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荣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9)
典籍在传统上体现了特殊文化的核心价值,影响到了大多数人的理念和行为。因此,典籍翻译方法,特别是对典籍中各种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显化理论被运用于翻译学源自于20 世纪80 年代,Blum-Kulka 提出了显化假设,认为这可能是翻译文本的一个普遍性的策略[1]。20 世纪90 年代,House 进一步将译文分成显化翻译(也称显性翻译)和隐化翻译(也称隐性翻译)两种[2],其核心观念是:显化翻译更强调再现原文的文化,而隐化翻译直接指向翻译的受众。换言之,House 是将原文的文化因素考虑到翻译质量评估体系中来,并且根据翻译的显化和隐化来区分翻译方向。Baumgarten 的研究更加细致,他还指出在研究翻译显化时应研究“显性”和“显化”两个词。因为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研究通常使用“显性”一词,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导向的研究倾向于使用“显化”一词。他认为这两方面研究都很重要:“一方面,显性研究可探讨语言结构表面的词汇与语法;另一方面,语言显化中使用的术语可衡量两种表达可比变量的不同。”[3]根据上述研究,翻译显化概念更加明确了再现原文内容与风格的具体方法,其中既涉及词法、句法、章法等语言内的内容,也涉及细节再现、风格、文化等语言外的因素。可以说,翻译显化是指在内涵上、方式上都更趋向明朗化的翻译。与之相反,根据译语语言规范隐去或者淡化原文中的某些语言与文化成分就是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