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以“自然为本”的入世关怀

2013-04-16 06:02杨芳芳
学理论·中 2013年2期
关键词:自然老子

杨芳芳

摘 要:统览《道德经》,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都是老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重世情节,老子不是一般意义上、自私的、只求保全自身的隐者,而是一个有着积极救世情怀,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大公”之人。他的“道”的思想,取法“自然”,以“慈”为本,是针对战争的发起者——“侯王”提出的,带有解决现实忧患问题的重大责任;“道”的种种特性——“无为”“不争”“守雌”的思想也都是希望“统治者”去遵守从而维持社会安定的。

关键词:老子;自然;积极治世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25-02

一直以来,相比于孔子明显的入世情结和人文关怀,老子都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出世的隐者。纵观《道德经》的五千言,老子的思想重在“无为”“贵柔”“处下”,显示出一种与世无争的淡然之感。而这常被世人误以为老子的思想是消沉的、厌世的。以往学者也多喜欢把“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理解为一种传统的隐士哲学。然而仔细品味老子这句话,“功遂身退”,先“功遂”,才会“身退”。如果不入世,哪里来的功成名遂?其实道家不是一味地要大家做个隐居者,他强调的是“自然”二字。如果你身处乱世又有条件隐居,那隐退是自然之道;但若你身处富裕人家,刻意避世修道,那就不是自然之道,违背了道家的本意。所以我们要了解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首先要将它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了解它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从单纯的思想层面来看,老子的哲学确实带有超然于物外、与物无争的思想内涵,但是任何哲学思想的提出,都是需要联系和考察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制社会,整个国家分崩离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忧国忧民的老子面对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提出“道”这样一个意蕴丰富的词作为他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意图通过把他在经验世界里所体悟的道理,通通托付给这个所谓的“道”,作为它的特性和作用,以解决现实的种种苦难和灾祸。正如陈鼓应教授所认为的那样,“道”的问题,事实上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都是老子所预设的。我们可以视为“道”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它乃是迎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所开展出来的一种理论[1]22。一些人总是试图把老子的“道”当作世界的根本起因,认为能解决任何人生所面临的一切琐碎问题,一旦不能够如愿,就开始质疑老子思想的可行性和正确性。其实,老子只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道”只是老子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对自己看到的社会动荡与人们疾苦的所思所想的有感而发。它可以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帮我们摆脱执迷的困境,但不是可以直接拿到别的情境中就可以预见一切的。哲学浓缩着时代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现代人类思考种种问题的不可或缺的资源,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人类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的智慧思考,并把这种智慧变成我们精神生命的一部分[2]165。而不是胡乱猜测以今度古,或是机械式的生拉硬套。

老子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短短五千言,字里行间却都充满了对老百姓的关爱和同情,对统治者残酷暴敛行为的痛斥和厌恶,而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提倡个人修养或者遁世行为的言说。儒道两家言论的不同点并不是一个出世,一个入世,而应该说孔子是一位体制内的改良者,他提出复归“周礼”来避免战争,维护社会的安定。虽然孔子也坚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思想,把“仁”(“慈”)放在了“礼乐”的前面,但是对“古礼”的遵从和固执仍然使他“泛爱万物”的思想带有保守性和僵化性。而老子则突破了固有思维的局限和约束,成为一位体制外的改革者和创新者。“道”既是他形而上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又是他形而下的治世原则。钱穆教授指出,“道”应有一个向往的理想与目标,并加上人类的行为与活动,来到达完成此项理想与目标者始谓之道[3]2。所以,老子并不是单纯的超然于物外,而是从对现实社会的思索出发,提出了“道”这个可以解决社会纷争的方案。老子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践行和维护,这显然是一种“积极治世”的人文关怀和入世情节,并非是消极避世、保全自身的价值观念。

在老子构建的道家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观念占有重要地位。在老子看来,“道”和“自然”的内在实际是一致的,“自然”构成了“道”的核心内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道”以“自然”为法则,“道法自然”意味着道是无所效法、是自生自成、自然而然的。它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它依靠一身自然而然的运行来生产整个世界。老子希望人们“复归于婴儿”,去回归到人类最质朴的本然状态。这不同于落后和倒退,而是要求统治者少私寡欲,做到“知其文明,守其朴素”,使其“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让老百姓在其统治下,能够没有任何畏惧地顺从自己意愿的生活。“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1]308。这种自然而然、无为不争的状态,就是老子心目中为政治国的最高境界。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为了构建一个百姓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自然圆满的“理想国”,老子对统治者提出三个要求:“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4]171“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不仅是老子对统治者个人修养的期望,同时也是他的思想体系中,达到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和实现之路。

“慈”是老子所有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如同“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在一样,“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衡之”[4]170。简而言之,“慈”就是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统治者对老百姓的仁慈之心。老子身处乱世,目击暴力的残酷性,深深感到社会的一切战乱纷争的根源,都是因为统治者对其治下的百姓缺乏基本的同情之心,而从一己私欲出发,为满足个人的利益要求发动战争,扰乱人民的安乐生活,甚至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统治者能够更多从百姓的角度出发,想其所想,急其所急,也就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迫害百姓。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关于仁慈和爱人的思想线索。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把这个“仁”的思想发展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儒家对于“仁”的阐发仍然是有所保留的,“克己复礼为仁”,纵然是强调要“天地万物一体”,要尊重自然的规律,要爱护我们的同胞兄弟,却又把这些关怀和同情放在了“复礼”的约束下。也就是说,我们要施与爱心,但前提是必须遵循“礼”的宗法制度的要求。这样有差等的“爱人之心”,显然不如老子对旧有传统制度坚决采取的破后立的豁达态度。

俭就是节约爱惜,修身曰宝精贵气、涵养精神;治国曰轻徭薄赋、少私寡欲、勤俭治国,只有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地节省民力物力财力,才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更好地为民谋福。你若想给人一滴水,自己就必须要有一桶水的容量;你若想奉献爱心、济世救人,就必须有深厚的精神积累、物质积累。而只有俭,才能做到这一点。“俭”是老子对统治者自身修养的要求。“俭,故能广”,克制能够成就广大。克制就是对自己的约束,克制的根本意义在于把所有的力量用在真正应该用的地方上,而不在其他地方浪费。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聚集起足够的能量才能完成突破,提升自己,这样才能到达“广大”的境界。而对于懂得“道”的人来说,约束和克制是为了成就更高层次的自由和解脱。“知足之足,常足矣。”统治者安于平淡的快乐,收敛野心勃勃的意图侵略,清静无为,不发动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本于“慈”的爱心。这种“俭”的精神,同时也会影响民众。

老子还讲到,“俭”也就是“啬”。“治人事天,莫若啬。”啬本意为爱惜,这里引申为培蓄能量,充实生命力。“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管理国家和养护身心一样都要防微杜渐,早做准备,不断积累“惟道是从”之德行。这样才会克服克制一切不利因素,具备无限发展潜力,才能掌管好国家。

“不敢为天下先”,是一种卑下,谦让的态度,尤指统治者对下的“不争之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为上者出于“慈”的本心而善待万物,保护百姓,从不考虑自身的得失,“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4]20水是古往今来颇堪玩味的一个概念,古希腊,古印度的人都把它和创生联系起来,老子认为最高尚,最接近“道”的德性,就要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停留在大家厌恶的地方,居卑忍辱,“夫唯不争,故无尤”尽其所能的帮助别人并且不争名夺利,居功自傲,才能不得到怨咎,并且最终能够成就自身。“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4]19保持谦让,退藏的精神,处处为他人着想,才能够赢得大家的爱戴,自然而然地完成自己的理想生活。所以,老子认为:“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中国古代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所面临和解决的都是其人所处的现实社会的当下问题,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针对性,所出的言论和劝解也多是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因为后者正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动力。先秦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每一次新的文化的飞跃,都是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而老子的为政哲学作为那个时代百家争鸣后最珍贵的思想结晶,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核心,其独到的见解即便是在数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中,也极具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张汝伦.中西哲学十五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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