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作中泪水意象的生成

叶霞

杜甫生命历程的最后十一年是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的，在长期漂泊中，诗人身体承受着漂泊不定带给他的疾病与衰老；心灵承受着远离故土、亲人离散、国事衰微与民生疾苦带给他的强烈伤痛。在漂泊中，杜甫写了一千多首诗，这些诗作因诗人境遇的惨淡而大多呈现出悲剧性，弥漫着悲剧色彩。悲剧色彩的美学本质在于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主体暂时被否定，而最终被肯定。本文从杜诗的“泪水”意象出发，探讨诗人漂泊时期诗歌中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既忧国又忧民，既欲振家室又欲振国，不幸的是诗人的“泪水”“哭嚎”于国、于民、于家没有现实的功利性，但可以引起我们灵魂的净化与升华，这正是杜诗的审美价值所在。

杜甫漂泊西南时期，唐朝已远离了盛世繁华，而杜甫几乎都在辛苦辗转中度过，长期漂泊无依的生活，加以人事沧桑、离愁别绪、乱世之悲、故国之思，使杜甫的诗作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这种悲剧以其个人的身世之悲为基础，延伸为家国之悲、时代之悲，最终铸成崇高的悲剧美。

杜甫是有着崇高政治理想的诗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诗人的愿望多么美好，他对现实又是多么自信！他从儒家仁政的民本思想出发，一心向往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天下，达到国家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封建盛世。从青少年时代起，杜甫就流露出对人生理想的强烈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都表露了他跃跃欲试的入仕心情。但终其一生，他进入大唐政治中心，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晚年漂泊，眼见大唐盛世再难复振，在纨绔重用、儒官误身的年代，自己虽颇有政治理想却得不到当朝的重用，这让孤苦老病中的诗人耿耿于怀，正如他自己所说：“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无奈地感叹虽悬隔千年，而文人志士的命运与时代的萧条如此相似，自古圣贤壮士不能及时建功立业，只有迟暮悲叹，在悲己中悲人悲世，很具悲壮的情怀。“忠臣辞愤激，烈士涕飘零。”诗人内心深处奔涌着功业未就、理想破灭的哀痛，思君报国的急切心理与现实处境又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生迟暮的悲叹也随之而来，这种典型的悲剧意识，借用“泪水”这个意象在杜诗中得到了非常深刻的表达。

杜甫出生于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年轻时是一个贵族公子，曾有过一段“裘马颇清狂”的日子，并不曾经历过太多人世的艰辛，及至他三十五岁以后，科场失意，功名不就，导致他在生活上的贫穷和心理情绪上的惆怅低落。后继以安史之乱，乱世浇漓，山川萧条，诗人也被迫四处流浪漂泊，他由此也深入到了社会的下层，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黑暗和民生疾苦，因此后期的诗作真切地表达了诗人的忧患意识

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对亲人和友人的怀念，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感情，杜甫漂泊时期的赠答或怀念亲友诗作，表达了自己诚挚的情谊。

“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骨肉恩义重，漂泊难相遇。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这些诗句句含泪，很好地表达了感伤情绪，可见“泪水”意象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时代混乱，民不聊生，杜诗中不由自主地带上时代的悲情色彩，这不仅成为诗人个人遭遇和感伤情绪的记录，更成了那个时代悲剧特质的艺术反映。

杜甫的故国之思是其思念亲友的扩展，应该说他的故国之思主要来自于他的忠君思想，自小受“奉儒守官”的家庭气氛影响，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而“漂泊西南天地间”的身世境遇，无力报国的事实，注定了诗人的这种故国之思只能是一种沉痛的哀叹，无力报国，只能漂泊天涯。“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衰疾哪能久？应无见汝期！”干戈不停、亲人隔绝、杳无音信，加之长期“天地飘零”，身体早已透支，疾病缠身，诗人清楚地感到人生将尽，他也忍受不了无休止的漂泊、日渐悲凄的生活，自己哀叹“衰疾哪能久？”这些都是诗人衰败染疾的哀叹，甚至是绝望的拭泪之叹。

在诗中，悲情弥漫，诗人的迟暮之感、漂泊之痛、家事之悲、故国之思，最后归结到“涕尽”这一句，“泪水”意象成了本诗的统领、总纲和核心，可见这一意象在此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真是“仗藜叹世者杜甫，泣血迸空者杜诗。”这些四溅的“泪水”形成了一朵朵怒放血红的花，向人们展示着悲壮而永恒的美丽。

（作者单位 甘肃省民勤县中等职业专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