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交：现实比理想重要

叶海林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印度作为自己任职以来的首个出访国家，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将南亚作为首访地区的政府首脑。然而，这一纪录并不能作为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已经上升到一个新阶段的证据。直到两国总理会晤举行前半个月，双方边防部队在荒无人烟的拉达克地区的“帐篷对峙”才刚刚结束，而且，即便是最乐观的分析人士也不会认为中印边界问题会在李克强访问新德里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其实，不单是边界问题，中印之间存在的其他所有“麻烦”都仍将继续存在。就连“帐篷对峙”，也无人能够确保未来不会再次发生。最明显的证据是，中国代表团刚刚离开印度几天，印度安全部门就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逮捕了一名来自中国的藏族男子。这一案例告诉人们，即使中印两国政府都有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也无法阻止某些人物、机构或势力将他们对中印关系改善的敌意转化为具体行动。

客观地说，21世纪的中印关系，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印人民是兄弟”（Hindi-Chine BhaiBhai，1950年代曾是印度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的蜜月时期了。不过，人们倒是不应该为此感到惋惜，因为相对于为了营造一个亲如兄弟的邻里关系而将双方原本就存在的矛盾掩盖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或许现在这种合作、协调、竞争甚至对抗并存，有话能够“摆在桌面上”的中印关系更加健康也更加正常。

中印关系70年的风风雨雨至少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之间，来不得半点意气用事，刻意修好或存心为敌，都只会让双边关系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新生政权为友好关系付出了巨大努力

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斗争，和印度脱离殖民统治的努力，虽然道路存在着根本差异，但是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双方的彻底独立，在当时的世界称得上是最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之一。某种意义上，独立的中国和印度成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两座光华灿烂的灯塔，当然，照射着不同的方向。

在反殖民斗争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走在殖民地办殖民地争取独立各民族前列的中印两国，自然而然地感到亲近。这种亲自感虽然时不时地在现实地缘政治中遭遇挑战，但两国还是成功地掩盖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固有分歧，开创了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的蜜月期。

印度曾经试图迫使中国接受印度所谓中国在西藏只享有“宗主权”的立场。同时，印度还在外交和军事上试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与西藏之间的正式边界，甚至不通知北京的中国中央政府。所有这些和英印殖民政府毫无二致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民族荣誉感极强的中国中央政府的拒绝。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因为这些原则性的矛盾而和同样新生的印度决裂。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些要求不是来自于印度，而是来自于某个老牌西方国家，恐怕只要地理条件允许，“紫石英号事件”早已重复发生了。

算得上是投桃报李，遭到了中国坚决拒绝的印度审时度势，也没有选择和中国为敌。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人员往来频繁，数千年来作为中印两大古老文明交流障碍的喜马拉雅山第一次成为了友谊的象征。这一时期的中印双方都为维持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新生政权的友好关系付出了巨大努力。

即使到1959年中印的领土分歧已经无可掩盖的时候，尼赫鲁还在印度人民院作如下表态：“我的确认为，如果两个大国……冲上去卡住对方的脖子来决定这块两英里的领土究竟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特别是如果这块领土是高山上的无人居住的两英里的领土，那是相当荒唐可笑的。”就字面而言，尼赫鲁的讲话和半个多世纪后他的继承人曼莫汉·辛格在回答记者关于拉达克帐篷对峙时候的表态并无太大区别。然而，尼赫鲁还有后面的几句补充：“但是当事情牵涉到国家的威信和尊严的时候，那就不是两英里的领土了。这里牵涉到的是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

尼赫鲁愚弄了他的议员，中印边界争端涉及到的决不是两英里纵深那么简单。但尼赫鲁也说了一句直到今天对人们理解中印边界问题仍有重大借鉴价值的话，那就是中印边界如何划定，事关两个大国的“威信和尊严”。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尼赫鲁下令印度前线部队着手实施“前进政策”，试图将中国军队逼退。自独立以来，就以世界领袖——至少是之一——自居的尼赫鲁没有想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国家的威信和尊严同样比与一个邻国的友好关系重要得多。威信重于友谊，这一点新德里和北京倒是有共识，而共识的结果就是印度军队在1962年犯下的“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误”。

1962年以后，中印关系急转直下，此后20多年都没有能够恢复。其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还曾导致中国极其罕见地对自己的邻国发出类似于“最后通牒”的警告。1965年，中国严厉警告正在和巴基斯坦交战的印度不得侵犯巴基斯坦领土。此后在中国的外交词汇专用，“帝修反”分别有了明确的特指，印度被作为反动派和“美帝”“苏修”并列在一起。

虽然那时候，印度外交官也曾得到过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特别关照。“文革”时期，在中国政府的招待会上，中国政府官员例行都要对“帝修反”进行批判，而印度驻华使节则在听到中国的批评后必须离场表示抗议。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位倒霉的外交官吃不上饭。周总理曾经专门等到印度人吃饱肚子后再开始例行发言，这一小插曲让那位印度代办一直感动到了21世纪。

然而，这温暖的一幕实在是不足以照亮中印关系的黯淡时期。1976年中印边界战争结束14年后，双方才恢复互派大使。3年后，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访华，恢复了两国的高层接触。一年后，中印两国总理在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葬礼时会晤。这是1960年4月周恩来和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冷冰冰的会谈后时隔20年两国政府首脑首次会晤。1988年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来到中国。此时，距离尼赫鲁对中国的访问已经整整34年。20世纪70、80年代中印两国犹如在黑暗中沿着盘山公路相向而行的两辆汽车，小心翼翼地彼此接近着……

拉·甘地的来访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印关系摆脱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而取得这一突破的原因并非在于双方就领土问题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是中印两国都认识到了执拗于领土问题，只会让喜马拉雅山越长越高，最终把两个伟大的文明彻底隔绝。

1996年，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

自1988年起，中印双方开始努力寻找搁置两国领土争端，发展双边关系其他合作领域的途径和办法。20世纪90年代，中印关系恢复迅速，199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印度，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中印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自边界战争以来在保持边界地区稳定与和平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此后数年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1998年印度核试验，新德里方面公然把中国作为发展核武器的借口，中印关系再次陷入低谷。

不过，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彼时的中国对自身的安全更加自信，也更加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成分，而印度也知道，为了搞核武器而煽动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此而和中国重新回到对抗的轨道上去是不现实的。毕竟，印度如果要对中国保持现实的核威胁，非拥有远程打击能力不可，而中国却只需要在荒无人烟的中印边界部署射程在数百公里的短程导弹或者远程火箭。尽管印度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在军事上追赶中国的脚步，但是印度显然也不愿意仅仅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所谓“国家安全”而把两国关系窄化为纯粹的军备竞赛。基于现实，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来到中国，其结果便是著名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机制的建立。

此后10年，虽然中印关系经历了各种波折，但“特别代表”的会晤始终在保持着。这一机制将继续保持下去，并不断地为寻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而付出努力。

回顾70年中印关系的风雨，或许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也就在于此，大国之交，现实比理想更加重要。不论是要和对方携手度过蜜月走向美好未来的梦想，还是意欲和对方一较短长的雄心，都不如脚踏实地、就事论事、坦率地把双方所有的分歧、矛盾以及合作潜力都摆在桌面上，开诚布公地探索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可以等一等。中印两国加起来20多亿民众，就算一时找不到彻底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所有矛盾和分歧的办法，起码也能为两国找到一条在现实中求同存异的道路。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要想仰望星空，就要脚踏实地。

正如2013年中印两国总理会晤前发生的拉达克“帐篷对峙”及其解决过程所昭示的那样，某种意义上，这一事件证明了中印双方在都不缺乏维护自己立场的勇气的同时，已经具备了抵抗心中冲动、互谅互让顾全大局的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