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入世两相宜——龚旭东先生印象

■韦 白

人的记忆真的奇妙。有的人能过目不忘，有的人转瞬即忘。有的人对看过的书和见过的人，十年后仍能一下子回忆起书名和人名，有的人就连刚刚读过的书或见过的人，转过背就模糊不清了。我的记忆也是奇怪，记得上中学时，不管多长的课文总能轻易地背诵，老师和同学们总是夸我记忆力超群。但我对生活细节的记忆，却又混沌得如雾里看花。我对任何事物，总能即刻抓住总体的印象，但具体的细节却如流沙般即刻消逝得无影无踪。所以，我的生活总是如做梦一般，只能感受到大致的方位，但所有细部的轮廓都恍恍惚惚。因此，要准确地说出和龚旭东先生相识于何年、如何相识、又如何慢慢地由相识到相知，只能是枉费力气了。

我只记得，那时我还在湖南医科大学的设备处工作。虽然是从事仪器管理方面的工作，但实际上也从事一些医学形态学技术方面的事情。在1990年代的某天，他来到了我那摆满试剂和仪器的工作间。我们当然是结缘于诗歌的，我那时的诗自然还是有欠成熟，现在连一首也没有留下来。而真正让我与龚旭东先生建立起联系的，是现在已经过世的中国当代杰出诗人彭燕郊先生。记得当时我拿过一组诗歌给彭燕郊先生，他微微含笑地频频点头（他对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者总是以鼓励为主），并认为我的诗歌表现出了很好的抒情品质。因此，隔三岔五的，我总往彭老师家里跑。而其时的龚老师，大概正在撰写有关彭老师的大作《混沌初开》的批评文章——《充满生命之光的精神史诗》，对诗歌的感受力正处在最为敏锐、最为精准的巅峰状态。那时，我的诗歌修养尚浅，我也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让我与湖南两位“重量级的”诗歌界前辈相处甚欢，大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份吧。

熟悉龚老师的人，自然也就熟悉他的一些兴趣和爱好。首先，他是一位音乐的超级“发烧友”。虽然，他音乐方面的修为和对音乐本质性的了解，早已是专业水平的，但他对音乐的痴迷远非一般的音乐方面的专家所能及。他对音响器材的挑剔、对音色的把握、对各种音乐流派及其流变的了解，只有那些“走火入魔”的音乐超级“发烧友”才能体会和感受。他对音乐的聆听，不仅是用耳，更多的是用心在听。他对音乐“系谱学式”的全方位梳理，使他敏锐到放上任何一张音乐光碟，他一下子就能准确说出是何种类型的音乐，是该音乐派别哪个时期的作品，由谁作曲，由谁演奏，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这种音乐是从何种音乐衍变而来，等等。为了把湖南爱好音乐的朋友团结起来，他参与组建了湖南爱乐协会并担任协会的副会长，举办了多场音乐讲座，即是如乐盲的我，也是听得津津有味，若有所悟。其次，龚老师可以算得上个“书痴”。说起买书，我也是一个文学书籍的热心收集者。龚老师房间里能够找到的空处，几乎全被书籍所占据，书籍之多，常常让我望书兴叹。一般人藏书，顶多放在大小不同的箱子里，束之高阁或码放在阳台上，只有在龚老师家里，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家的衣柜里也塞满了书籍。至于办公室里，更是一片书的海洋。书多了，自然有益，但太多了又碍事。当你想起某本书，想一看究竟，但它如孙悟空藏在书籍的“群山”中，要在数千本书中挑出那本想看的书，常常会令人汗流浃背，想必龚老师自有体会吧。

龚老师不善饮，半瓶啤酒下肚，脸色就会微微泛红，露出极善良、极温情的笑容来。他白酒不沾，倒是对黄酒情有独钟。他对各种黄酒的品牌、酒质的好坏、酿制的方法和改良的时间，也是如数家珍。他有一帮子喜爱黄酒的朋友，偶尔会凑在一起喝得不知东西。这么理性的他，也许只有在黄酒的作用下，才能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展现出他人生逍遥快意的一面来。

龚老师对于湖南诗歌界，一直是热心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他的《充满生命之光的精神史诗》，在我看来，是对彭老师的大作《混沌初开》做出了最好诠释的批评文本。他全方位地分析了《混沌初开》的内在结构，并对文本中所揭示的种种创巨痛深的异化情状进行了深度的剖析。调任《三湘都市报》副刊部主任后，繁杂的日常事务让他搁下了他喜爱的诗歌评论，但诗歌界的朋友们举办的活动，总能见到他和蔼可亲的身影。他的诗歌情怀并未冷却，不仅表现在对诗歌，而且也表现在对诗人的尊重上。特别是在对待诗歌前辈彭燕郊先生的那种“尊之为师、事之如父”的情谊，不得不令人发出由衷的感佩。

“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红楼梦》中的这句诗褒扬的是一种出世的情怀。妙玉的高洁在于她与红尘彻底的断绝。但妙玉的这种“有隔”的境界——这种过分划清“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界线，把自己完全置于红尘之外的生存姿态——与宝玉那种“出入红尘两无碍”的境界相比，终究是逊色不少的。龚老师作为资深“报人”，且已担任《三湘都市报》副总编辑，在俗务繁忙的缝隙处，依然有着纯正的文学判断力，依然保有人与人之间赤诚相见的赤子情怀，在凡尘凡世的历练中，有着极清极静的内心追求和执着，把一句“出世入世两相宜”送给他，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和叶梦、肖欣