒劳而无奈。在此，生动地展现了显在的林纾与其潜意识中的另一个林纾的矛盾冲突。在这一冲突中，一个更本真的林纾逐渐显现在我们面前。时代的难题也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 情－礼矛盾中的本真林纾

《秋悟生》、《穆东山》、《朱廓》、《谢兰言》等篇描写男女主人公据“礼”严词拒绝对方的求爱。表面上看，林纾是借以宣扬礼教，但文本下面隐藏的却是一个本真的林纾。林纾复杂的文化心态及人格模式在这个情礼尖锐冲突、以礼制情的艺术世界表象中不经意地显露出来。

林纾中年丧妻后，曾有青楼才女谢蝶仙向林纾屡表爱意，拘谨而守礼的林纾拒绝了;她在失望与惆怅中不到两年便恹恹而亡。此事给林纾造成终身遗憾。他作《冷红生传》追忆此事，又做小说《秋悟生》、《穆东山》两篇再叙之。晚年在《七十自寿诗》中再追溯这段往事，真是难以释怀。在小说中，林纾把“秋悟生”塑造成以礼拒情的正人君子。“秋悟生”者，乃中年后对人生——包括此番艳遇的反省、感悟也。秋悟生潜意识中是渴望有红颜知己对自己的崇拜的，故与欣赏自己的谢蘧仙相见时，兴致勃勃，语言诙谐，陶醉于异性的温存之中。当其得谢氏赠物并获悉谢氏希望“使谢氏之衾一夕与先生同暖”后，一面说“我能宛曲道美人情愫，宁于蘧仙决然同路人?”明确表示领受对方的爱情——自然包括与谢娘一夕同暖。然立刻又冷冰冰地以“礼”拒之，并认为“风尘中人不可主中馈”云云。三岁，谢娘死，生却又“失声而哭，因为诗以吊之”。诗出《临川梦》，真情至性之词也。秋悟生既是率真随意的才子，却又秉“礼”而庸俗、鄙陋、酸腐、虚伪;那番看似斩钉截铁、义正词严的回绝，实乃言不由衷、欲盖弥彰的套话。这种在“礼”的束缚下形成的内在矛盾造成双重人格。越是回绝得铿锵有力，就越显得虚伪做作，从而越显出礼教的违背人情。谢死后秋悟生的痛苦与怀念，实是对谢娘的真诚忏悔，对自身的否定与批判。取同一素材而作的《穆东山》中的穆东山面对多情的谢蘅碧的真诚求爱，更表现出铁石心肠，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下暴露的是故作姿态的虚伪和心胸的偏狭、迂腐的人格。与真诚的谢蘅碧相对照立显其令人恐怖的冷漠和让人厌恶的虚伪。显在的林纾“以穆生为是”，宣扬礼教，而其潜意识中的另一个林纾又以谢娘善良温厚的本性、纯真的情爱和穆东生的刻薄，给了“小说家”林纾一记无声而有力的耳光。

《朱廓》写书生朱廓到一显宦家坐馆课其幼孙阿良。孀居的阿良母爱上朱廓。朱廓严正拒绝。后朱廓与阿良俱进学得官，“阿良请旌母节，生斥驳之”。官僚朱廓据礼判阿良母道德死刑，直到阿良母在思想和行动上与过去“彻底决裂”，方才获得“赦免”，补进“节妇”行列，重新获得自己的“第一生命”。这是一篇典型的宣扬封建礼教的作品。然而作品深层文本却真切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貌美的年轻寡妇，在封建礼教的严格监督下，大胆而含蓄地追求异性之爱，追求个人幸福的悲剧。从她以小笺向朱廓提问看，阿良母遍览经典，才华横溢。她向朱廓传小笺，与其说是求教，勿宁说是传递求爱信息，求得“知音”。接着，阿良母主动为朱廓“制木绵之裘”，遭到拒绝。又对朱廓“馔日益丰”，再遭婉拒。最后，趁朱廓回家省母之际，她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朱廓回来后:

夜中展被，忽闻异香，心怪之，被中得红罗巾一，裹以戒指。生大惊，匿之，问馆僮何人至此?童子曰:“先生归后，夫人时时至，凡先生诗文之稿，一一翻阅都尽。昨夕月明，夫人尚燃灯坐此，漏尽三刻始入。”

显然，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才女对才子的欣赏，对纯真爱情的诗意表达，对灵肉和谐的美好婚姻的渴望。月明燃灯独坐更深，传达了多少丰富微妙的情感波澜与人生况味?侧面描写虽使我们无法亲睹其芳姿，直接深入其内心世界，然作品步步暗示给读者的，却是一个富有才情、纯真善良的美好形象。林纾在无意中赋予她的，是美丽、温柔，富有教养，充满内在生命活力的美好品质。在此“规范”下，读者无论怎样推想，都决不会把阿良母与“淫荡”、“无耻”联系起来，而只能给予她深深的理解和同情。然而——

生大惊，自念:我非相如，而夫人乃有文君之思，误矣!……丈夫所不易得者学问耳，美人何为?况彼艳孀，且逾三十，娶之何名?京师人多口杂，吾以年少，乃偶孀雌，则下地何由自齿于士类?

如此想法，活脱脱地自画出传统礼教培育出的鄙陋自私、冷漠偏狭的人格，一个典型的冷血动物。礼教使他丧失了人类应有的关爱与同情的美好品质，这使他不仅以庸俗自私心理断然拒绝阿良母的纯真爱情，而且得官后再怀着自以为是的道德优势对阿良母表示着轻蔑。阿良母的情真意切与朱廓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阿良母以“忏悔”博得“旌节”，向封建礼教屈服，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妇女普遍的人生悲剧;阿良母“错爱”朱廓，不仅是她个人的“失误”，也是广大中国妇女在礼教森严的社会环境中寻求爱情必然的悲剧性结局。

而在此，两个相互矛盾的林纾也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宣称“朱廓可以风矣”的道学家林纾。而在这个林纾的潜意识世界，又隐藏着一个真情至性的林纾，这个林纾通过对阿良母爱情的诗意描写和对朱廓鄙陋嘴脸的精彩刻画，传达着人道主义情怀;这个充满“诗意力比多”的林纾以他充满同情与理解的温馨描写悄然消解着道德林纾的庄严说教，使作品在思想倾向和审美理想上呈现出喜剧性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又悄然解构着林纾在经典性言情小说里精心营建的古典审美王国。

在林纾的言情小说中，《谢兰言》可以说是最具现代气息的一篇。小说内容中西合璧，是过渡时代中西文化因素与审美趣味的“大拼盘”，从文化意义上看，它是一篇典型的“林纾式”小说。作品写台湾兵备道韩元化之子韩子羽与广东香山巨贾之女谢兰言的爱情故事。在同往英伦留学的船上，男女之间进行的是摆脱了家族、媒妁等外在传统束缚，以自由的个体、以西礼西俗的现代交往。至英伦后，韩子羽与谢兰言“星期休假，必相约为野行”。兰言病重，子羽执其手而亲之。女病愈，二人同至“大逆旅”相互照顾。回国舟轮上，亲昵有加。此篇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爱情小说，爱情生活丰富多彩，感情发展合情合理，爱情双方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始终是爱情生活的主宰而非“媒妁”、“姻缘”的傀儡。

海轮近祖国之时，忽遇飓风而触礁，韩、谢二人漂流荒岛。生死患难之际，二人情谊更笃。子羽不禁希望谢能“不徇俗见”，从西俗而自由结婚。不料谢兰言听后振振有词:“礼防所在，吾不能外越而叛名教……今同在患难之中，偶一不慎，即百死无可前涤，弟其慎持此意。”“在私情言之，则情胜于义;在礼防言之，则礼重于生。弟慎保此情，吾力守吾礼，彼此两得之矣”。言语之际，“凛然若不可犯”。谢兰言的这种“剧变”，犹如迎头一盆冷水，令人猝不及防，破坏了整篇小说步步铺垫、已水到渠成的温馨而浪漫的审美意韵。在作品人物而言，可能祖国渐近，身心必须有所“收敛”。更可能的是在林纾而言，他在不知不觉中由着自己的“性子”，让男女主人公在“夷人”世界数年间无拘无束地谈情说爱，其行为早已突破了中国社会道德底线，走得实在是太远了。故当二人身近祖国之时，林纾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小说界泰斗”也要面对中国社会现实，于是不得不在难得的“二人世界”里让谢兰言突然来个“急刹车”，让一个深深西化了的知识女性川剧变脸般大谈“礼防”。林纾也可能借此宣扬礼教的威力，但由于作品在大部分篇幅中对爱情的诗意描写反而使这种礼的威严显得鄙陋可笑，不近人情;林纾也可能借此表达他的文化立场:西俗言情旧礼成婚，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的发展历程却又充分显示:这种绝对排斥人的自然属性的礼与纯真的人情美和本真的人性美是背道而驰的!林纾本是千方百计地调和情礼矛盾，但通过他真情至性的生动描写而又刻意地“画蛇添足”，反而暴露了礼教与完美人性的无法调和，暴露了以礼教匡世的林纾与其灵魂深处真情至性的林纾的内在矛盾。

四 在“现实主义”和“志怪传奇”之间言情

在大量译述欧美近代文学作品过程中，林纾以其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领略到西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精神。他尤其推崇英国小说家迭更(今译狄更斯)“于布帛粟米中述情”的现实主义手法。［3］正是秉承这种现实主义小说理念，林纾在创作中自觉地摹仿狄更斯等艺术大师，在其模式化、理想化的腊像王国之外，创作出接近现实生活、富有生命气息、各具特色的爱情小说。与此同时，林纾又是一个半生浸淫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世界的文人，服膺于中国传统小说志怪与传奇美学旨趣。于是在他对现实主义推崇的同时，又以生动的文笔描绘了一个离奇荒诞的浪漫世界。一个作家同时具备两副笔墨，描绘着相互交织的两种艺术天地，可以说是林纾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质。

《洪嫣篁》是林纾自觉实践狄更斯“于布帛粟米中述情”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尝试”之作。作品刻意写出珠霙、嫣篁二人的“弱点”:珠霙颇有诗才尤工围棋，但不能持家;嫣篁诗才欠佳“然能家，米盐之事，咸布置井井。”作者虽有为写“粟米”而写粟米的嫌疑，主人公也有类型化的意味，但毕竟让“神龛”中的腊制才女身上散发了一丝“俗气”，飘出一缕人间烟火味。《胡燕玉》、《何叆娘》、《洪石英》都是写性格柔弱的美少年与强悍的美女结合，婚后受悍妻打骂却情深意笃、琴瑟和谐的喜剧故事。《胡燕玉》中的胡燕玉外悍内柔，“一语涉嫚，辄嗔怒不可遏抑。”成礼之夕，薛公子“不期投身入怀，燕玉即抚之，如弄娇子也”，为林纾小说中罕见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戏剧性场面。情趣昂然的求爱方式，谐谑的日常生活细节，为林纾言情小说新的审美特质。《桂珉》则以一层淡淡的悲剧色彩描写闽之梅花村富户之女桂珉与穷书生谢井玉真切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是林纾言情小说中难得的描写爱情本身尤其是描写女主人公爱情心理的佳作。感人的女性形象、真切的人生况味、可贵的平民意识，都使这篇小说别具一格。

《裘稚兰》写侠女裘稚兰在京师郊外对书生吕秋士一见钟情，遂以飞人夜赠信物等奇特手段求爱。神秘的身份和独特的举动，使小说笼罩一层传奇色彩。在这里，不再有“才子佳人”们靠雅正的诗词拐弯磨角地传达那一丝孱弱的生命气息，有的是美丽女侠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欧阳浩》写平民弟子欧阳浩与满清睿王之庶出女黛娥的爱情故事。小说开头一幕可以说是颇有情趣的“男女相悦图”。黛娥援墙攀树落枣示爱，戏谑之情跃然纸上;以礼教视之，可为惊世骇俗之举。而欧阳浩亦非那种在异性面前面頬尽绛、羞赧无措的酸腐之辈，而是欣然与之接谈，并以宋玉东墙之诗戏谑之。女解其戏而弗怒。两性相吸、两情相悦，可为自然人性之自然流露、情趣盎然的“特写镜头”。欧阳浩在木兰秋獮中以武功救睿王而终于获得美满的爱情。在此，我们领略到北国人民质朴、粗犷的秉性和充满生命激情的诗意生活，与林纾“雅正”的言情王国中才子佳人的矫情与做作迥然不同。

真正铸造林纾小说艺术灵魂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小说理念。中国传统小说精神在本质上是浪漫的、非现实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补史之阙”、“志怪”、“传奇”等才是小说的“正统”内容。志怪和传奇因素与言情一样，几乎贯穿林纾短篇小说创作全过程;在总体上形成林纾短篇小说亦真亦幻的浪漫主义艺术风貌。

林纾不少小说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受到蒲松龄的潜移默化。林纾逝世后，章太炎曾慨叹道:“呜呼畏庐，今之蒲留仙也!”［4］遗憾的是，囿于调和矛盾冲突，追求“得情之正”，宣扬传统道德的林纾却未能象蒲松龄那样在这片梦幻般的艺术天地里尽情抒写人生理想、展现内在生命欲求。作品的思想与审美价值不但无法和《聊斋》比肩，甚至逊色于其“才子佳人”纯情王国与“现实主义”情爱世界。

《文振》写吴县书生文振赴京参加会试，过德州，投荒村林樾间一新建别墅。生见后院粉壁上七绝一首，自哀身世。夜半，一着旗装女鬼入，预言生将得中然其妇将殁。但劝生仍赴京赶考，以荣其妻。果如其言。作者的跋语与其说是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不如说是对自己早年屡试不第的人生感慨、其庸人人生哲学的“艺术折射”。那女鬼的一番倾诉，除因一己不幸身世而表露“夫贵妻荣”的世俗愿望，实在迸发不出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柯红豆》写徐生周量独游西湖，见红豆之墓，遂与红豆之魂对语。然作品旨趣与《聊斋》大异:聊斋之狐魅爱书生出于真情至性，夜潜书斋，相爱成欢，或患难相助。此篇作者感叹红豆“可云情中之侠。月黑林青，男女相语，即使秉礼者，亦难必其不乱，况乃鬼耶!”本可以演述为人鬼之恋的浪漫传奇，就这样被林纾的“礼”活活糟蹋了。《吴生》写永嘉人吴道素随伯父宦闽。伯父好友叶公之女叶韵兰绝美，能诗词。镇海楼狐仙化为叶韵兰夜至吴生处，与生论诗词。狐仙“因慕君颜色而来”，并以叶韵兰之手批晏小山艳情词作文稿启蒙吴生，本出于自然性情的求爱，但又视“情”为恶，以礼否定人的自然情欲，结果看似纯情之狐一变而为符合传统礼教的“佳人”。吴生的进步不过是知“情”后更守“礼”。林氏之狐绝非蒲氏之狐也!在此，庸人林纾又以“礼”摁倒了其潜意识中的至情林纾。《薛五小姐》写美丽而善良的薛五小姐鬼魂爱上于凶宅里读书应试的徐用中，对徐倾诉衷肠，最后与徐相亲相爱。然其结尾作者的“讽劝”之言则又庸俗地理解了小说的“醒世”之功，无形中又消解着小说本身的美好审美意韵。《林雁云》为闽中才子林雁云(归守明)与凤姑(陈金凤)再世姻缘故事。林纾不仅没有否定当年陈皇后金凤与其男宠归守明之间的“秽事”，更以再生姻缘的形式把二人的爱情写得声情并茂，颇为感人。这段姻缘堪称“淫乱”，大违礼教，而林纾让读者领悟到的却是自然人性的纯真美好，且跨越个体生命局限，天长地久，具有永恒意义。此时的林纾仿佛又变成了译《迦茵小传》时的那个林纾。喋喋不休大谈礼防的林纾在这篇小说中又冷不防被自己的“力比多”冲翻于地。既要以人的纯真之爱反对礼教压迫，又不得不以“礼”来匡正眼下“淫乱”的世道;为情所累又为礼所缚，在两者之间小心地走钢丝却又常常偏离“中道”。站在历史与文化的歧路处，林纾可以说“左”、“右”为难，其灵魂深处实际上是很辛苦、很迷惘、很尴尬、很无奈的。

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旧文学”还是“新文学”，都出现了大量悲情气氛甚浓的反封建言情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恪守礼教的“封建家长”与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男女”之间阵线分明，势不两立。激烈的矛盾冲突在表层文本中震撼人心地进行着。民国初年，言情小说界感伤之风蔓延文坛，出现了诸如“哀情”、“惨情”、“苦情”、“痴情”等举不胜举的言情门类。男女有情人面对所谓的“封建礼教”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有在幽怨与无奈中抱撼终身，或以泪洗面、或寄情诗赋，或香消玉殒，可谓满纸血泪，一片哀声;春池秋梁，几多断魂。愁云惨雾，催人唏噓!苏曼殊《断鸿零雁记》、徐枕亚《玉梨魂》、吴双热《孽怨镜》等等，漠不热衷渲染“情”与“礼”的激烈对抗，男女主人公情天恨海的滔滔巨澜。而林纾却在其理想王国中兴味甚浓地把“合礼之情”与“开明之礼”小心融合，制作出一个个精致典雅、和谐温馨的成人童话爱情世界。深层的情—礼冲突被林纾一厢情愿的彩笔抹平了。“情—礼调和”与“以情抗礼”不同的文化立场与价值追求，使他们面对同样的社会人生，而创造出风味迥异的艺术世界。然而，林纾在实际生活中却又切实体验到由文化冲突造成灵魂撕裂的痛苦，因而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把这种外在的冲突内化为个体生命体验。同样写寡妇恋爱，《玉梨魂》以浓艳的骈文把白梨影与何梦霞的恋爱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显在的悲剧结局明确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林纾在《朱廓》中维护礼教的态度非常明确，但对阿良母纯真的生命欲求的诗意描写又客观地揭示了礼教的违背人性。这是更富生命本真意味的矛盾。林纾在经营他的和谐纯净理想审爱情王国的同时，又以这种内在矛盾把它解构掉。这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林纾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林纾的短篇小说创作虽然代表了那个时代应有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它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超越时代的东西。在那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的历史时刻，顽固派和激进派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态都显得“单纯”而透明，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都扮演了喜剧角色。唯有林纾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灵魂深处既被传统文化染上抹不去的生命底色，又在感情和理智上真诚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熏染。他们以自己内在的生命体验来面对和理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互渗。然而由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非理性的冲突与混乱，无情地撕扯着他们热切探索的灵魂，使他们深深坠入迷惘与困惑之渊，注定要扮演这场历史剧目的悲剧角色。林纾不是时代的思想巨子，他不具备形而上的文化意识和居高临下的历史眼光，因而在文化冲突中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尽管热切欢迎和拥抱新的时代的到来，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使他太拘谨、太认真、太执着，因而面对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又愤然而迷惘地回归传统。短篇小说作为林纾的“白日梦”，正艺术地展现了林纾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展现了林纾人格结构的内涵。它可以说是解读林纾的生命感悟、剖析其文化人格的一把钥匙。就艺术手法来看，林纾的短篇小说既是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精神最后的闪光，又是现代小说艺术特质萌芽的温床。过渡性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1］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88．

［2］(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 潘富恩，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90．

［3］林纾，洪嫣篁．林纾选集［M］//林薇，选注:小说卷(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45．

［4］章太炎． 前言·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M］//林薇．林纾选集:小说卷(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